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的发生形态论文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的发生形态论文

　　民俗文化视角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一个重要视角。从民俗文化视角探询文艺美学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获得对经院哲学、思辨式论证方式研究的补充与突破。但当代人对于文学的民俗学研究视角却表现为一种忽略。本文拟以杜诗为个案，作以尝试。

　　一、 民俗文化因素在杜诗中发生的形态

　　民俗文化是杜诗创作的重要文学对象。从语料学角度看，其在杜诗中存在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

　　1、审美意象形态。所谓审美意象，是“一种由主体感知的语义形象”。这种语义形象“借助于主体的心理与文学语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体的头脑中呈现”。它“不指涉实在，它是文学语言的指归，又是文学语言创造文学世界的实体和手段”。[1]

　　审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诗中存在的基本形态。它以写物图貌为其显现的基本途径。

　　如龙的意象。龙是中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个综合图腾意象。在其传承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饱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义。杜甫在其1457首诗中，有80多首诗中以龙为意象塑造文学对象。这个意象出现近100次[2]，可见，杜甫十分喜欢以“龙”的意象构建其文学客体。

　　诗人以“龙”写音乐之动人是“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渼陂行》）。着一“龙”字，乐之仙韵，宛如耳畔。

　　诗人以“龙”写水势是“蛟龙不自谋”（《江涨》）；“蛟螭乘九皋”（《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状树木的造形是“偃盖反走虬龙形”（《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白摧朽骨龙虎死”（《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虎倒龙颠委榛棘”（《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着一“龙”字，整句诗可谓灵气飞动，意蕴盎然。

　　此外，同类的如凤凰、麒麟等图腾意象，其他如神话、仙话、传说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广泛地以审美意象的形态存在于杜诗之中。

　　杜甫选用民俗意象为其诗歌载体，使其传达的体验能准确地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找到契合点，从而引发较大的联想空间，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

　　2、典故形态。典故即“故事”。它在传承过程中其意义指向较意象直接而稳固。杜甫赋诗，不仅喜尚经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语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类。

　　以民俗典故写志。最典型的当推“稷契”两个传说人物。稷，五谷之神。《礼记·祭法》中云：“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契是传说中的商之远祖，亦知农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将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谓“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稷契易为力”（《客居》），便是明证。

　　以民俗典故写情。民俗故事与经典文化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会的有序化，相对忽略个体价值；前者则更倾向于个人感性的满足与对社会羁绊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写情，主要是借以写怨情。

　　例如，天宝十四年（755），诗人游宦长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大志受辱，慨然而叹：“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去矣行》）。

　　《魏书》载：“李预居长安，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传说，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说，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写一己牢骚，颇为传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过程中，往往携带大量的集体无意识、社会心理内容。杜诗将个体情绪依托到这类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义更具穿透力。

　　3、文学对象形态。杜甫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是诗歌国度中比较独特的一帜。而他以民俗文化作为文学对象，又主要是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从杜诗中整理出的几个民俗文化因素的发生形态来看，杜甫对民俗的认识基本上是客观准确的，也是比较完整的。这说明杜甫对待民俗文化的认识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的。以民俗文化为观照对象，往往要求认识主体具有强有力的判断力。杜甫自幼精熟内典，以此优势，吸收民俗文化专题入诗，在客观上形成了观点鲜明，情感丰厚，意义蕴藉的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自魏晋进入自觉期，其主要特征即个人写作取代群体写作而成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识为贵族阶层垄断的时代，文人创作者往往因其阶级局限与时代影响，视贵族情感为人类情感的全部，视精英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全部。而文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是人类的整体情感世界，创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结构的缺失，无意会影响其作品的文学性与人类性的功能发挥。魏晋以降，写作个人化在当时特定背景下所成的两个直接流弊即玄言诗派和宫体诗派的生成。这两个诗派正是因其辐射的情感世界涵盖的文化视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败。

　　杜甫诗歌创作的民俗文化视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国诗歌的一些偏颇走向。对后人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杜甫创作对民俗文化视角的建构，从某些方面看正是变盛唐之音者。从整个诗史看，这一建构无疑又具有提升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意义。

　　注释：

　　①《文学理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② 依韩成武、张志民．《杜甫诗全译》[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统计，这个数字除去了以“龙”字指涉皇族器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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