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

时间：2023-03-21 15:16:13 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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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

　　近代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物质与文质：中国文化之世纪反思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人们讲“”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动；当然，其反传统的

　　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使用的“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科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可以变成强盛之国”。只要“在科学上用大工夫，我们大家就不怕没有好日子过，不怕没有饭吃，不怕不走上正轨”。张君劢的立论基础在于：“我们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道科学的重要。新武器的发明，就是这种重要性的一个铁证”。这里的“新武器”大概即指核炸弹。当年严复、梁启超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科学”的失望正基于反思“新武器”所起的作用，而张君劢此时因武器而生的观感与他们当年的感觉已完全不同，他看到的是科学那无所不在的力量。

　　张君劢发表此说一年后，中国政局就已发生绝大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国x党在战场上的胜负与武器的新旧恰成反比，但作为新中国和榜样的苏联正是战后最为强调“技术”的代表之一（另一代表是日本）；结果，清季形成的注重物质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复兴，并因抗战而得到鼓励，此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科学”逐步由“精神”转向“技术”，在人们的常规表述之中“科学”甚至多被“科技”所取代。

　　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质的特点所形成的。

　　清季张之洞设计全国学制时，曾明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不过，对于设在通商口岸附近的高等小学堂，尤其“学生中亦有资敏家寒，将来意在改习农工商实业，不拟入中学堂以上各学堂者，其人系为急于谋生起见，在高等小学时自可于学堂课程时刻之外兼教洋文”。换言之，学堂主要是培养“国家人才”，但对“急于谋生”的贫寒子弟则网开一面。这自然是考虑得相当周到，不过其分别高下之心亦昭然若揭。

　　然而，从清季开始的功利主义已使得风气发生变化。汪德渊曾指出，中国自古以俭为德，以侈为恶，“沿及后世，宗风未改”，读书人好“谈仁义而不言利”。就是到讲究富强的晚清，“士大夫之谋利封殖，犹为清议所不许。凡仕而兼商者，亦尚畏清议而不敢公然为之，隐匿托名以避众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社会风气已大变，“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杨荫杭语）。所谓“市道”，也就是商贾之道。按照这种标准，当年张之洞予以特别关照的贫寒子弟此时已多半接近“圣人”，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不可谓不剧烈。

　　蒋百里在1921年谈及民初世风时说：“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这里当然明显可见传统士人欲“澄清天下”并轻视商人的精英意识，但也说明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目标，社会对“精英”的认知也改变了。

　　针对社会功利化、物质化的倾向，部分读书人试图加以纠正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年多数新文化人曾担心太强调“文质文明”将妨碍西方，但也看出过分注重物质会导致全社会的功利化，从而造成对“学术”本身的忽视，最后是“民德”的堕落。北大学生傅斯年在1919年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而后有苟且之行。”今日“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皆因“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即在科学”。近百年来，科学已“与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几为文化事业之全部。凡文学宗教，亦莫不受科学进步之重大影响”。所以，“欲中国强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须发达科学”，也就是“树立科学文化”。正因为“文化也是国力”，故“敌国无道，横加摧残”实亦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使然。

　　卢氏知道肉搏无以对坦克，面对强敌，徒靠“精神”而“舍身取义”也解决不了；但没有科学文化基础的“技术”是无法维持的，已有前证：“鸦x战争后，晚清亦曾大购军舰，中日一战，乃悉为敌有。当时亦曾大兴兵工厂造船厂，不数十年乃出品不济，机器陈旧，是即因无科学文化基础以维持其生命也”。故只有下决心“培养科学精神、广播科学知识与进行科学研究”，通过树立“科学文化”而实现“民族之复兴”。在许多非自然科学界的读书人提倡“物质化”的同时，一些自然科学家却强调文化也是国力，提倡所谓“科学的文化”，这一良苦用心实在值得后人认真体会。

　　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曾说过：“国家之治乱，民主之盛衰，恒系乎其文化之高下。文化高深悠久之国，虽历险厄、遭艰难、受外侮，苟其文化不亡，终必光复旧物；若文化一蹶而不振，则其国亦必随以灭亡。”文化究竟是否曾起到这样的作用或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还有待论证，然而正如欧阳翥在1936年所说的，不同民族文化“相接触而起竞争，其结果恒有一种新文化产生，伟大卓越，超旧者而上之”，故应“发展各种学术事业，本民族自信之决心，保持固有之文化，且吸取西方物质科学之精华，采长补短，融会而整理之，使蔚为真正之新文化，以为民族复兴之具”。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西方文化之精华当然绝不仅仅在物质科学一面，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大概也应该走物质与文质并进之路吧。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而非时人已在使用的“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说的“”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实乃“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的谬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真正推广科学。

　　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道路，可以看到注重物质的特点所形成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家卢于道在1936年强调：“我民族欲求生存，岂仅尽在沙场之上？凡整个国家之文化，皆为国力之所系。”他认为中国学者“数十年前之谈维新，及近数年来之提倡科学”，皆是努力于文化革新，也就是文化的“化”。盖“近代文化之特征，

　　即在科学”。近百年来，科学已“与人类日常生活不可须臾离，几为文化事业之全部。凡文学宗教，亦莫不受科学进步之重大影响”。所以，“欲中国强盛，必革新文化，欲革新文化，必须发达科学”，也就是“树立科学文化”。正因为“文化也是国力”，故“敌国无道，横加摧残”实亦因“国既孱弱，文化落后”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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