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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与价值取向探析
论文摘要：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的“思无邪”是从春秋实用角度对《诗三百》教化价值所作出的评价，是对诗的价值判断。其“诗言志”之“志”是指用诗人着志，是理性的、功利的，但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这个“志”又是限定杂“思无邪”观念之下的。
论文关键词：“思无邪”；“诗言志”；周礼；孔子；价值取向
多次表述过与《诗》相关的言论，如管子“《诗》者，所以记物也”说，赵孟“《诗》以言志”说，卢蒲癸“赋诗断章”说，的“诗以道志”说等，但大多数并非有意识的专门论述。孔子是对《诗》进行有意识批评的第一人。明人赵士哲谓：“诗莫盛于《三百篇》，谈《诗》者莫精于孔孟。”[1]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人们过去对孔子诗说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论语》一书。但随着近些年来考古发掘中大量文献的陆续面世，证明了一些传世文献的真实可靠并丰富了传世文献。“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面世，为我们重新认识孔子诗学提供了契机。
一、“思无邪”——孔子说诗的观念要求
孔子“思无邪”一语是对《诗》的总评论，出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自孔子提出“思无邪”这一诗学命题后，前人对其本旨作了多方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认为“思无邪”就是《诗》三百的内容都是“思想纯正”的。以东汉包咸“无邪，归于正”说为代表，形成了颇有影响力的“思想纯正”说。但考之以《诗》三百的具体诗篇，这一观点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
《诗经》作为一部反映周代五百多年生活的作品，其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十分丰富驳杂的。正如袁枚先生所说，“三百篇中，贞淫正变，无所不包”（《随园诗话》卷十四）。其中有《十月之交》、《巷伯》、《节南山》一类言辞激烈、疾恶如仇的篇什，也有《新台》、《墙有茨》、《相鼠》、《株林》之类的怒骂嘲讽之作，更有大量的发乎情，不止乎礼义的男欢女爱、幽会私奔的爱情吟唱。这些“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鲁迅《汉史纲要》）与礼义教化是相悖的。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的孔子眼里应当是“有邪”的。同时，孔子本人也曾明确地提出“郑声淫”、“放郑声”（《卫灵公》）的口号，怎么会称赞《诗》三百“思想纯正”呢？
前面说过，孔子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完全接受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的诗学观念和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他的“思无邪”也必然是从春秋实用角度对《诗》三百道德教化价值所作出的总评价，是对诗的价值判断而非特征判断。“思无邪”的总评价，是孔子对春秋特殊用诗实践的理论升华。
孔子认为，《诗》三百中，尽管有的诗内容是“有邪”的，但“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在经过断章取义的“兴”发处理之后都能在实践中发挥出纯正无邪的实际功效。那么，“有邪”与“无邪”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冯友兰先生指出：孔丘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诗经》包括三百多篇诗。“思无邪”是《诗经·鲁颂·駉》篇中一句诗。
孔丘认为这句话可以包括全部《诗经》的意义。邪和正必定有个标准，这个标准，照孔丘看来，当然就是周礼[2]。
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针对其身处时代社会秩序面临崩溃的危机，提倡恢复周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首先选择《诗》为恢复西周礼乐制度的载体，通过对《诗》的诠释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及情感，使之符合周礼的规定。对于那些不符合周礼的“有邪”之诗，孔子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而使其升华到礼义的高度，从而使整个《诗》三百都归于“无邪”，即都有利于对礼义的建构，这就是“思无邪”的本旨。
“思无邪”说体现了孔子本人的学《诗》方法。即以“思无邪”为一观念要求，学《诗》中，对具体内容的理解主观上都迎合这一观念要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见到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见地’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思无邪”是孔子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对此，冯友兰先生说：“照孔子的全部思想体系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四目之外，还要加上第五目，那就是非礼勿思。”
