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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城文化研究３０年
吴城是指商时期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樟树吴城遗址而得名。据初步，３０年来，在江西各地发现了属于吴城文化的遗址１００多处，其中有３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发现，那就是樟树吴城遗址、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吴城遗址的发掘，确立了江西商代的考古的时代标尺，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掘，则揭开了江南商代文明的新篇章。１９７３年吴城遗址发掘以来的３０年，是吴城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工作确立、发展并获得空前大发展的３０年，在文化年代与空间分布、文化特征、生产力发展水平、性质及其与周边各区系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吴城文化的研究现状
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从发现之日起都是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存数量逐渐增加，分布地域有所扩大，文化内涵也日益丰富。吴城文化亦是如此。吴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新的不断积累与新方法逐渐加以运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平分为二个阶段，前后各１５年。
第一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８８年春），是文化命名与科学的文化分期研究阶段。１９５８—１９７３年秋季以前，江西全境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不多，对本地先秦文化的认识仅孤立地限于几何形印纹陶，因而，这一时期所做的考古与试掘工作，往往将商周及其以前的遗存笼统地称为几何形印纹陶遗存，归入新石器时代遗址。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吴城遗址进行了３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１１１７平方米，出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时期的遗物５００多件，通过对比分析，确定吴城遗址为一处商代遗址。这一发现，第一次从江西的几何形印纹陶遗存中划分出了属于商时期的文物，表明商文化曾对江西产生影响，从地层学与类型学上确立了江西商代的考古的时代标尺。本阶段最大的成就是初步建立了吴城文化考古资料的时空框架，基本弄清了吴城文化的延续时间和分布范围，为吴城文化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全面繁荣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从田野资料积累和基础研究积累两个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
第二阶段（１９８８秋至今），是吴城文化考古方国地位确立阶段。吴城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进入全面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其开始的标志是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掘。这两项重大考古新发现，与过去江西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铜器，吴城遗址发现的冶铜遗迹、出土的石范及其它遗物一起，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本阶段经正式考古试掘与发掘的吴城文化重要遗址有：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九江龙王岭遗址等。这一系列考古工作，将吴城文化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３０年来，吴城文化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加以概括：
吴城文化的命名 １９７６年，在筑卫城遗址发掘简报中首次使用“吴城文化”的概念来表述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１９７９年，北京大学《商周考古》编写组对吴城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概括；１９８１年，李伯谦对吴城遗址１—３次发掘资料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后指出：吴城青铜文化“主要因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进而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般原则，首次提出了“将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这类遗存命名为吴城文化”，并归纳了吴城文化的特征，提出了吴城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他的这一观点得到普遍公认，为吴城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吴城文化的内涵 关于吴城文化的性质，主要有中原商文化一个地方类型说和土著说两种不同的意见。
多者认为吴城文化是赣江鄱阳湖流域一支与商文化存在明显区别的地方文化，既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带有一定的商文化色彩。但吴城文化的分布范围有多大，则有分歧。彭适凡认为吴城文化是分布于江西全境的一支商代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吴城类型和万年类型，“主要地分布在鄱阳湖—赣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支青铜文化，而以赣北地区最为密集，东和东南已达武夷山下，进入闽地；西和西北至湘赣边境和幕阜山下；北和东北可达长江沿岸和皖赣交界的山区。”李伯谦也持类似观点。彭明瀚认为，吴城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赣江鄱阳湖以西，商时期赣江鄱阳湖以东的广大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万年文化，二者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能把万年文化作为吴城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李家和在全面分析了吴城青铜文化后，认为“吴城遗址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一致性是明显的，主要的”。“从位置看，吴城这地方正是自中原南来的三苗之居的一个点。吴城文化本身就属于夏商文化之列，只是南来后与江西本地的土著相结合，才又有了某些不同于中原夏商文化的一些特点。”“既然文化性质明确，因而另立‘吴城文化’名称，就显得没有必要了。”赵峰认定吴城文化是中原商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居民“虽居住于今天的清江县，远离中原，但仍是殷人的一支”，与中原“有着同一文字。”
