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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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

【提要】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文献”，而应是“文献的文本”；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传统文献学实质上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文献整理利用方法论。传统文献学理论体系应当围绕“文献文本整理与利用”这根主线，分为形体认知(包括文献载体、文献体裁、文献体例)、内容实证(包括校勘、辨伪、辑佚)、文理注译(包括标点、注释、翻译)、检索典藏(包括分类、编目、典藏)、二次编纂(包括汇纂其整体、类编其资料、抄撮其精语、选录其华章、数字化网络化)五个方面。

【关键词】传统文献学内涵范围体系

文史学科的文献学(笔者称之为“传统文献学”)名称、内涵、范围、体系诸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一些模糊认识。①如其学科名称即有文献学、古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理论文献学、普通文献学、综合文献学、大文献学等，至于其分支学科和专科文献学名称更是眼花缭乱。究意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歧异呢?笔者以为根源在于：其一，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没有确切的界定，缺乏相对固定而明确的学科坐标。其二，在界定传统文献学理论诸范畴时，忽略了“文献学”脱胎于“校雠学”这一根本前提。其三，对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不分彼此，对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硬设壁垒。下面就这些问题稍作分析与论证。

一、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名同实异

无论称之为文献学、历史文献学，还是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我国文史学界所称“文献学”都是以整理、研究古文献为目的的一门传统学问，过去称为“校雠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其基本宗旨，保障传世文献文本的完整、理解的准确是其终极目标，注重研究文献文本价值与内容的真实是其基本特征。故从目的论来讲，传统文献学就是文献整理利用学，就是文献整理与利用的方法论。遍查现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从汉唐刘向、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杜预、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颜师古等，到宋元明清的郑樵、洪迈、王应麟、胡三省、胡应麟、阎若璩、胡渭、姚际恒、惠栋、戴震、纪昀、章学诚、王念孙、钱大昕等，历史上所有被称之为文献学家的学者，其主要成就无一不在古文献整理与利用范围之内。这是对文献学即文献整理利用学这一基本认识最简单而直观、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①有关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混乱庞杂和改革的必要性，冯浩菲先生在其《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载《文史哲》2002年第1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②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

由校雠学到文献学，经历了一个必然而然的演变过程。校雠学发端于孔子整理六经，西汉刘向父子受命校理国家图书，开始了校雠学理论的探索；南宋文献学家郑樵《通志·校雠略》则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校雠学理论的专著，总结了校勘、辩伪、目录、典藏等文献整理基本环节的理论方法。但到明代胡应麟撰《经籍会通》、清代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已深感“校雠学”一名难以概括文献整理的理论与实践，刻意推广其义。民国初年，梁启超提出了“广义史学——文献学”的概念，视为治国学的两大路径之一。上世纪30年代撰成中国第一部文献学专著的郑鹤声、郑鹤春先生将传统文献学归纳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日文献学”。①这个“文献”定义初看似与马端临所说有异，实际与马氏定义并无二致，因为郑氏在《例言》中先列出郑玄注和马端临的“文献”定义，声明“本编亦采其谊”，然后详解之曰：“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其全书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结构是一幅典型的文献整理程序图。郑氏又在自序和导言中极论西学东渐对本国文化、文献之不利影响，痛心于所谓学人而不知本国文献之要略，指出：“典籍者，思想之结晶、学术所由寄”，外邦文化侵略常以典籍为要，无论何国要以文献保存、研讨为根本。可见郑氏所谓文献学，目的就是倡导在外邦侵略面前要全力整理民族的传统的文献，借以传承民族文化。张舜徽先生则先撰《广校雠略》以推广校雠学范围，后著《中国文献学》以括“校雠学”内容、扬“文献学”新名、推动古文献整理。把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郑玄的遍注群经、甚至司马迁整理群书而撰成《史记》都看作是整理古文献的工作，指出我们今天要继承过去校雠学家的经验与方法，对历代保存下来和新发现的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之系统化、条理化、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者提供方便、节省时间，“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程千帆、徐有富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校雠广义》四卷本宏篇巨制，在其《叙录》中历数汉唐以来文献学家有关校雠、目录、校勘、版本诸学高论，指出：“治书之学，旧号校雠”，“历祀最久，无妨即以为治书诸学之共名”。但《校雠广义》书名中一个“广”字，足以昭示“校雠学”一名已不能适应传统文献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现出作者突破“校雠学”藩蓠的意图，反衬出“文献学”一名取代“校雠学”的合理性。故从古今文献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来审视，传统文献学原本就是广义校雠学，或可谓之“广校雠学”。其涵义与任务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含糊。张舜徽先生讲得好：“‘文献’既是一个旧名词，自有它原来的含义和范围。

