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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的破学科效应
学界人人都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兴旺发达。还有不少人为宏扬和捍卫本学科而奋斗不止。我却斗胆要主张“破学科”之说，好像故意跟大家过不去，引来一片抗议在所难免。可是我还要坚持这个立场。学科有没有“破”的可能呢？当下现实中的学科界线当然不会被个别人的主张而破掉，即使能够破，也是破不完的。我的意思是在学科划分既定格局尚难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眼界和知识储备不应受学科领域之限。必要时“背叛”本学科专业投身另外的学科也未尝不可。学博士马林诺夫斯基成了人类学大师；早年研究蜗牛的皮亚杰成了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学术创新之道不在于“跨”学科，而在于敢“破”。
我之所以建议用“破学科”（或称为“反学科”）这个更具攻击性的词去替代以往的“跨学科”或“超学科”之说，并不是有意要耸人听闻，制造某种广告效应，而是旨在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学科的建立和破散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过程。没有一个学科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有一个学科万古不变地长存下去。学科的设置是人类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要，是权宜之策，而非一劳永逸。学科之间的互动、渗透，旧学科的瓦解和新的边缘性学科的重构体现着人类认识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又一层需求，是自然而然的。死抱住本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固定地盘，不准许跨越雷池一步的做法，当然主要出于职业饭碗的考虑较多，久而久之陷入学科本位主义而不能自拔。自己无法自拔，也还值得同情；还不允许别人自拔，这就显得专横无理了。
旁顾一下本世纪文史哲领域成就最显赫的学者和学派，几乎无一不是冲破了学科本位的自我中心幻觉，不同程度地受到概念的整合性视野的启示。仅以历史学方面的情形为例。20世纪史学中最耀眼的新星是法国的年鉴学派。该学派最突出的学术贡献，一是打破了传统史学的学科界线，实现了史学的全面开放和交流；二是创立了总体史的研究思路。这一破一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从这一意义上看，破比立难度更大，阻力更重。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史学把、军事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奉为正宗的研究对象，超出这一范围便难免被视为旁门左道。年鉴学派彻底打破了这种禁忌，把、、文化、、、习俗乃至、气候、生态等一切可能的维度统统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使史学变成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人的科学”。该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确认文化的全部价值应是史学的任务。但是：
历史学家单独不足以承担这项任务。必须集合所有的人文科学，从传统科学到新兴科学，从到学和学，共同进行“会商”。我们历史学其实应该与人文科学的每个部门进行一系列对话。
同法国当代史学家的这种自觉和这种魄力相比，在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的尝试还显得羞羞答答、瞻前顾后。即便是公开倡导跨学科研究的比较文学界，虽然早在年鉴学派之前就已提出了与“总体史”类似的“总体文学”目标，可是一个世纪以来在总体文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建树，使之沦为某种远不可及的空洞口号。而史学方面后起的“总体史”研究却名家辈出，硕果累累，成为世界史学世纪性大转折的最佳见证。
受此影响，文学批评界在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90年代以来成蔓延之势的“”（cultural studies），也都先后从人类学的文化概念获取灵感。新历史主义的代表葛林伯雷提出“走向文化诗学”的目标，将文学文本的概念拓展为文化文本，这可以说是布罗代尔把历史拓展为文化史的变相重演，而不同于25年前弗莱从原型批评方法论角度提出的“文学人类学”，更不同于伊瑟尔从文学想象的虚构作用出发而提出的“文学人类学”。
我个人之所以对“文学人类学”的提法感兴趣，主要是想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宽广视野来拓展我们文学研究者
鼠目寸光的专业领地，从更具有整合性的文化总体中获得重新神视文学现象的新契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新学科的设立会一劳永逸地长存下去。学科本身不是目的，而应视为认识事物的手段，相当于所说的“筌”。只要能捕到“鱼”，不必计较“筌”的得失存亡。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比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更具有整合性和包容性的人文研究工具。唯其如此，马林诺夫斯基才提出文化人类学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年鉴学派之所以醉心于追求“总体史”，也是希望从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文化整体上把握历史，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历史之代表的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同理，过去我们把文学单纯当作文学来研究，只强调其独立自足的特性一面，这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而导致的偏执使我们对文学的认识产生盲点，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恰好可以纠正这种短视与盲视：
整体观的意义在于寻求格式塔或对社会的全景观照，这要求把文化视为各个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虽然人类学家也会从事非常专门化的研究，如民间故事，但是他们知道除非他们从整体上掌握了全部生活，否则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无法得到透彻理解的。
人类学家的这种文化整体意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的认同。除了以文学人类学为研究方向的尝试以外，法国比较文学界近年来兴起的形象学研究也是借鉴了人类学视野的产物。让马克·莫哈指出：异国形象属于对一种文学或一个社会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学本来的范畴，而成为人类学或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为文学作品是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上形成的，形象学研究就必须跨越既定的学科疆界，这总是要令文学纯粹主义者不满的。另一位形象学理论家巴柔也借来“文化”概念，将形象学从比较文学领域引出来，走向了文
化人类学。对于此种“背叛”本行的举动，难免会招致“文学纯粹主义者”和学科本位主义者的尖锐攻击，以及种种强烈的“卫道”反应。不过这些敢于破学科的人当然不会在乎的。
针对学科间隔膜日久的情况，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提出：“在学术分工日趋专门化的今天，外行人已不可能听得懂内行人的话，因此沟通和对话无法在任何一门专业领域内进行。如果大家要找一个超越的领域进行沟通和对话，则文化是唯一可能的选择。”我们看余英时写的《士与中国文化》、《钱穆与中国文化》等书，不难体会到一位历史学者对这“唯一可能选择”的亲自实践获致了怎样的拓宽境界之效果。“文化”概念既然昭示着这样一个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和前景，我们为什么还对它的学科冲击力感到忧虑和不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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