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遮蔽疼痛和欲望的文化论文
论文摘 要：晚清以来，女性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五四时期女性小说开始表现女性自己对身体的态度，传达长久被压抑的各种情绪。从初期女性小说身体表现的迟疑与彷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表现女性身体的毁弃、欲望的压制和高扬，身体不仅成为女性解放的动力，也成为获取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方式。
论文关键词：女性身体 欲望 主体性
在晚清以来的民族自强情绪和民族振兴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女性问题和女性身体都受到普遍关注：开设女校、解除对女性身体的束缚等。到五四时期逐渐为女性创作提供了“自己的空间”，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萧红、丁玲、张爱玲、苏青等一大批女作家的涌现，打破了千百年来男性中心的话语格局，使女性作为人类的一翼得以表达。她们要求自由，要求平等，表达被压抑的女性自我生存的强烈意愿，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了一种强悍的理由，女性作家开始大量表现女性自己对身体的感觉、认识和态度。女性写作，要重建自己的话语，就得深入私人领域、私人生活，从个人体验、从躯体上打开缺口。埃莱娜·西苏提出：“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才能把长久被压抑在社会底层的各种情绪，无法名状的东西，包括女性自身的身体给发掘出来。”①现代女性小说以身体为印痕为媒介，通向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广阔的思想天地。
一
现代女性小说开始颠覆对女性身体的传统想象，从男性的眼光中分离出女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感知、自我欲求和自我选择。爱情作为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具体形态，包孕着女性最深切的个人体验和生命感怀，是现代女性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庐隐在散文《恋爱不是游戏》中大胆宣称：“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其小说多角度地叙写了五四知识女性在恋爱和婚姻中的种种困扰和痛苦。《海滨故人》中爱上有妇之夫的露沙的哀婉，《沦落》中松文因失去贞操遭到恋人的鄙薄，《胜利之后》中受过高等教育但不善于家务的女性被讥为“高等游民”。冯沅君的小说《隔绝》《旅行》则以克制身体的欲望表现出了女主人公爱的精神高度和纯度，并以此证明了自己对自身身体的独立拥有。初期的现代女性小说更多精神性的内容，而身体性表现有一个从遮蔽到逐渐明朗、深入的历史过程。
文学的身体性一直是写作的一个内在因素，具体表现为三种倾向，一是强调其作用，用以对抗现实的历史的束缚，二是通过压制身体所产生的张力写作，三是徘徊在前二者之间。现代女性小说在初期更多表现为第三种情形，即犹疑在身体的觉醒、记忆与沉睡、忘却之间。
在凌叔华的《酒后》中，酒后的采苕望着熟睡的子仪：“两颊红得像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地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在这段叙述中，身体的感觉，被充分调动起来，在这样的身体感觉中，一种生命的欲望活力在采苕的身上升腾，“脸上忽然热起来”，于是对丈夫说“想闻一闻他的脸”，“Kiss他一秒钟”，但身体的欲望最终被克制了。在身体、情爱的欲望中，家庭是很重要的制约性的力量，家庭强调的是彼此的忠贞，然而在现实生活层面，更多的是要求女性对家庭的忠贞，现代女性小说反映了这种传统道德对女性身体及女性文学身体性的压抑和束缚。
在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一直作为男性欲望统治的对象，始终处于被动、客体地位，其身体的欲望与表达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丁玲大胆地描写了女性身体中隐秘的冲动与欲望，在与男性的情感肉体纠葛中，在自我灵与肉的矛盾挣扎中进入到对女性更深入的表现，对传统的男权中心话语进行了挑战与颠覆。《莎菲女士的日记》细腻地叙述了理性、意志、感情和身体相互纠缠的矛盾格局。尽管理性最终克服了身体，但是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也留下了别一种阐释空间。莎菲始终不能解释清楚的，是她能说出不喜欢凌吉士“灵魂的卑劣”，但又说不清楚为何为他的“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波，惹人的眼角”所迷恋。为什么“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有蕴蓄着一种分析不清的意义”。