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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本身-试析文化研究为例略论现代文学批评的过度发展
论文摘要：批评作为现代知识学科的产生、发展历程的一个特殊类型，在当代存在着过度解释的状况。如研究的兴起，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就存在过度解释的情形。论文通过对二者的互文性、文本联系等内部探寻，主张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并由此找出改善文学批评过度发展的解决方案，即借鉴传统批评的某些规则，深化文学研究方法，回到文学文本等。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过度发展；文化研究；回归文学
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现代知识，以理论批判为机制，以现代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其学科化经历了18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历程。步人大学殿堂之后，现代文学批评才获得了学科地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
现代文学批评曾试图以文学形式，即文学性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却不能够对此加以规范表述，因而也就没有建立起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单一模型。它作为一门知识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存在自然的联系，这就导致了其自身某些内部矛盾的显现，也由此造成了它在当代所处的困境。文学批评超出了文学，它不再关心文学本身，它将文学中包含的各种特性——性、性、性、性、文化性等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使这门学科过度发展。这种状况在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发展，日渐拉大了与多数读者的距离。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和它对文学研究的挑战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文化研究是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为诞生标志的……它游走于传统学科的世界之间，同文学研究、和历史学关系尤其密切，其他像学、人类学、学等，都是其后援，具有坚实的基础。”文化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对文学和提供了背景和语境，但它的实际进程已超出了背景和语境的意义，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大有勇往直前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具体表现如下：
(一)去经典化和价值消解导致性的缺失
文化研究几乎囊括了现代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去中心化、平面化、琐细、拒绝深度，去经典化、单向度、能指链。它是一种将大众文化纳入中心视野，与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针锋相对，从社会学、学、中汲取制度或模式的分析方法。伊格尔顿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文化崇高地远离日常这个指责更为虚假。某些文学批评家忠实地反映了这种具有震撼效果的意义的转移，因此根据都铎王朝时代的戏剧拼凑少年杂志，或者用他们的帕斯卡交换色情文学。州文学的通俗化追求、品的日常化使文学经典远离人们的视野。艺术创作的陌生化原则受到挟持，意义变得不再有深度。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话说，这样种表面上看是流于泛美主义，实际上是审美审得过火至于无美可审的文化现实，亟待理论家来正本清源，给出新的理论说明。文学是审美的艺术，它旨在在思想和艺术上追求自己的特殊资质，以语言为媒介传递审美感受进而创造美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体裁，无论时空变化，文学的理想都指向美。审美性的缺失预示着文学意味的减淡和文学价值的消解，这更使文学研究遭遇更多的困惑，面对琐碎、庸俗、浅薄的现象，文学批评如何驾驭其批评原则，如何施行其探究性，都会受到很大质疑。
(二)商业化和消费性质对艺术原则的消弱
文化研究以大众传媒为介质，势必以商品交换为法则。在现代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原先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它们中的经典“看起来属于永恒的领域”，“似乎不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史等因素的实质性影响”，却逐步地被广告、流行歌曲、时装、连续剧、居家装饰、网游网购、泡吧等新兴门类所替代；同时活动的场所也由原先高雅的艺术场馆扩展到与大众几乎处于零距离的日常生活范围之内。换言之，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影响着文学艺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流通等方式以更贴近现代人日常的商业生活的形态表现出来，即一切都指向消费，文化产品以统一模式大批量生产，直接与流通挂钩，并及时被消费。巴赫金说：任何精致的形式主义都建立在粗俗的享乐主义之上，精致之中，美真合一。但我们仍能嗅到的铜臭味，因为它想赚取的至多是感官。“文化现代性意味着艺术是大众的艺术。复制时代所复制出的艺术的商业性质和消费性质，本身成为文化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仅是其声讨对象”。商品原则掩盖艺术原则，艺术被沦为服务感官的低级键盘手，它必然远离自身的价值和人类的意义。
(三)研究的跨学科化导致性的泛化
文化研究不仅研究文化本身，它横跨文学、人类学、学、、学、学、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门学科。其“旨趣不在完善学科内部的理论，而是回答学院之外的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它与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建立了联系，也与权力、表征、身份认同有关。文化研究所阐释的“文化性”正占据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而使之泛化。“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等研究仍有差别，不像传统文学那样集中在对要素、形式要素，或一般思想性要素的发现，它们通过叙述程式与过程等的分析所揭示的仍是文化要素，借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通道走向的是文化而非文学”。研究对象随着文学要素的减少和文化要素的增加，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霸权的文化话语，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介入，使批评家必须探求文学性之外的其他的分析方法。