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的悲叹

英雄末路的悲叹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⑵，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者的足够重视。
　　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雄末路的悲叹所产生的“虚妄”心态而对人生作形而上的反思。的急骤变化加深了鲁迅对人的命运与生存境遇的探寻，而历史小说可以“不免油滑”的创作特点又正好契合了鲁迅这种深层的创作意图，可以任性忘情地纵笔驰骋于自己营造的天空之中，信马由僵地将自己的情感与体验，对现实的观察与历史的反思一古脑儿倾注其间，构成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虽然鲁迅在理性上对此颇有微词，如“小玩意而已”⑶，“速写居多”⑷，“游戏之作居多”⑸，是“‘塞责’的东西”⑹，但在情感上，鲁迅却一再拾起“决计不写”的这类历史小说。“五四”运动退潮、新文化运动分裂以后的大革命前夜，鲁迅受北洋军阀的迫害逃出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⑺，写出了《奔月》和《铸剑》。进入“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三十年代，鲁迅以普罗米修斯式的救世胸怀，感受到“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意”⑻，于是又再次拾取历史小说，一气写出了五篇作品。十三年来，鲁迅的情感世界经受了多少风霜雪雨，又该发生了多少曲折变化，但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始终不能忘怀。
　　鲁迅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故事新编》，其深层原因来自于他作为一个先觉者的生命体悟，来源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体验与独特观察。一方面，作为近代“国民之敌”，鲁迅的基本目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这一特征集中表现为他早期自觉地选择“救国”，尔后又对改造国民精神结构的再三强调和不遗余力的亲自实践。从这一思想动态出发，他深情地呼喊过“精神界之战士”，毫不留情地批评过“老中国的儿女”。然而，“立人”理想的失败，现实环境的险恶，先觉者与庸众之间的隔膜与对立，使得壮志未酬的鲁迅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在孤独悲哀地咀嚼把自我牺牲曾看成是拯救个性和个人的一剂良药而毫无效力的苦味时，一种西西弗斯式的荒谬感油然而生，“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李泽厚语)导致他反思历史：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如何?人在历史中命运怎样?困惑的心灵促使他开始构筑《故事新编》这一荒谬怪诞的艺术世界。很显然，鲁迅无疑是站在现代人类命运的高度上思索着自己复杂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鲁迅深深地感悟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因此，他对国粹主义者眼中的辉煌历史有一种深深地危机感与绝望感，对泱泱中华大国数千年来的文明史的崇敬之情也就化为“一把辛酸泪”了。这样，在鲁迅的意识世界与生命体悟中，他“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矛盾整体性”⑼。这便是意义上的反讽，是人类精神的一段历程，因为“在更高的意义上，反讽是不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某个时间或情状下整个现实……它不是这个或那个现象，而是经验的整体……”⑽。鲁迅的反讽意识来源于他作为孤独的思想先驱，来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和人类现代思想的感通。因此，其历史小说表示的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性，而是表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居高临下的“反讽精神”。这种反讽不仅仅是使用悖论式语言，把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紧合在一起，而且是一种主题性的悖论，它赋予作品的思想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深度。在《故事新编》中，作品主人公的行为与结果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整部作品从“补天”到“出关”也构成了一个反讽意象。用这种反讽意识写作，“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⑾。这就是鲁迅时而认为“油滑是创作的大敌”而最终又免不掉“油滑”的潜在因素。“油滑”的背后，分明凸现出一个孤独的哲人身影，其间足可见出鲁迅在和“无物之阵”搏斗之后，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而滑稽的感受，这就是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时的“虚妄”心态：凝视、玩味、游戏、悲凉、无聊、荒诞。
