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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
论文摘要：伍尔夫是公认的女权主义先驱者和女权运动的精神领袖，但她不愿将自己囚于单一性别的一极。她提出了关于创作中的双性同体思想——双性同体的大脑是最佳的文学创作状态。伍尔夫的家庭背景影响及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促使其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在伍尔夫三部具体作品《到灯塔去》《奥兰多》和《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得以充分体现。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文学创作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她因独有的对生活的感性和细腻的特色，以及对于意识流手法的大胆尝试与创新，使她的作品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然而，她对于女性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深刻关注更加引人注目。纵观伍尔夫的一生及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文学创作中的双性同体思想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在《到灯塔去》《奥兰多》和《一间自己的屋子》等论著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多次强调：囚于单一性别的意识是创作的大敌。一个男性或女性艺术家具有太强的男性或女性意识，会妨碍他们具备人类统一的整体性视角。只有在精神上达到两性的和谐，从而摆脱性别角色的束缚，才能最终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伍尔夫的三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到灯塔去》《奥兰多》和《一问自己的屋子》，揭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及其在有关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一、双性同体的文学起源及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
文学，是一种对人类思想和生活的艺术反映形式，我们在其中随处可以见到双性同体思想的印记。双性同体的概念在其中被扩展为对性别思想的超越。其实，在伍尔夫之前的文学先驱的作品中，就已经对这个思想或多或少地提及和做了初步探索。如在荷马史诗中，很多神看起来就是双性同体的，这可能是在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的双性形象。之后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塑造了女扮男装的女性形象。直到18世纪中期，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开始得到关注和分析。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以及《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既端庄美丽又智勇双全的女性的赞许，也表达了两性融合的文学理想。但是，众所周知，伍尔夫是第一个正式把双性同体思想引入文学中的作家。
作为女性主义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父母互相支持和依靠的和谐关系对成长中的伍尔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伍尔夫出生于一个知识贵族之家，父母都受到良好的。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报刊撰稿人、编辑和作家。他“正直、严格、富于理性和强烈的感”，他的性格具有严格明晰的理性主义精神；母亲朱莉亚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美丽、坚韧并无私。伍尔夫在回忆父母时曾这样评价：“丈夫和妻子深爱着彼此，她为他而活，打理家务减轻他的后顾之忧；他欣赏她的美德和平和。”
尽管生活在一起的父母是互相依靠又性格互补的，但成人后的伍尔夫却道出了他们性格中的弱点，受到剑桥理性主义和思维方式训练的父亲，没有色彩、温度或形体，只有无数精确明晰的线条。他严厉地管教孩子，像在教练一只划船队，而另一方面，他又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对妻子无尽地依赖和索取；母亲默默为家庭和子女奉献，她虽然是受人赞许的妻子、母亲，自己的个性却消泯一空。正是这种遗憾促使伍尔夫不断探求一种半雌半雄的思想状态．而达到既两性和谐又个体丰富独立的精神空间。
其次，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促使伍尔夫的双性同体思想的形成。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追求的是妇女权益。而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解放浪潮主要是弘扬妇女的本质，她们中的大多数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处于两次妇女运动浪潮的低谷，一方面，她继承了妇女运动争取自由平等的进步观点，同时她也意识到该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局限。因为在第一阶段追求两性平等和妇女权益的运动中，恰恰也在无形中促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第二阶段的运动虽然摈弃了“男性中心主义”，但对于女性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过分突出又导致事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女性中心主义”。因此，伍尔夫认为，最为理想的思维模式应该是“两性融合”的，即超越性别。
二、双性同体思想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伍尔夫认为，男性特质中的现实、理性和逻辑与女性特质中的直觉、情感和本能，都是人类各自的偏激和自满。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和评论家，她提出了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双性同体思想：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应该是一性的，只有在精神、思想上达到两性的和谐融合，才能打破性别偏见的限制，才能在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上创造出杰出的作品。伍尔夫在她的《到灯塔去》《奥兰多》和《一问自己的屋子》这三部作品中，深入尝试并探索了这一思想。在《一问自己的屋子》这部著名的作品中，伍尔夫找到了妇女思想上自解释思路。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她认为物质条件的匮乏，阻碍了有些妇女进行自由的文学创作，因为才华的实现需要以物质前提为基础。她接着又指出：尽管一位进行文学创作的女性有足够的金钱、安静的私人空间，以及艺术表达的天赋，但是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中，由于没有平和而健康的心态，她仍然很难发挥出才能。
