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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文解析唐代民间体育习俗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从诗文角度对唐代民间体育习俗的主要项目、繁荣的原因及特点等进行了考证和研究，不仅清晰地体现了唐人的精神风貌，更为保存、研究唐代的体育文化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诗文体育习俗体育文化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繁荣而强大的时代，政治鼎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民问体育习俗更是丰富多彩。唐代的文人墨客从各个角度对民问体育习俗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捕述，再现了大唐民问体育的繁荣景象。本文拟从诗文角度对唐代民问体育习俗的主要项目、繁荣的原因及特点进行分析，为更好地研究唐代体育文化、展现唐人的精神风貌提供一些借鉴。
1 唐代民间体育习俗的主要项目
1.1角抵
唐代民问角抵活动盛行全同各地。如吴兴地区“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吴兴杂录》);蜀中的民问的角抵活动从正月十五上元节开始一直持续到五月方罢，不但时问久长，而且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约至上元，会于学杜山前平原做场……或赢者，社出物赏之，采马拥之而去。观者如堵，巷无居人。(《角力记》)。同今天一样，当时一些身在异乡为官、为商、为师、为客的人们，于节日之际难忘家乡民俗，开展包括角抵在内的各种活动以解思乡情。如《酉阳杂俎》记载，荆州人郝维谅在外地教书，“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
1.2拔河
“晋绥好拖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张悦《奉河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就是具有庆丰收意义的拔河活动。《封氏闻见记》亦载：“今民则以麻絙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勾齐相挽，当大旗之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唐玄宗曾解释拔河：“俗传此戏必致年丰”，并为拔河赋诗：“壮徒恒贾勇，拔距抵长河……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和。”可见拔河在唐民问是很盛行的。
1.3竞渡 这项具有竞技性和娱乐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大唐时期十分活跃。不但在端午节普遍举行，而且，江南风俗尤甚，“春中有竞渡之戏，万舟并进，以急趋进者为胜”(《旧唐书柳亚传》)。这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也是唐代文人讴歌的对象，诸如：“雷奔电逝三千儿，采舟画楫初射晖。喧江雷鼓鳞甲动，三十六龙衔浪飞”(李群玉《竞渡时在湖外偶成章》、《全唐诗》卷五六八)。张建封《竞渡歌》：“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韩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等都是对竞渡活动热烈场面的真实描述。
1.4蹴鞠
蹴鞠这项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随着唐代制作技术的改进，由“军中常戏”普及到了民问，并成为民问节日风俗的组成部分。如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全唐诗》卷一二五)，诗句捕绘的是长安郊外体育活动的场景，说明蹴鞠已是寒食节民问体育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个时期，蹴鞠活动形式多样，除两队角逐、竞争激烈的踢法及“白打场户”式的一般表演性踢法外，还有“一般场户”式踢法，从一人场至十人场不等，参赛人各自独踢，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变换花样。
1.5围棋
作为消闲斗胜，磨练性情、陶冶情操的围棋活动，唐代民问虽不如宫廷和文人开展普遍，但好尚者亦不乏其人。《旧唐书王守澄转》载：“初元和中，守澄为徐州监军，遇冀城医人郑注……注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奕医卜，尤臻于妙，人问之者，无不欢然。”唐代同手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就是广采民间围棋精华而成为“棋待诏”的。
1.6 散乐百戏
散乐百戏包括戴竿、走绳、斛斗、旋盘、踢球、顶碗、角抵以及山车、旱船等，这些项目在民问也相当流行。唐代的散乐百戏活动之风更胜，其中尤以唐玄宗朝表现为甚，为省去征召的麻烦，皇城内广设教坊、戏场，以满足统治者娱乐的需要。此时的杂技表演难度已十分大，如绳技表演，表演者“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蹋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唐语林》)。“重肩接力三四层，著履背行仍应节。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刘言史《观绳技》)。可谓对这惊险而美观的活动的描写。
2 唐代民间体育习俗繁荣的原因
