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长沙三国吴简”札记

读“长沙三国吴简”札记

1、 吴简“户人名籍”与“赐民爵”制的消亡
    两汉时期朝廷通过“赐民爵”来建立统治秩序，四百年间先后赐民爵90余次。入三国后一制度逐渐被废弃，至南北朝结束前，赐民爵的事例很少。长沙吴简为认识该制的淡出提供了帮助。
    吴简中有大量的“户人名籍”，即记录了里名、户人、爵位、人名、年龄等内容的简，如1-14 “富贵里户人公乘胡礼年六十踵两足”。这类简极多，它们是按家庭编制的名籍中的第一枚简，“户人”即户主。这些户人名籍绝大多数记录了户主的爵位，爵位几无例外为“公乘”。我收集到“宜阳里”的户人名籍47枚，其中46枚的户人为“公乘”，1枚“大女”为户人，无爵位（12-5508）。此外，据其他名籍简，一些家庭成员也有“公乘”的爵位，个别的人年方一岁、五岁、七岁或十岁便为“公乘”（9-3321、9-2937、9-3319、9-2922）。
    据西岛定生的研究，汉代有民爵者因其爵等的高下而享有不等的特权，并形成身份秩序（《二十等爵制》，页250-255）。“公乘”是民爵的最高一级，如果户人皆为“公乘”，爵位相同，身份一致，已达不到形成等级秩序的目的，“赐民爵”所具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丧失了，其消亡也就势在必然了。
    吴简中有一些名籍仅注明“民”或“吏”，不再书“爵里”，如13-7633：“民周明年卅五盲左目”，13-7638“郡吏黄士年十二”等。这类简的具体年代尚不详，但出现这种简化形式，暗示旧形式名籍开始被放弃。长沙发现的吴简为当时的废弃品，其中大量为带爵位的“户人名籍”，后一类名籍简不多，似乎也暗示制度上发生了这种变化。
“赐民爵”走向衰亡是这一制度自身发展的结果。据西岛的研究，民爵不可继承（页187），但级过“公乘”则算做儿子或兄弟的爵级（页154），所以，从东汉明帝中元二年（57）开始，赐爵诏书便有“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的规定，后章帝永平十八年（75）、安帝元初元年（114）、顺帝阳嘉元年（132）的赐爵诏书中均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经过西汉与莽新时的赐爵，已开始出现级过公乘的情况。检居延汉简，多数戍卒的爵位为“上造”、“大夫”，但也有一部分人为“公乘”，这些简为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随着赐爵的不断进行，累积的爵级日多，不断出现“移爵”，使得新立户的户主的起始爵位越来越高，距“公乘”日近，“移爵”子弟的机会也日多，从而越靠后，户主的爵位越高，最终都变为“公乘”这一最高爵位，使“赐爵”变得没有意义，难以为继。
    吴简中有少量“户人名籍”无爵位，如2-769、2-823、2-857、2-913、10-4187、10-4142、10-4137、10-4131等，有的是“新户”，如10-4142，有些可能是“新还民”。新还民因脱籍，丧失原有的爵位，附籍后不赐爵便无爵位。据《三国会要》的，曹魏时曾六次赐爵，吴、蜀则无这方面的记载。

    2、 户赀与调布
    吴简中有不少交纳“调布”的收据（布别，据13-8256），交纳额为一年一匹至六匹不等，其中一匹最多。另有不少为“三丈九尺”（13-7791、13-7789、13-7801、13-7832等）、“一匹三丈九尺”（13-7851、13-7894、13-7949等）、“一匹三丈八尺”（13-7889）、“二匹三丈九尺”（13-7809、13-7861等）、“二匹三丈六尺”（13-7794）、“四匹三丈九尺”（13-7886、13-7887、13-7907等）、“五匹三丈九尺”（13-7901）。据“田家别”5·18、5·20及5·23知当时1匹=4丈=40尺，“三丈九尺”、“二匹三丈六尺”之类是应纳调布额“一匹”“三匹”而略有不足而已。
这六种调布额应与名籍简中所记的“户品”与“赀额”相对应。名籍中的户品目前见到的有“上品”（12-5324）、“中品”（12-5433）、“下品”（12-5677、12-5447、12-5452）、“下品之下”（12-5429、12-5435）四种，赀额有五十（14-8897）、一百（13-8483、14-9055、14-9324）、二百（14-9109、14-9208、14-10044-5）、一千（14-10151-1）、五千（14-10378-127、14-10392-141）五种，其中“赀五十”最多。