①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例言》，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1页。

我们今天既要借用这一名词，便不应抛弃它的含义而填入别的内容。”①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的产生，有别于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统的现代“文献”、“文献学”概念开始流行，图书馆学、图书情报学界学者纷纷加入到文献学研究行列，有关现代图书情报文献学论著大量涌现。特别是1983年制订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1992年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将”文献学”列为从属于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二级学科之后，一些学者由此而忽略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应有区别，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揉合在一起，建立无所不包的大文献学概念与体系，②以加强学科阵容与声势。研究传统文献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界限，不适当地借助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献学体系，从而使传统文献、传统文献学的定义与体系变得庞杂不定。

实际上，现代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虽然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区别也是明显的。现代文献学，如同现代其他许多学科分类一样，带有浓厚的“舶来”色彩，附属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其体系与理论多来自欧美同类学科目录学(bibliography)和文献学(documentation)，如“中图法”就是在杜威十进分类法基础上结合中国图书特点制定的。而欧美这一学科，准确地说，应该叫做文献工作，其主旨是收集、典藏、分类、检索、传播、利用图书资料中的“有用知识”，并以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读者利用为终极目标，与图书馆工作紧密连在一起，完全是以图书馆为基点、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以图书检索和利用为中心的一门应用性学科。欧美学者把它定义为：“一种实用意义的技艺。”“文献工作就是把最新知识的记录收集起来，根据内容加以分类，并以适应需要者要求的方式提供研究者与发明者。”③故在西方，“文献工作”比“文献学”的术语更为流行，应用范围更为广泛。目前则更多地用“情报学”来形容这一工作，如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更热衷于使用“情报学”的概念，以致于美国文献工作研究所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美国文献工作》改称《美国情报学学会杂志》。其学科体系则由现代文献类型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检索学、文献传播学、文献社会学、文献信息学、文献经济学等等组成。“在文献和文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文献学。文献学是研究书刊、文献运动的变化、发展规律，并运用规律指导文献工作的一门科学。”④这种概括表明了现代文献学的基础和特征。比较可知，现代文献学注重文献内容的价值，意在开发利用；而传统文献学则注重文献文本的价值及其内容的真实性，意在整理与保存。

总之，传统文献学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现代文献学以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传统文献学以文献文本的整理研究为目标，现代文献学以文献内容的开发利用为目标；传统文献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现代文献学以开发、检索文献内容为大众服务为出发点。两者区别颇大，不宜混为一谈。

①上引张氏言论均见其《中国文献学》第1章，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4页。

②有关论述颇多，可参阅柯平《文献学理论研究》之一、之二、之三，连载于《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1997年第1期，该文总结了文献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区分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不同，提出“大一统文献学体系”的设想。有关大文献学还可参阅于鸣镝《试论大文献学》、《再论大文献学》，潘树广《大文献学散论》，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3、6期。潘树广《文献学纲要》所云：“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的学科”，是典型揉合传统与现代文献学的定义。