澳大利亚学者约翰·道克尔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对Q·D·利维斯<小说和阅读公众>的观点作了概括：“……大众文化不值得当作真正的文学或文本来分析，它是一种大众心理状态的反映，批评家必须深入一种大众读者和观众的心或精神分析对它解释。”而文化研究对文学非文本的范围扩张，甚至对社会分析和社会批评的关注更是对文学性边沿的冲击。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特有对象，它是文学区别于非文学的标志。、韵律、修辞、情节、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感正是文学作为一门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宽泛了的文学性比文学性的缺失对文学生命力的威胁更强烈，而文学批评就建立在这种文学的形式之上，文学性的扩张和泛化势必导致文学批评学科的过度发展，过度发展了的文学批评因此而不再热切关注文学，而关注超出文学的其他的因素，这无论对文学本身和文学批评都是一种黯淡的前景。以上是文化研究转向过程中对文学研究的负面影响，这也使已深处困境的文学批评遭遇更多的焦虑。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现状，拯救所谓“死了”的文学，给予文学批评以其曾经应该拥有的合理批判功能，使它回归与文学的和谐关系，值得我们深思。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深入学科内部，寻找根源和应对矛盾的锐利武器。
文化研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深厚的社会背景，也有它自身的价值和对于其他知识的意义参照，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决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样，也必须潜入文化研究内部，并与文学研究建立对话，才能借鉴其有利的原则和机制，避免它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同化和侵蚀。“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无论从文化视角关照文学，还是从文学视角关照文化，都可以使传统批评柳暗花明、峰回路转”。为此，我们需理清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文学和文化的原始思维同源共生。文化是原始思维在人类头脑中的具体积淀，文学是作为它的表现形态而存在。作为文学的民间文化为文学注入更加鲜活的生命元素；作为文化的民间文学是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见证。它们共同映射了原始的思维模式，伴随着人类的繁衍和文明的创新，相互渗透以至可以达到抽象的层面。有人说，语言是文化上约定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文化上约定的。“诗的语言就在于它通过语言的力量向人们业已习惯的陈腐日常经验理所当然地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振聋发聩。"原始思维的特征，在于它的感性表达和象征精神，而这一点也正是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换言之，原始思维和文学表达方式在结构形态方面相互依存。如果思维的原始特性消亡，文学思维和表现功能也随之消亡。后现代以来的去化表现，理应寻找和重建原始思维在当下世界中的精神地位。同样，原始思维的文化形态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加以观察，其实也正是文学思维的基本表现形态，两者同源共生，才能使各自得到有效的发展和传承。由此，承认文学的思维形态本质上就是对文化形态的承认。和后现代文学及其批评立场对此并未得到更为深入的认同，因而促使批评本身成为非文学的观念建构而不是现象学的本质理解。
其次，要正确理解二者的互文性。文化和文学是互为背景的观念和表现。文学以其文本中的因素和外部的意义体现文化，文化在思维形态、批评方法和典型性等多个层面和表现角度成为文学的转写。它们的结构又有所不同，文学以语言为建构，重在审美元素和形式元素的表现和提炼；文化除了文学、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传统及信仰，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综合、高度的抽象。文化蕴含能够增加文学的丰富性和广阔度，提升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文学韵味为文学提供深刻和精致度，提炼和发展文化。一个作家必定受到他所信仰的文化的影响，进而将文化因素灌注到作品中形成一定风格，表现他的价值倾向，阐释其思维特性、意象和意境的生成方式等，从而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成果存在。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必定包含了大容量的文化现象，通过它人们能够透视出整个社会的存在形态、风俗画卷、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更多的人性格调。理解了二者的互文关系，并且推动它们各自的发展，文学批评因此更要始终找准基点，通过文化意义的提炼更有效地研究文学，而不是偏离批评职责，把背景的文化作为主体去把握。
最后，准确把握二者文本间的关系。黄卓越在<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及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中指出：有一种是结合文化作的文学研究，这一种重心和目的都落在文学知识的类型上，所以不可能替代或消解文学研究；另一种是借助文学作的文化研究，以文学文本和活动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目的是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但由于它与文学规则的结合，采用了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手段，这就有利于文学研究运用范围的开拓。这正如瓦·叶·哈利泽夫所认为的：“从符号和文化学的视角来考察文本，对文学学而言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传统的、语文学本身的理解。这一考察方式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出作家创作活动的特性，更加全面地认识作为人际交流现象的文学。”但是如果文化研究不是重在结合文学规则，不依赖于文学形态分析，就有其独有的研究目的。“这就不一定要适合狭窄的专业趣味而将文学研究的实际标准作为其发展的参系。文化研究有比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和功用侧面。”这样的文化研究就不是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的。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如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我们应从历时和共时角度来研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注重二者间的沟通，提炼其各不相同的特征，才有可能在相通的互文背景内得到相互确立而不是彼此消解。