强大的身体的感觉在对抗传统社会的过程中，一直是一种有力的召唤，它唤起个体的觉醒，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它是莎菲叛逆的基点，莎菲仿佛成为女性欲望的化身，疯狂、孤傲、不柔顺、渴望爱情，渴望男性的拥抱和爱抚，也因此获得了反封建反传统的新女性形象意义，但莎菲又有对凌吉士“美风仪”的身体渴求，希望“他能把我紧紧地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身体的欲望又严重扰乱了莎菲对自己感情的判断，因此构成了莎菲内心的惆怅和感伤。在女性解放的进程中，身体的觉醒一方面使女性获得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观念意识形成尖锐对立，丁玲的早期小说充满了这种意志、理性与身体、情感的冲突，这也造就了丁玲早期小说的心理厚度和历史深度。虽然其后丁玲小说不断压抑身体的欲求和感觉，提升自己和女主人公的意志和理性，《莎菲女士日记第二部》中莎菲就开始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从而在新生活中“审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进我自己”。丁玲自己则“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②到延安后的丁玲从“文小姐”逐渐成长为“武将军”。身体、感觉在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中中断，但它终究是一种生命的能量，顽强地嵌入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在丁玲此后的小说创作中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身体、情感和意志之间的紧张与焦虑，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表述方式，而在修辞上，自然是“抒情”和“感伤”的出现，抒情、忧郁、主观、情绪化成了现代女性小说初期的主要文本特征。传统道德和现实政治要求使女性小说的身体叙事陷入困境，由此带来的对身体表现的迟疑、谨慎限制了女性小说身体叙事的进一步推进。身体是女性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女人的前提，到20世纪三十年代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在小说创作上的停滞以及丁玲的创作转向分明昭示着现代女性小说身体叙事所遇到的阻力，也显现出女性创作中精神怯懦的一面，这也表明了女性创作的艰难和女性解放路途的艰辛坎坷。
二
由于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产生的，因而它并不能完全独立于历史和时代，但同时，由于身体的主体性，现代女性小说又超越了历史设计，也超越了五四时代。现代女性小说的深化、发展和超越表现在对文学身体性的正视和理性追问上。对女性身体的压制是父权社会对女性控制的主要手段，现代女性小说首先以触目惊心的女性身体的毁弃，展示了女性的亚文化生存地位。
无法释怀以怀孕之身落难旅馆的痛苦，萧红小说以女性生产、身体的疼痛，凌厉地描写了女性所经历的生育苦难。在《生死场》第六章“刑法的日子”中，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肚子疼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割开吧！”五姑姑的姐姐这位“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生育带给女人的不仅是疼痛，还有死亡。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都没能逃脱生育带给她们的死亡。这里，生育对于处在苦境中的女性来说，不仅不是一件值得骄傲与喜悦的幸事，反而成了她们沉重人生的又一大痛苦与灾难，那血光与死亡昭示着女人所经受的是不可逃遁的无价值的生命浩劫，不仅得不到呵护与照顾，反而遭到男人的蔑视与欺压。萧红还把女性的生育和鸟类及狗、猪等动物的繁殖并置，展示了“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者死”的女性身体。
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是极其残酷的，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表现在对女性容貌、动作、姿势、言谈举止、情感表达、外貌、气味、进餐方式的要求和训练，在整饬自己的身体时，女性的地位变得低下、客体化。父权文化的女性美是以瘦弱、病态、扭曲为美，即纤手、纤腰、纤足，与此相关的需要女性束胸、束腰、束足，严苛的规则为的是防范女性欲望。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出了女性病瘦、老瘦、苦瘦的身体的痛楚。