2.1唐代帝王对体育活动的嗜好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喜爱体育活动的不少，但主要是观赏，直接参与体育活动的并不多见，这大概与帝王时时处处要显示自己的神圣与威严有关。而唐代帝王却大部分都直接参与体育活动，为唐代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倡导作用。
围棋，是唐朝的很多皇帝很喜欢的体育活动。如开同皇帝李渊在《旧唐书裴寂传》中说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至宴语，问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对下棋痴迷如此。唐玄宗对围棋也备加厚爱，据《酉阳杂俎》记载：他常与著名棋王王积薪对局，但棋艺欠佳，“棋局毕，(被王积薪)悉持出。但棋艺的高低，并不标志他对围棋痴迷的深浅，安史之乱，唐玄宗在西逃途中也未曾忘记带上“棋待诏”。总之，唐代帝王参与体育活动带有普遍性，唐代的“棋待诏”、“打球供奉”等职业运动员的名称，就是适应这一情况而设置的。
角抵，是唐代宫廷的主要助兴娱乐项目之一，如《旧唐书穆宗记》：穆宗即位，“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对这一活动十分着迷，白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辰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为了迎合皇室娱乐的需要，唐廷中还设有专门的摔跤队，即“角抵之徒”。如蒙万赢就是在唐僖宗、唐昭宗年问被累累供奉、并获得“万赢”称号的角抵名家。 拔河，本来是民问的体育项目，但是唐代的帝王十分喜欢观看这项活动。有时让宫女比赛，有时则让臣下相斗，乐趣横生。如“景龙四年二月……庚戌，令中书门下五品以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诸学士白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两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自观之。”由于唐代宫廷拔河活动往往参加者众，围观者多，声势颇为浩大，场面也十分壮观，有时甚至被用作政治目的。如唐玄宗观看拔河比赛，有时“挽者至千余人，暄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封氏闻见记》)
尽管唐代后期的多数帝王因沉迷于体育游乐活动而荒废朝政，固然没什么可称道的，但他们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之中，无疑促进了民问体育的蓬勃兴起，使整体的社会文化生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帝王对体育活动的倡导是唐朝民问体育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朝皇帝对体育的重视，是唐代民问体育之所以繁荣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2.2唐代文人对体育的热衷
唐代文人是这一时期较为活跃的阶层，他们不再像历代文人那样同守儒学礼仪的防线，而是对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充满了爱的激情，自然，唐代的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中，也闪现他们活跃的身影。
围棋具有文雅、技艺博深的特点，尤为唐代文人所瞩目。在他们看来，“闲时揪枰倾一壶，黄华坪上几成卢。他时谒帝铜龙水，便赌宣城太守无。”(温庭筠《观棋》)。能在竹林问、青山里、草坪上，置酒一壶，布棋一局，真似神仙过的日子，故大多数文人学士都醉心于这一活动，并且出了不少名手，如柳宗元、刘禹锡等。唐代的文学家、咸通进士、曾任太常博士的皮日休，也酷爱围棋，对围棋的起源进行了探讨：五代宋初的文学家徐铉吸取前人的成果，著《围棋义例》一书，全面阐述了围棋的战术方法，并将其归纳为三十二个术语：立、行、飞、尖、粘、干、绰、约、关、冲、虚、毅、扎、顶、捺、跷、门、断、打、点、征、辟、聚、劫、扑等，并对这些术语进行了解释。如“立，历也，沿边而下子者。日立，恐彼子有往来相冲之患也。”“冲，突也，直速子而入关，谓之冲。”这些术语有些至今仍在使用。可见围棋至唐代已十分成熟，对后世的围棋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唐代文人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竞渡，这种群众性体育活动也是，也是唐代文人的讴歌对象。如张悦《岳州观竞渡诗》描写了岳州(今岳阳)举行竞渡的景况：“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掉水华浮……并驰常诧速，并畏日光遒。”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是对当时体育活动的真实写照，有力地促进了民问体育活动的开展。
2.3唐代政治经济的繁荣
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进一步完善了隋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唐朝前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史载唐太宗时“绢一匹易米一斗，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玄宗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问米斗三钱……”(《新唐书食货志》。经济的发展，商业的兴盛，产生了许多脱离农业生产的市民队伍，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有条件满足自己文娱生活的需要，遂成为唐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参加者。城市的大量出现，也为唐代体育活动提供了场所。“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南部新书》)，这就是一种反映。这里的“戏”，其实即百戏，是包括体育活动在内的。除宫廷和官僚府第外，社会上也有不少向群众表演各种杂技百戏的艺人，这也是唐代各地民问体育习俗的一种反映。社会政治的安定，人民生活的富足，为唐人广泛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可能，促使民问体育活动日益活跃起来。