③布拉德夫：《文献工作》，转引自谢灼华《关于国外文献工作和文献学研究的思考》，《图书馆》1994年第3期。

④谢元泰：《论现代图书馆文献学研究范围》，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3第2期。

二、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

除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异同外，目前“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分类也造成了不应有的理论纠纷。在现行国家教育系统学科分类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分类中，“文献学”作为二级学科被以不同名称分属于三个一级学科，它们分别是：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历史文献学”，中国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古典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一级学科下的“文献学”。这就导致一些学者将“历史文献学”理解为狭义的历史学科文献学，将“古典文献学”理解为古典文学文献学，并陆续撰写了相关专科文献学论著。又催生了诸如档案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教育文献学、中医文献学、法律文献学、经济文献学等众多专科文献学。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是引发目前“文献学”概念与名称使用混乱的原因所在。但只要翻开这些专科文献学论著，就可发现，它们在理论体系上如出一辙，无一能够脱离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这一传统模式，与此前出版的“文献学”、“古文献学”论著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专科的“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几乎没有任何不同之处，无非是增加了一些该学科的文献介绍，有的专科文献学实际上就是专科文献介绍。赞成区分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的学者也许认为，古典文献学可以侧重研究古典文学文献，历史文献学侧重研究古代历史学科文献。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实则不妥：其一，“文献”与“文献学”是两个类属不同的概念，故“文献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也是不同的，这正如“历史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不是一回事一样。文献学是有关文献整理与研究方法论的学科，“古典文献”研究者可以侧重古典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历史文献”研究者可以侧重历史文献研究，但两者研究与整理的文献学方法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故“文献学”研究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分出彼此。其二，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原理，一个学科必须有其独特的体系，如果一部专科文献学专著只是分门别类地介绍某种专科文献，充其量只能叫做“要籍介绍”或“要籍解题”；如果各专科文献学论著相互之间只有举例的不同而没有体系的区别，那它就不成其为专科之“学”。其三，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经史结合，可以说没有不包含“史”的文学作品，也没有不包含“文”的史学论著，所谓文史各自的“侧重”，是难以实现的。既然内容一样、体系无别，区分为各种专科文献学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照专科文献学的思路来推论各学科分支，那么，在历史学科之下，就可以产生文学史学、经济史学、科技史学、中医史学、档案史学等等，在语言文学之下就可产生经济文学、科技文学、中医文学、档案文学，等等。如此一来，岂非不胜其烦、永无宁日!

前辈学者所谓“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原本是没有区别的。20世纪80年代以前产生的文献学专著，都是以“文献学”冠名，后来，张舜徽先生所说的“历史文献学”、吴枫先生所指的“古典文献学”都是有别于现代文献学的古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其“历史文献”、“古典文献”是“历代文献”、“古代经典”的意思，不是指历史学学科文献、古典文学学科文献。黄永年先生在其《古籍整理概论》一书中指出：”历史文献学者，是研究历史上的文献而非当前的文献之谓，和古典文献学、文献学应该是一回事。”黄先生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也名为《古文献学四讲》①，他还专门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一文，反对用“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来代表文史两科文献学。②张舜徽先生在《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文中提到：“‘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③曾贻芬、崔文印先生也认为：”历史文献，直白地说就是古代文献。”④可见，老一辈文献学家对文献学的概念及其内涵是很清楚的，他们反对将“文献学”分为“历史文献学”和“古典文献学”。因此，对于一些学者试图分别建立与教育学科分类相适应的“古典文献学”、“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理论体系，我们有理由怀疑其科学性和必要性。

同样道理，我们认为，国家教育系统的学科分类将“文献学”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之下而冠以“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等名称也是不太科学的，误导了文献学科的发展。如果“文献学”要设二级学科的话，名称应该是“古典文献”、“历史文献”，或“古典文献研究”、“历史文献研究”，正如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设“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而不名之“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历史学”一样。如果从历史过程与现状来看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应该在国家教育与科研系统的学科分类中将“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其下再设传统文献学(或叫古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图书情报文献学等二级学科，并将“文献学”列为单独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类别，那么一切混乱就会迎刃而消。

①黄永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

②黄永年：《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概念和文史分合问题》，载《古籍整理与研究》第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三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④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三、传统文献学特有的研究对象、范围、体系、性质