《花凋》从病重的川嫦眼中展示了两种身体，一是自己瘦弱的身体，川嫦接受诊断时脱下衣服让未婚夫章云潘看到了自己瘦削身躯时的担心：“她瘦得肋骨胯骨高高突了起来，他该怎么想？他未来的妻太使他失望了罢？”二是她未婚夫新女朋友余美增健康丰满的身体：隆冬天气，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光胳膊的稠夹袍，“她很胖，可是胖得曲折紧张”。余美增的“胖”身体是一个能体现健康欲望的、又有无限希望的空间，而川嫦的“瘦”则使她无力承受欲望，拥有希望。面对连医药费都舍不得出的父母，她不敢说出自己想活下去的欲望，甚至连求快死的欲望都无法实现。在《金锁记》中也有瘦弱和丰满的身体之间的对比。七巧年轻时有滚瓜溜圆的胳膊，年老时“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肩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身体的衰朽得以如此触目地呈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丈夫眼中“乏味的妇人”。烟鹂如白玫瑰般无个性的苍白，长得“细高身量，一直线下去，仅在有无间的一点波折是在那幼小的乳的尖端，和那突出的胯骨上。风迎面吹过来，衣裳朝后飞着，越显得人的单薄”，隐射她欠缺情欲的自觉，红玫瑰则是胃口好的“略微显胖了一点”的女人。张爱玲在散文《谈女人》借奥涅尔《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表达了心中的理想女性的身体是“强壮、安静、肉感……二十岁左右, 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肉感的身体才能承载“深沉的天性的骚动”，欲望的释放才能走向人的幸福完善。
现代女性小说身体性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女性身体欲望的表现、尊重和肯定，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女性反抗父权文化对女性性压抑的产物。苏青的《结婚十年》中苏怀青新婚之夜的不快，表现了女性的性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抗议了男性的侵袭和伤害。男权文化中，女性身体往往是男性欲望扩张、实现和满足的对象，女性不敢面对和张扬自己的欲望，文学表现中也缺少性与爱的身体性感受和体验，现代女性小说则把女性身体的欲望和渴求提升到了重要位置。苏青的《蛾》以飞蛾扑火大胆表现女性被遮蔽的压抑的情欲，袒露女性隐秘的本能欲望，女主人公直接热情地喊出了女性的欲望：“我要”，比莎菲的苦闷彷徨更直接明朗，比葛微龙、曹七巧欲与物的纠缠更富有生命的激情，苏青使女性身体的欲望成为独立的存在，不再承担政治的道德的使命，充分表现出了女性不甘被动充当男性的欲望对象，以及对成为欲望主体的强烈渴望。身体的欲望中包含着不羁的生命活力，也包含着话语权力的欲望，这是通向女性诸多主体欲望的起点。梅娘的水族系列小说之《鱼》以象征性的水族名称表现出了女性身体的欲望和命运，她们依凭身体欲望的召唤，虽然明白身边的男人“只是抛出一点闲适的感情”，“我知道我要的不该是你”，但依然：“不能放你出去”，“我要那温煦的慰藉”。现代女性小说塑造了众多情欲旺盛、主动大胆的女性形象，虽然她们依旧不能改变作为第二性的存在，但对男权文化压抑下的被封闭被禁锢的女性身体是极大的解放，也构成了对传统性文化的强劲冲击和挑战。
文学的身体性决不只有身体的单独的意义。人类文明有相当多的内容建立在对身体的怀疑和对身体的限制上：把人的感觉、身体视为物质性的存在，它迷惑牵引人的灵魂精神向下坠落。为了有效地限制欲望，就要控制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因为女性身体是迷惑男性身体的罪魁祸首，因此女性身体从一出生便遭遇和男性不一样的对待，《诗经·小雅·斯干》中有这样的诗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裳裼，载弄之瓦……”“载寝之床”，“载寝之地”预示着不同性别对自己身体的不同认知，女性身体是不洁的、需要修饰的。在父权制的身体论述中，女性的身体长久一直受到社会的监控，女性的身体是体现父权文化想象的集体产物，一方面视女性为欲望的符号或压抑的符号，把女性贬为物体、商品。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又是父权社会建构主体的参照对象，在二元对立思维体系中，以女性的附属性去凸显男性的主体性。现代女性小说通过拆解颠覆传统的对女性身体的认知和思维模式，赋予女性身体以生命力，使被压制的女性重新建构和确立自我的价值、主体性和意义，并由此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获得一种崭新的人生，因此在现代女性小说中，身体不仅是女性解放的动力和起点，同时也成为了获取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有效表述方式。
① 张京嫒：《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1923页—第204页。
② 《回忆潘汉年同志》，《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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