2.4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辞海》认为：所谓“开放”，即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唐代疆域辽阔、同势富强、恩加海内、威慑四方与数百个国家和地区有着政治上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对周边邻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育文化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其中，尤以中、日两国问的体育交流最为典型，特别是在蹴鞠、围棋等方面。日本的蹴鞠，是从唐代引进的。据日本古代足球著作《游庭秘抄》引《口传集》说：“蹴鞠者，起白沧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而另一部古代足球书《蹴鞠九十九条》则说得更明确：“蹴始于唐”。南日本古代的足球著作之多，也可见蹴鞠活动在日本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开展广泛的程度。围棋在隋以前已经传到日本，至唐代已有较大发展。日本遣唐使团中的不少学问僧都精于围棋。来唐后，常与唐朝高手对弈，以求提高技艺。日本的吉备真备就曾与唐朝的玄东对弈过，并把玄东的棋艺带回日本。频繁的交流，促进了日本围棋的发展。唐代体育对高丽、新罗、百济也有不小的影响。它们同日本一样曾多次派使节或留学生、僧人赴唐朝贡或学习，吸收了不少的唐代体育文化。如《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在对周边同家产生影响的同时，唐朝也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从而使自己同家的体育项目日益丰富起来。如足球虽系中国古代的传统体育项目，但一直未为女子涉足。唐代女子蹴鞠之所以开展普遍，是受突厥“男子好樗蒲，女子好蹴鞠”(《隋书突厥传》)之风的影响所致。唐朝的繁荣与富强，使其能与恢弘的气魄与博大的胸怀接纳外来文化并输出大同的文化，体育文化的频繁交流不仅丰富了唐朝民问体育习俗的内容，而且使唐固有的体育习俗在异域也大放光彩。
3 唐代民间体育习俗的特点
3.1参与人数广泛，规模大，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唐朝的民间体育体育活动开展的空前的广泛，遍及全同各地，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城市，还是相对落后贫穷的乡村，体育项目多样，整个社会的体育活动的参与热情都很高。无论是皇宫相府、高官贵族，还是商贾布衣、平民百姓都特别喜爱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很多妇女也积极参加到体育活动中来，这在中同的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得各种体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在唐代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
3.2竞技性体育项目为主
唐代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很多，如摔跤、蹴鞠、打猎、马球、拔河、赛舟等，要求参加者不但具备强健的体魄，还应具有矫健的身手和敏捷的反映。摔跤，唐代称为“角斛”。徒手搏斗，历来是步兵训练的重要项目，后来与北方摔跤相融合，就增添了不少精彩与热烈之处，甚至成为宫内御宴不可缺少的娱乐表演节目。因此，唐代的宫内常备有摔跤力士，专供皇上欣赏娱乐;射猎，是唐代帝王酷好的体育运动。唐高祖李渊便举行了六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唐太宗李世民甚至一年举行两次，或一个月内举行两次狩猎。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十月“辛丑，校猎于贵泉谷。甲辰，校猎于鱼龙川”。义如，贞观十六年(642年)，校猎于岐山(今陕西岐山东北);十二月，校猎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
3.3体育习俗节日化，定期开展
唐代有端午、人日、上元节、寒食节、元日、立春、晦日、上巳、重阳、七夕、冬至、中和节、道教三元节、清明等节日，人们庆祝节日的同时，往往有欢庆的活动，其中就常有体育活动，且随着节日风俗定期开展。如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在唐代已形成固定的风俗，每年都要举办规模庞大的赛舟比赛;人日登高;上元节观灯、夜游、踏歌，歌舞不缀，通宵达旦，甚至于倾城出动;寒食节步打球和荡秋千等。
总之，唐代繁荣的民问体育习俗鲜明而集中的体现了唐人热爱生活、豪迈乐观、快意人生的处世态度。因此，从诗文角度对唐朝民问体育习俗的繁荣原因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其本身的体育文化的发展。唐代的民问体育习俗的诗文作品，实际上承载了唐朝的深厚文化和民俗风情，体现了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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