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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泰始诗论
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三十年(453)谢世，至宋亡还有二十七年，中间经过六帝，经营较久的只有孝武帝十一年和明帝七年。而孝武帝大明(457-464)、明帝泰始(465-471)则是继文帝元嘉之后两个时间相对较长的年号。文学史上常常以年号来标示某一时期的文学。以年号标示某一时期的文学，其起迄的时间又往往与年号不尽相同，建安文学和永明文学的情况都是这样。从文风、特别是诗风嬗变的角度来审视大明、泰始文学，当指的是文帝刘义隆谢世至宋亡，甚至到齐初建元，即齐武帝登基的永明之前约三十年的文学。钟嵘《诗品》曾两次将大明、泰始连称以指代元嘉之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其中一次引用其从祖钟宪语）。在钟嵘前后，用“大明以来”，或休（汤惠休）、鲍（照）并称来论述元嘉之后约三十年文学的，至少有萧惠基、王僧虔、萧子显、裴子野数人。可见，齐、梁间文史家对这一期的文学是相当重视的。可惜在此之后，便少有文学史家将大明、泰始连称作为一个文学史时期来作整体的、深入的探究（单个作家或诗人的则时有涉及大明、泰始）。认真思考起来，原因较多。首先或是因为齐、梁的文史家对大明、泰始文学批评的多，褒扬的少。其次是大明、泰始文学在宋、齐间特色不够鲜明，表面上看成绩也并不十分突出，似乎前不及元嘉，后不及永明。三是受宋严羽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论及“元嘉体”时，把鲍照和谢灵运、颜延之一起归入此体，从大处着眼，有其可取之处，但又未免有些简单化。《沧浪诗话》是古代一部成绩巨大的诗话，后人受它的影响自不可免。四是具体操作的困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不算太长，南朝中前期的作家，有的既在元嘉已经成名，又活跃于大明、泰始，例如鲍照、谢庄；有的则活到永明以后，然而在刘宋后期已有文名，例如谢超宗、丘灵鞠、谢ｆěｉ＠②、江淹，齐、梁文评家去宋不远，较容易辨析这些作家作品的年代，而对于后代的文学史家，特别是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就比较困难了。更何况齐、梁文评家能看到的作品肯定比我们要多得多，像《诗品》下“宋御史苏宝生、宋中书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昙绪、宋越骑戴法兴”条，苏、陵、任、戴四人的作品已全部亡佚；至于颇受到王俭称道的谢ｆěｉ＠②，其诗也是一篇无存。这无疑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
大明、泰始时期文学大约三十年，时间不算太长，但如果和正始文学（从齐王芳正始年间至魏亡不足三十年）、永明文学（从齐武帝永明间至沈约卒约三十年）相比，也不见得短。随着南朝文学研究的逐渐深细，特别是近年一些相关年谱的问世（注：详见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出版社1999年版。）和《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的出版（注：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大明、泰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本文要研究的就是这一时期诗风的嬗变以及这一时期诗歌在南朝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一
沈约《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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