　　　　　　二
　　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有这样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⑿，因而其作品显示出强烈的开放性，其描写形态同以往的历史题材作品相比大相径庭，开创出一种新型的“古今交融体”。这种融古铸今的独特文本正是鲁迅“虚妄感”的外化形式。《故事新编》一问世，立刻便以它那特有的与众不同的色彩、韵味，引起人们的惊奇与赞叹。恰如书名所示，作家用新颖的艺术手段去处理过去的事，于是便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天地。《故事新编》构筑的艺术世界充满了迷离与奇幻的色彩，它将神话、历史与现实融为一炉，正常的时间顺序消容在神话与现实、传统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空间的随意转换之中，从而打破了单一的历史生活的空间，进入到一种古今交融的境界。在这个陌生而又怪诞的世界中，现实的荒谬事物摆脱了习以为常的状态，暴露出内在的荒谬和畸形，一些来自为人们尊崇的显赫历史人物消失了长期积淀的庄严神圣，变得出人意外的滑稽可笑。女娲的胯下，出现了现代文坛的那么一个“小丈夫”；大禹时代的文化山上，居住着一群满口洋文的学者，在大谈遗传学、维他命、莎士比亚；小品文家却是伏羲朝的；以恶语杀害了伯夷叔齐的小丙居，则在那里“为艺术而艺术”；“募捐救国队”竟开进了春秋时的宋国，而庄子则居然吹响了警笛!……在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里，随处是显而易见的悖谬、非逻辑与不合理。这种“古今交融”带给读者的是荒诞、虚妄的感觉，导引着人们反思人类与自身的生存命运。
　　在《故事新编》这一奇特的历史文本中，鲁迅怀着一种“游戏”的心态，从容地玩弄和凝视着宇宙古今。他一反对神话、历史采取崇拜的态度，剥落掉那些历史人物身上的由历史文化镀成的神圣金层，使他们回到世俗化的现实空间中复活。在鲁迅深邃的文化眼光的凝视下，这些一代又一代被叙述被语言浪漫化地建筑起来的历史上的英雄、圣人被彻底还原，他们脱离了伪装，变得黯淡和空无。以往的历史都是按照衣裳、装饰写成的，按照帝王将相的家谱去建构，而鲁迅第一次使我们去凝视世俗化了的英雄和圣人，凝视历史、文化与生命的最本质最幽深的层次，揭开崇高与卑下、庄严与滑稽、生命与文化的秘密。鲁迅大胆地拆开了历史，又潇洒地重构了历史，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故事新编》的特殊形态不仅是鲁迅这一先觉者“虚妄”心态的外在化，而且亦是鲁迅对历史、文化和生命的一种最自由最深刻的凝视与反思。
　　《故事新编》是作者在一定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现实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需要，用一种超现实的想象对世界加以重新编码，从而创造的常规所不能认同的世界。因此，它带给人的再也不是审美心理的和谐与满足，而是“别扭”、对逆和撞击；是对平衡的破坏，然后再达到新的平衡；它不再使你共鸣、陶醉、留连忘返，而是让你在一定距离外观审玩味，目的在于引导出隐匿于现实世界后面的超常意义。正因如此，这种“古今交融”的特殊文体，才成为鲁迅的独创之作，它是现代历史文学中一块放射出灿烂光辉的奇葩。诚如茅盾所评价：“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咏，却未能学而几及”⒀。捷克著名学者普实克也曾这样评价道：“鲁迅的作品是一种极为杰出的典范，说明现代美学准则如何丰富了本国文学的传统原则，并产生了一种新的结合体。这种手法在鲁迅以其新的、现代手法处理历史题材的《故事新编》中反映出来。他以冷嘲热讽的幽默笔调剥去了历史人物的传统荣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回到今天的世界上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去，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他们。以这种手法写成的历史小说，使鲁迅成为现代世界文学上这种流派的一位大师。”⒁
　　　　　　三
　　每一个作者都是历史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而鲁迅乃是有意识地把历史看成一个巨大的文本，《故事新编》就是历史文本的重新书写，他试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来展叙自己精神的历程。从鲁迅那上下古今任意驰骋的奇异构思中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鲁迅式的虚妄。鲁迅与其他历史小说作家一样，在历史文学中是去寻找价值意义的。对此，他有着特别清醒的理性认识，“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⒃，如此等等。在价值论上，鲁迅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确实对历史充满了希望。但是，在体验论上呢?且不说前期鲁迅眼中的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两种时代的交替转换，历史只是一种循环，是一部充满血腥味的人相残杀的历史；就是在普遍高歌民族历史精神的三十年代中期，在其生命终点的前一年，他仍想“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⒄，这种“刨祖坟”的创作设想不就是来自于其意识深处对历史的怀疑和否定的长期深刻的体验吗?