吴城文化的分期与年代 关于文化分期，有三期说和四期说两种观点，大多数人把吴城文化分为前后相继的一、二、三期。随着江西商代的考古工作的进展，发现了一批比吴城文化一期早的遗址，吴城遗址近年也发现了比原吴城一期文化要早的地层，彭明瀚在李伯谦三期说的基础上新增一期，提出四期说。
关于吴城文化的上限，三期说认为是商代中期，彭明瀚认为吴城文化的上限可以早到商代前期晚段。关于吴城文化的下限，也就是吴城三期，存在一定分歧。发掘简报认为其下限已进入周代的记年，持此观点的还有唐兰、彭适凡等。李伯谦认为吴城三期的年代基本上不会超出商代，不会晚至西周，应与殷墟三、四期相当。
吴城文化的族属 关于吴城文化的族属，由于基于对其文化性质的不同认识，主要存在二种观点。李家和认为，“吴城遗址文化是自中原南迁来的三苗氏或华夏族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结合相融合的产物，是构成商周时期越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１９８９年，李家和又将自己的观点修正为吴城文化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其族属是“亚雀”。持土著说者认为其族属是当地的土著，或认为是“与中原商民族有甚为密切关系的古越族的文化”，并进一步推定为“扬越”，彭适凡认为，当时扬越的地域不仅仅包括鄂东南以及湖南与江西的大片地区，其东大体以鄱阳湖为界，今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及赣江西岸都应是扬越的聚居地；徐心希认为，卜辞及先秦典籍中所提及的“干”，其确切地点应当在江西，其代表文化是吴城文化一、二期，干越作为一个独立的奴隶制国家，与中原商王朝并无隶属关系，而吴城及邻近的新干大洋洲地区直到西周时期仍然是干越的中心；或认为是“三苗”。
大洋洲遗存的性质 目前主要存在二种观点，一种主张墓葬说，另一种主张祭祀说。
墓葬说。发掘的参加者基本上主张墓葬说，发掘报告和简报均采用墓葬说。
祭祀说。吴之?认为大洋洲是“殷商之际盛行的以女巫瘗祷水旱的‘巫沙’祭丘遗存。”唐嘉弘指出：全面的考察，新干大洋洲遗存当系这里方国“君王”在河川上固定祀地进行“浮沉”之祭时的祭品，延续时间有数十年之久，甚至更长一些。彭明瀚认为大洋洲遗存是一处商代社祀遗存。
大洋洲遗存的年代 目前主要有以下６种看法：
二里岗上层说。安金槐认为大洋洲的青铜器有许多器形和花纹特征，“基本上和河南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的同类青铜器相类同”，“这说明两地出土的这些相类同的青铜器时代是相近的，”其时代属商代中期。
殷墟一期说。孙华认为大 洋洲的青铜器有早晚之别，最早的为二里岗上层，但最晚的青铜器为殷墟一期，因而大洋洲遗存的年代“应当在殷墟一期，它在商代大型铜器墓分期序列中应在殷墟妇好墓之前，而不是与之相当，应是殷墟一期偏晚的一座大墓。”“可能相当于殷墟早期，稍早于妇好墓。”
殷墟早、中期说。该遗存的发掘者彭适凡等认为，大洋洲最早的青铜器为二里岗上层，最晚的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并结合陶器断定该墓“下葬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于殷墟早、中期。”李学勤认为将该墓的年代定为“商代后期早段的吴城二期是妥当的。”
殷墟三、四期说。邹衡认为，大洋洲青铜器有早晚之别，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属此期的青铜器比较少；第二阶段相当于晚商早期，亦即武丁前后，更多的青铜器属这一阶段；第三阶段相当于武丁以后，并推定该墓的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晚段，即殷墟三、四期。
西周中期说。林巳奈夫通过对大洋洲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比较后认为，最晚的青铜器应是西周中期，虽然大洋洲遗存中也确有不少的青铜器属商代后期早段，但这是“由于该制作传统自商代后期早期阶段到西周中期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在当地得到维系继承的结果。”
春秋早期说。马承源认为，大洋洲３件钲（即发掘简报中所说的大铙）上“有明显的土墩墓系青铜器上的纹饰，而伴有青铜器的土墩墓，其时代很少能超过春秋早期。”这样就很自然令人理解为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年代最早也只能是春秋早期。
瑞昌铜岭铜矿石的去向 刘诗中、彭子成等人利用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长江沿岸的铜矿石和江西、湖北、郑州、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安阳的商代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用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江西吴城和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是用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的铜铸造的。张永山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甲骨文、金文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全面研究后指出：商代存在一条经汉东翻越大别山进入河南的南铜北运线路，武丁南征就是为打通这条通道。
吴城前瞻
（一）吴城文化的渊源与去向