在该作品中，伍尔夫把史内的女性作家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那些衣食无忧、出身高贵的女性。她们才华卓绝，但由于对男性价值中心或恐惧或憎恨，使她们的心志受到干扰，在其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干扰的痕迹。如阅读公爵夫人的作品，能够看到这样的字句：妇女像老鼠或猫头鹰一样活着，像动物一样劳作，像蛆虫一样死去。第二类是中产阶级的女性。她们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批运用才能获得生存的女作家。但窘迫的生活境况使她们挣扎在贫穷的生活线上，她们的悲惨境遇使同时代的姐妹们觉得“像她们那样活着还不如死去”。第三类是以简·奥斯汀、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尽管她们的作品主宰了19世纪的文学，但她们依然不能超越那个男性主宰的，充满了愤怒和担忧的文字阻碍了她们在上的充分表达。“她们本该平静地去写但她们愤怒，她们本该明智地去写但她们愚蠢，她们本该描品中的角色但她们却描写自己。”同时，伍尔夫还把视野投向了男作家的作品，如弥尔顿和托尔斯泰。她认为他们的作品中因充满了过多的男性气质而损害了作品的价值。
“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一丁点女性特质，因此，他们的作品对于女性读者而言既粗鲁又青涩。”伍尔芙双性同体思想，在她的另外一部作品《到灯塔去》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该小说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是伍尔夫的自传。拉姆齐夫妇是伍尔夫父母的化身，画家莉丽·布里斯科实际上就是伍尔夫的自画像。莉丽完成画作时年44岁，而伍尔夫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也刚好是44岁，或许这也绝非巧合。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莉丽身上的两性原则并不平衡，表现在男性气质占优势，如她反对篡改色调，坚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绘画创作。同时，女性气质的缺乏使她在人际交往中屡屡受阻。她也无法协调体现在拉姆齐夫妇身上的男女两性原则，对于拉姆齐夫人她也持否认态度，认为她对异性过于关切，过分强调婚姻的必要。认为“最糟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极端虚伪的”。偏激的想法使她无法与异性建立有效的沟通，对婚姻的偏见使她人到中年仍孤身一人。
因此，她大脑中两性片面地、无法调和思想阻碍了她上的成就。虽然她对绘画热爱并孜孜不倦地绘画，但成就微小。莉丽一直要为拉姆齐夫人画一幅画，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排她画布上的“空白处”，她无法找到一种方式来平衡画面上的空间。
在第二部分“岁月流逝”中，瞬间的镜头和追忆描述了这个家庭的变迁：拉姆齐夫人及长女先后死去，长子也在战争中阵亡。10年后，重回别墅的莉丽对于拉姆齐夫妇有了新的认识，她不仅发现拉姆齐先生对人热情、关切，而且在对夫人进行追忆时，认识到她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的包容、关切。对于生活和两性原则的重新感悟和调和，使莉丽的内心不再偏激和不平衡，达到了理性与感性、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合的完美境界。于是，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她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一举完成了多年前一直不能完成的绘画。
同样，在完成《到灯塔去》不久的同一年中，伍尔夫在她的另一部充满奇想的作品《奥兰多》中，再次深入探索了双性同体的精神境界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这一主题。《奥兰多》这部表面看起来“有些可笑，有些严肃：带着夸张地极度渲染”的作品，却蕴含着深刻的主题。奥兰多原是一位英俊的男子，备受伊丽莎白宠爱。成为著名的特使后，在君士坦丁堡一次叛乱当晚沉睡几日，醒来后变成美丽娇娘。之后她混迹于吉普赛人中间，返回英国后重获贵族头衔，醉心于文学创作，随后与一位船长结婚，之后她的诗作也获得了圆满成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奥兰多》中，伍尔夫没有花过多笔墨来描写主人公的写作，但奥兰多的诗作《橡树》贯穿全书始末。变性之前，奥兰多是位不折不扣的男子，由于情人的背弃，使他对女人有着偏激的态度。深爱他时她们是甜美的天使，背叛他时她们是多变的魔鬼。这一次失恋的经历使他饱受心智的折磨，一度无法正常阅读和写作。他常常“修改了又撕掉，删去一部分；插入一部分；极度兴奋；又极度绝望”。变性后的奥兰多一方面对于女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社会的习惯与传统对女性的限制与要求，使她认识到女性的地位，她们只是男性主宰的社会里的点缀和附属品。有着两种性别经历的奥兰多逐渐获得了平衡的两性特质，均等的两性原则在她头脑内平等交融。这种双性同体的思想状态不仅使她获得了幸福的爱情与完美的婚姻，而且使她获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她终于完成了历经4个世纪，倾注她毕生心血的诗作《橡树》。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曾说：“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这两者共同和谐的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在她的其他两部小说《到灯塔去》和《奥兰多》中，都表明了她的这种文学理想。通过双性同体，她不但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还避免了女权运动驶向女性中心主义一极。而且正是通过这一完美的“第三性”精神境界，伍尔夫为我们展现了最佳的文学创作的精神状态。
对于所有的文学创作者而言，他们可能无法把握纷繁复杂的变化，但是，只有摆脱偏激，超越性别局限的精神境界，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避免自身性别局限，倡导精神世界的双性融合，必将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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