鲁迅明确地说过：“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⒅，这种“所想”与“所说”的背离，反映了鲁迅既立足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的深刻性。只有为自己，鲁迅才发表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极端黑暗、冷酷的内心体验，吐露一部分自我真实的灵魂与“血肉”。当鲁迅在黑夜、灯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⒆，独自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他便开始了灵魂的漫游。正是这种极为自由的创作心态——种类似于游戏时的放任自由，才使得他创作《故事新编》时能够超越地思考人生历史。体验人生历史。这种真实心态的体验与理性价值的判断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当《故事新编》发表后，有人评论读后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⒇的时候，鲁迅断然否定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因为这是“为别人的设想”，但这并不能否认鲁迅作品“别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虽然到后期，鲁迅已从“人的觉醒”进到“阶级的觉醒”，但事实上，鲁迅进到阶级论思想之后，只有对人的价值加深了理解，而并没有抛弃对人的价值的追求，对生命悲剧性存在的思考。鲁迅作为一位心灵深邃而又敏感的文化巨人，他对当时的现实是很失望的。他感到没有历史，“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注释(21)；“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槽了”注释(22)；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注释(23)。我们从鲁迅对历史的这种诅咒和对国人的无情抨击中不难体会出那种深深的失望与悲哀之情，从鲁迅那样的制高点上俯看人生与现实，化繁为简，就导致了《故事新编》中“虚妄感”的产生。这是鲁迅独特真切的人生体验，也是其历史小说所蕴含的内在意旨。
　　有些评论文章曾认为鲁迅的小说是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的，尤其是后期所写的五篇历史小说，几乎都直接是针对于某一事情或而写的。这种，在作品中，在一些注释中似乎也能找到某种根据，但如果因此而对鲁迅的历史小说内涵只作如此简单的理解，就未免太遗憾了。鲁迅固然是一个现实斗争中的战士，但他要比同人看得更开阔，想得更深远。虽然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都对时弊作了一定程度的针砭，可它们却是鲁迅长期探索历史、思考人生的结果，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性旨意。因此，鲁迅的历史小说所真正针对的，绝不仅仅是局部的和现实的几桩事情，正是对历史严肃剖析后所得到的洞察，使鲁迅能够穿透现实和历史的障碍，看出古今相袭的历史性悲哀。
　　鲁迅这种深刻的意识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是对个体生存命运的痛苦思考，那种先觉者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又掉进新的虚空之中的绝望之情。可以说，整部《故事新编》就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与反思。面对他人改造的怀疑到返回自我的价值追问，先觉者生存于世的位置问题必然会在鲁迅心中凸现。虽然鲁迅所从事的启蒙救亡的事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但是在鲁迅的心灵深处却始终摆脱不掉那种对于孤独个人的心理体验，从早年推崇争天拒俗的撒旦诗人，到晚年慨叹自己的“独战的悲哀”注释(24)。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精神自叙传”的《故事新编》中，鲁迅以多种意象表明了先觉者在世的艰难处境，构筑了先觉者的命运模式：人与环境的对立、冲突使先觉者毫无立身之地，不得不“出关”了。从人类之母的创造生命到先哲贤人的生命背弃，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整体象征。《故事新编》中的几个人物，如羿、宴之敖者、禹、墨子等，常常被一些论者比作的脊梁式英雄，而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等亦是传统语境中被赞颂的对象，是圣者贤人的符号。但在作品中，伴随着他们的是恶俗如闹剧般的活动背景，自身的生存意义不断被消解、否定，尽管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俯察世界，对世事人事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但最终一切真诚的主观努力都演变成“无聊”的结果，唯有无意义和虚无才是真实的。