江西地区的先秦考古发展极为不平衡，吴城文化的上限年代只是早商偏晚的二里岗下层晚段，更早的文化是什么？换句话来说，吴城文化的直接前身何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赣江鄱阳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段的考古学文化是“樊城堆文化”，相当于夏时期的典型遗址还没有发现，遗物在广丰社山头遗址、新余斜里遗址和萍乡虹桥禁山下遗址等地有零星出土，它与“樊城堆文化”和吴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及方式尚不明了。依目前的考古分析，吴城文化与“樊城堆文化”之间有缺环，还不能衔接，两支考古学文化间的连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来研究和完善。弥补这一缺环，建立江西考古学文化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江西考古工作的迫切任务，也是江西考古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吴城文化的发展去向，也不是太清晰。由于江西的考古遗址多数是西周时期的堆积直接叠压在新石器时期地层之上，目前还没有找到吴城文化与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典型地层。从器形来看，吴城文化的主要陶器与西周时期诸考古遗址中的同类器物，演变轨迹也不是太清晰，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缺环。吴城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吴城二期末或三期初突然废弃了，这个中心转移到哪里去了？发生这一转移的原因是什么？新干大洋洲和牛头城的发掘，似乎露出了一线曙光。近年在牛头城的与试掘表明，该城的城墙建于商代晚期，西周是其兴盛期。那么，牛头城与大洋洲遗存的关系如何？与吴城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今后考古工作的进展来回答。
（二）吴城文化王陵与宗庙的寻找
吴城是一处城址面积６１．３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达４平方公里的古城，从商代早期延用到商代晚期，时间长达数百年，各个时期城内不同区域的功能如何？目前不是太清楚。吴城作为当时的都邑，必然会遗留下与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型祭祀或宗教礼仪遗存，目前仅发现了一个祭祀广场和一条通向祭祀广场、铺设考究的道路，王陵、宗庙、大型夯土台基等礼仪建筑遗存还没有找到。而这些恰恰对我们判定吴城文化的性质、政治结构等极为重要，都有赖于今后大量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来证实。
（三）吴城文化诸聚落间的关系
聚落考古对于吴城文化而言，目前首要的是尽可能搞清楚吴城文化诸遗址的分布状况，确认各遗址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包含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吴城文化分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平衡状况，制约了我们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吴城文化已发现的遗址有１００多处，它们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周围遗址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当中应该存在不同等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遗址，吴城毫无疑问可以作为吴城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对待，那么，次级中心在哪里？包括哪些？吴城与大洋洲遗存的关系又如何？各遗址的分布规律如何？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均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都有赖于每一次考古学实践，吴城文化过去３０年的认识就是从每一次考古学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同样，要使吴城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全面，必须在既往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全面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科学的一手资料。
我们要进一步打开思路，拓宽研究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吴城文化本身，不能就吴城文化谈吴城文化，而是要从微观到宏观，全方位地展开我们探索的目光，用各种可能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去寻找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要将吴城文化放进赣江鄱阳湖流域先秦文明进程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它；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宏观的视角，要把吴城文化放到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中去审视它。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在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这一阶段，文化发展最高峰是良渚文化；在距今４０００多—３０００年左右，文化发展最高峰是石家河文化；在距今３０００年左右这一阶段，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是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吴城文化又是商代文化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要以吴城文化为基础，再结合赣江鄱阳湖流域及四邻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充分考虑到商文化的南渐对整个长江流域商代文明进程的影响，要研究当时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更要研究吴城文化与当时周边各区系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空范围内归纳和认识吴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源流，我们或许对吴城文化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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