把握和的有机联系和互渗原则，找准文学研究的方向，有助于引发人们对文学批评学科内部的反思和解决方案的找寻。文学批评回到文学自身，是解决其过度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回到探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回到对文学性的适度把握，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传统文学理解的选择性回归
传统文学研究关注文本，在其内部寻求规律，主张经验的认同，认为是文学的介质，遵守的陌生化原则，重在能指所指双重结构的建立，寻找并依据文学性，倡导某种理想化、模式化的原则以阐释和规范文本。这些都是文学研究高度价值之所在，必定使当下图像文化和符号化的文本自惭形秽并于文学乃至批评的视域中隐退，而这些对传统的选择也必将挽留文学性的远离。例如形式主义的批评原则就有长久的有效性。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说：“譬如，语言的艰深化；譬如，种种声音表现法，渲染，韵脚。这是艺术的推进。凡此种种不仅是诗歌语言中声音的现象，而且是诗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艺术永远表现人类向善向美的理想，文学也必然以其特性而生存。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最好的导师，对文学批评向文学结构的回归，汲取传统文学解释中的经典原则与理趣意义深远。
(二)深化文学研究的方法
文学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如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还有人提出用学、学、神经现象学、活体生物学、传统学方法来研究，并且每一种方法都会取得相应的成效。迈克尔·莱恩曾对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了多重解读。以《李尔王》为例，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认为是一部多种话语模式并存的异质性文本，得出如下结论：“《李尔王》通过对死亡和再生的叙述，反对建立在僵死的权威、不健康的自我欺骗和命令式的语言之上的旧秩序，支持一种发自内心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秩序，一种建立在考狄利娅所主张的，说自己感觉要说的而不是自己不得不说的基础上的新秩序。”用结构主义方法解读，则注重其双重情节的研究；用女性主义方法解读就落在父权制和父权制对妇女的理想的重心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助于丰富文学研究的资源，增强文学批评的活力、深度和广度，也能推动文学创作的丰富化。但无论采取何种批评方法，理论前提必须建立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之上，面向文学文本，结论回到文学。弗莱说：“我需要一种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但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或包含一种真正的文学史。”而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追求所遇到的问题，如精神分析方法对文学现象的简单化归纳，符号学批评的化倾向等等，都是文学批评背离文本的诱因。面对如此种种，要善于舍弃批评方法方面的不足。
(三)正确区分文学和文化
对文学和文化两者关系的把握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进行了论述，这里再作强调。在文学研究中，文化是其背景；在中，文学是其例证。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从文学出发，最终回到文学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效的。在当下二者的相互交融中，必须维护各自的独立性。文化是人类所有的物质、精神、制度的成果的高度抽象，是一个大系统，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表征，有着巨大的覆盖面。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是者运用感性经验，建构一个审美的文本世界，从而使接受者获得精神和灵魂的洗涤和升华。它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阶段的精神产品，需要不断改良和创新。而且，“文化的形态多种多样，除大自然之外的所有事物、现象的形态都包括其中；文学作品的形态只有其话语系统与其指代、导向的文学作品言象系统及其意蕴的统一一种”。正确区分文化和文学的相异之处，才能更好把握它们的贯通性，才能在具体文本的研究中始终认准文化或文学的主体性，明了文学研究对文化的反映乃为文化研究所提供的依据，文化的传统、模式、观念对文学文本的影响和对文学批评的启示。唯此，才能不混同二者的主次，相互推动、促进和丰富。
(四)回到文学文本
文学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文本。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脱节，必定走向自身的纯理论化，最终将远离大众，远离文学。回到文学文本，就要重新确立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以文学为出发点，以文学为文本，但由于过度诠释，忽视文学文本和文化的涵义，文学性使形式主义变得狭窄，致使文学研究陷入僵局。“形式主义者大多兼具语言学家与诗人的身份，他们希望通过语言学走向诗学，但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条路不易走通，不知不觉中广义的诗学变成了狭义的诗学”。而符号学，则由于跨学科的学术性，涉及哲学、心等领域，致力于摆脱特定主题范围的支配。它在深化文学文本原理的同时，也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立场原理。我们从彼得·威德森对文学性的观点中应该得到一些启示，“一方面，我接受不存在一种语言学或修辞意义上的独特的文学语言；另一方面，我希望在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地位、功能和影响中，而不是在审美本质中确立文学性的定义。”“既确认文学性的外在文化定义，又保留它与其他话语形式、其他文化产品模式的内在差异。”以上两个例子正是文学批评背离文学文本的正反两面的例证。重新确立文学性，回到文学文本是真正解决文学生产、文学批评难题的方案，也是唯一的出路。伊格尔顿认为应该把文学放置到现代的文化生产领域来审视，但因文化生产的个性差异，我们不能把文学与现代性上普泛的文化话语混同。作为文学自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也恰恰就是文学性这一仍旧肩负它区分于其他艺术或文化的特征。
文学批评遭遇了过度发展。学科自身的过度发展，以及研究学科界限的消融和文学性的扩张，将文学批评带进了十分尴尬的处境。文化研究只是其中一种具体的表现，但对文化研究理论机制的内窥和对它所带给文学研究困境的深思，及从文学批评学科内部人手，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分它们的不同，本着回归文学的宗旨，建立理论背景下有效的实施策略，深化文学研究方法，重新确立文学性，将研究指向回归文学文本，这是一条指点迷津的出路，对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批评前进航线的拨正，甚至对整个现代知识体系状况的改善和难题的消解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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