鲁迅在作品中超越了一般现实形态，从的高度来加以表现，他在历史人物身上蒙上了一层荒诞的色彩，这种荒诞的效果，就体现在他们每一次企图证实自身价值的行为总是归于失败，个人内心的自我肯定与客观上的卑小地位带来了“虚无感”。夷羿的搏击和战斗，使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注释(25)；宴之敖者复仇的坚定性伴有自我毁灭的绝望感；墨子阻止了楚国攻宋，却无力逃脱宋人募捐救国队的勒索；大禹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却在“万人传颂”之中不知不觉地又掉进了另一重淤泥(贵族化倾向)，历史的阴影最终又吞噬了他。这是鲁迅的历史发现，也是他积自身的人生经验所发的历史感慨，分明感觉到鲁迅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曾有过不少英雄豪杰，均以自己促成的悲剧走向了英雄末路，令人扼腕。《采薇》、《出关》、《起死》同样表现出这一深广的历史内涵。如果仅以为这几部作品就在于批判伯夷、叔齐逃避现实和老庄“消静无为”的消极思想，我们就将陷入一个简单枯燥的结论，发现不了作品所包含的更深厚的意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的信守者，伯夷、叔齐虽是迂腐却也迂腐得“可爱”，宁死不悔中有其悲壮的色彩，但在巨大的邪恶的环境中，他们的反抗或洁身自好，却无法改变他们弱者的地位。老庄深刻的哲学思想，也无法现实中拯救自己，反而使自己陷入“出关”和尴尬的境地，这是主人公所始料未及的。鲁迅在历史小说中采用解构历史的，将这些抽象化和符号化了的英雄、圣贤化解为一个个平凡之人，成为滑稽、荒诞的对象，从而呈现出鲁迅荒诞和虚无的心态——一种“独战的悲哀”的悲凉之感，英雄末路的悲叹。这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所要表达的关于人生、历史的内心体验和中心感受。
　　虚无呈现为对自我的把握，它是反抗的起点；反抗是面对昨天世界的态度；孤独则是反抗者的心理特征。鲁迅既“虚无”又“孤独”，这就注定了其生命的本质精神在于反抗。的确，“为别人”的鲁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者，遵循的是历史主义的启蒙逻辑，理性地对待历史，不懈地唤醒民众，表现在《故事新编》中，就有很多现实的成份蕴含其间，使读者不至于感到太失望；“为自己”时的鲁迅则因袭了太多的传统重负，对历史和人本身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那就是《故事新编》中的“虚妄感”。但是，在鲁迅的意识世界里，“虚妄”并不等于绝望。他曾这样剖明自己的心迹：“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注释(25)，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上的“实有”，鲁迅就没有在绝望中走向虚无主义，反而在与绝望的抗战中奋起，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以虚无为实有，而又反抗这实有的精悍痛苦的战叫”吧，虽然《故事新编》的深层内涵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鲁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后所形成的“虚妄感”，但他确实又超越了这一层面，而不时地走进现实，让历史与现实处在同一时空中，“为他人”的进取意识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既不能否认鲁迅在体验论上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也不能否认鲁迅在价值观上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恰恰是鲁迅的深刻所在。【】
　　⑴⑵⑷⑺⑾⑿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⑶《书信·360201　致曹靖华》。
　　⑸《书信·360229　致杨霁云》。
　　⑹《书信·360201　致黎烈文》。
　　⑻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⑼⑽《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第183、184页。
　　⒀茅盾《玄武门之变·序》。
　　⒁普实克《鲁迅》，《鲁迅年刊》1979年。
　　⒂鲁迅《华盖集·答KS君》。
　　⒃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⒄《书信·360104　致萧军萧红》。
　　⒅鲁迅《两地书·二四》。
　　⒆鲁迅《夜颂》。
　　⒇邱韵铎《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转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篇·〈出关〉的“关”》。
　　注释(21)注释(23)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注释(22)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注释(24)《书信·341206　致萧军萧红》。
　　注释(25)鲁迅《两地书·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