二、“诗言志”——说诗的基本价值取向
“诗言志”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中国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辩》）。关于“诗言志”的命题，认为最早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于“诗言志”，郑玄注《尚书》解释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这即是说出自舜口的“诗言志”说是一个有关创作的命题。但据顾颉刚、陈良运等先生从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考证，认为“诗言志”之说大约产生于战国时代，而不可能产生于尧舜时代，这已被学界公认。但随着春秋中叶《诗经》的结集，“诗言志”的观念也必然逐步确立起来了。现存典籍中，最早把言与志与文的相互关系放在一起来说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记载：孔子称赞子产，“《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诗”与“言志”的关系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国君臣在垂陇设宴招待晋国大臣赵孟，赵孟让郑国的七位大夫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其他赋诗人皆借赋诗表示对赵孟及晋国的恩好之意，唯独伯有赋了《鄘风·鹑之贲贲》，取“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句，影射攻击郑伯。赵文子故对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怒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赋诗言志”如前所述，是春秋时期一种流行的用诗方式。这里出现的“诗以言志”是站在接受角度，言赋诗人之志，而《尧典》中出现的“诗言志”则是言作诗人之志。可见，作为中国诗论“开山纲领”的“诗言志”，最早并不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对春秋时期“赋诗言志”这种实际的用诗活动即文学接受活动的概括和。因此，“诗言志”最早不是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有关文学接受的理论命题。
“诗以言志”，是借赋诗言赋诗人之志。从春秋大夫赋诗以及相互间的对答来看，大夫们的赋诗并非完全表现个人的娱乐情志。赵孟认为“《诗》以言志”，但这种“志”却有一定的限制，即关乎国家意志和个人修身的。对于伯有的赋诗，赵孟就提出间接的批评，正反映了对“赋诗言志”中“志”的规定性。对此，萧华荣先生指出：“赵文子事后的评论，他明确提出‘诗以言志’之说。此处之所谓‘诗’，显指《诗三百》；‘诗以言志’也显为以《诗》言志，借《诗三百》的篇章字句言自家之‘志’。这个‘志’也显然不是诗人触物所兴、披心沥诚的感情抒发，而是外交上的意向、愿望和虚与委蛇的酬酢周旋。”
在周代，因为赋诗不当而引起国家间纷争的事时有发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昭子对于宋华定不知赋《诗》言志的评价：“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其中“宴语、宠光、令德、同福”都是昭子借诗所言之“志”。可见，他对于“志”的理解是有所限定的，并非指个人的主观情志。清人劳孝舆认为，春秋大夫赋《诗》的特点是“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5]今人顾颉刚先生则认为，“自己要对人说的话，借了赋诗说出来，所赋的诗，只要达出赋诗的人的志，不希望合于作诗的人的志，所以说‘赋诗言志’。”[6]二人对春秋大夫赋《诗》言志的特点作了说明，都是中的之论。但都没有对“志”的内涵作出界定，而这对于深入认识孔子及春秋诗学至关重要。
孔子说：“诗无离志，乐无离情，文无离言。”[7] 孔子生活在用诗的时代，他所谓的“诗无离志”之“志”也必然指用诗人之志。这个“志”，与春秋士大夫们通过赋诗所言的“志”一样，是理性的、功利的。但对以恢复周礼，拯救危亡为己任的孔子来说，这个“志”又是限定在“思无邪”观念之下的。因此，在孔子那里，“诗言志”便成为“诗言礼”的、、教化命题。即通过对诗的诠释来实现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为了更好地复兴周礼，孔子对传统进行了反思，在“仪”、“礼”分离的思潮中[9]，①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理论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仁”是属于人们的品质和观念，“礼”属社会伦理和制度。就是说人没有仁的道德品质，是不能真正贯彻礼的。可见，孔子引“仁”入“礼”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恢复周礼，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礼’如前述，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或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8] 基于此可以得知，孔子在具体的对《诗》诠释中，以“仁德”说诗的用意还是为了实现恢复周礼这一现实政治理想的。“诗无离志”说是“诗以言志”说的继承和深化，是孔子说诗的基本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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