    罗新在吴简报告16中举出简10-4233“ □□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 □”，证明孙吴户品与户调的关系。“赀五十”应与户品下之下，调布一匹相对应，至于其他等级间的对应关系，尚不清楚。罗新所举简为下品之下而“不任调”应是特殊情况。
    “吏民田家别”记载有“亩收布二尺”的项目，这与调布不同，且多折为米交纳。

    3、 关邸阁的推测
    《三国志·吕蒙传》提到关羽“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页1278），《中国地图集》将“湘关”标于湖南零陵，实误。当时零陵尚属刘备，不应称“擅取”，此关肯定在孙权辖区内，也许就在临湘附近。无论如何，当地的“关”贮存了大量的米是事实。“关”贮存粮食的地方或许就是“邸阁”。《水经注》卷5《河水注》“河水又东，迳鄄城县北，……为卢关津（一作‘卢津关’），台东有小城，……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故关津都尉治也，所未详矣”（页461 ，注疏本）证明“关”也附设邸阁，当然这条时代较晚。
    为何吴简中有大量的经“关邸阁”转运的米，一方面因为“关”有邸阁，可存米，另一方面可能与征收“关税”有关。《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延康元年，魏主下令“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可知汉末有关津税，《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记孙权死后“罢校官，……除关税，事崇恩泽”，说明孙权当政时吴国有关税。吴简所见由“关邸阁”转交的米多为“税米”，原因似在此。

    4、 名籍简中的“事”
    吴简中的名籍简按家庭编排，最后一枚相当于小计，一般做：“凡口四事三 算一事 赀 五 十”（14-10262-18）；“凡口十三事十一 算八事七 赀一 百”（14-10272-29）。关于“事”的含义，大家有很多推测。我想后一个“事”或是纳完口算钱的注记，简14-10516：“凡口五事四 算一复 赀 五 十”，其他简做“事”字处这里做“复”。这个“复”应释为“复除”“免除”，简14-10544：“ 子公乘末年廿一算一雀两足复”中的“复”亦是此意。准此，“事”也许可以解释为 “完成”、“交纳”。有时“事”后无数字，这或是因为未完纳口算。至于为何“事”后的数字总少于前面的口数或算数，还需研究。或是一家中总有人年幼不用交“口算钱”。

    5、“吏”与“限米”
    吴简中出现了多种“吏”，如州吏、郡吏、县吏、军吏等，还有不少编民“给州吏”、“给郡吏”。他们的身份是个大问题。我试图从赋税的角度做些讨论。
    据简6-1815与6-2251知“吏”服役时有廪粮，在家则要交租米（9-3213）、税米（1-80、9-3565、9-3567等），个别的还交布（12-6926）。从“田家别”看，交纳的额度与民相同。
简中还有许多“吏××子弟限米”（11-4446、11-4866、9-3585、9-3595等等），以及“帅客限米”（11-4458），“故帅××子弟限米”（11-4859），“故吏××限米”（11-4840）等。这些“限米”绝大多数不是由吏、故帅本人交，而由同姓人 ，如11-4497、11-4866，或异姓，如11-4859、12-6837交，目前所见仅简11-4458“帅客祺生限米五斛”是由本人交纳。这似乎表明这类“限米”是吏本人不在家时所交，故称“子弟限米”。《三国志·孙休传》“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所指可能就是这种“限米”。
    这些“限米”为何要由异姓交纳，或许与“吏”家的父兄子弟大量叛走有关。简13-7849：“诸乡谨列郡县吏兄弟叛吏人名薄”，简13-7865以下至13-8003近十枚简记录了有关内容，如13-7868：“县吏毛章世父青年四十九 以嘉禾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叛走”。据简13-7975，临训兄帛“嘉禾四年四月十五日叛□ □”，简11-4497所记嘉禾二年“郡吏临训子弟限米”是由“浸 丘临□”交的，可证有父兄子弟在家的情况下，“子弟限米”应由家人承担。


    由仓吏的帐目上看，并无“吏限米”或“吏子弟限米”之类的名目，有的是“吏帅客限米”（J22-2499、6-2200等）。“吏××子弟限米”可能是“吏帅客限米”的一类。简12-5267：“右乐乡入民所贷三年吏帅客限米□□”，12-5275：“□贷黄龙三年子弟限禾准米三斛僦毕 嘉禾二年九月卅日柚丘男子吴□□”，据9-3830及12-6813，柚丘居民为乐乡交米，故12-5275应为2-5267之细目，则“子弟限禾准米”应为“吏帅客限米”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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