学科体系的确立与规范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概要》以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为类，显示出二位学者紧扣“文献”的思路特征；吴枫先生所著《中国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的源流与分类、文献的类别与体式、四部书的构成与演变、类书丛书与辑佚书、文献目录与解题、版本校勘与辨伪、文献的收藏与阅读等七大类为结构，体现出吴氏新的设想；特别是张舜徽先生所著《中国文献学》第一次正面论述“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文献学的范围与任务、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与成果、整理文献的目的与任务等，昭示了张氏着重“整理”的文献学理论思路，从而使文献学理论体系趋向完整和成熟。这可以说是文献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紧紧围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整理”来构筑体系。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理论体系建设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文献学从最初的版本、目录、校勘三大内容发展到今天，已出现了各种各样无一雷同的体系，发展到十几门乃至几十门分支学科，而且相关教科书往往是十几章、几十章不分层次地混编在一起，还大有无限扩展的态势，如少数学者提出来的大文献学体系就多达三级学科，第三级学科在三十门以上，如果就这种体系写成专著，至少要有六级标题方可包容。①科学告诉我们，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坐标而任意扩大，大到无所不包，最终它将失去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而成为大而无当、空而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层次结构，它将不可能树立起理论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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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文献学”至今没有一个确定的体系而致人言人殊呢?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对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存在模糊认识!提起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学界同仁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文献”。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献”至少有学术思想内容、有文本文字内容两大构成，虽然两者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时却是很不一样的，以《春秋》为例，其文本的文字含义与所包含的学术思想内容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故数千年来人们都在通过其文本文字内容来寻求其学术思想的“微言大义”。可以这么说，一种“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是不变的，其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则是有差异的，即使当今光电时代的出版物，其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图书，都可能因个别字词改变而致文本有差异，更遑论古代抄本、雕版、活字本的差别了，而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其学术思想内容的理解。故对“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与文本文字内容，不宜一概而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也就不宜笼统地说成“文献”。只要我们回溯一番历代文献学家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内容，不难发现，“文献学”实际研究的仅仅是“文献的文本”，我们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等，涉及的仅仅是文献文本的形式与文字内容，目的则是保证“文献”不同版本间文本的完整性、准确性、普及性，以便于文史哲等各学科致力于挖掘与研究“文献”的学术思想内容。其次，对文献学的学科性质，一些学者惑于现代学科建设与理论思维的套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献学等同于现代如雨后春笋般的学科群体，总希望找出文献学独特的思辨理论，以求扩大文献学的发展空间，获得社会特别是学术界更高的认同。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不实际的，因为历代文献学家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程告诉我们：文献学所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都是一种工作、一种工作程序、一种工作方法，文献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不存在脱离实际应用的抽象思辨与理论。因此，文献学是一门以文献文本为研究对象，志在研究传统文献各种文本的整理、保存、检索利用的规律与方法的应用性学科。

确定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文本”这个主题和应用学科的定性，其理论体系便不难构建，与其他以“文献”学术思想内容为研究范围的学科诸如哲学、史学、文学等的界限便不难区别，所谓史学文献学和文学文献学等专科文献学的区分设想便不攻自破，从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理解。如果我们运用“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逻辑方法，对文献学家整理研究文献文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历程进行一番透视的话，就会看到，文献学家平日所津津乐道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考证、标点、翻译、训诂、典藏等有关文献学研究的科目与内容，在“文献的文本”研究与整理这根主线上，似珠串线、如瓜系藤，各归其所，而不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将其稍加梳理，便可从性质上将传统文献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五大板块。

①于鸣镝在《试论大文献学》(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中所提“大文献学”包括文献生产学、文献流通学、文献整序学、文献利用学、图书馆学五大二级学科，每一级又包括若干分支学科，如文献生产学包括编辑学、出版学、印刷学、版本学、装帧学、图书学、期刊学、档案学等。

第一，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形体认知。以“文献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文献文本的外部形态：它的载体是纸质的、缣帛的，还是金石的、甲骨的；它的版式是竖排的还是横排的，每页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等；还有它的内部结构，如体裁是诗集、史传，还是文集、笔记，是著作还是辑录等。文献的形体关系到它的保存时间是否久远、它的内容是否真实完整权威等，从而影响到整理与利用的方法、效果等问题，故文献的形体是传统文献学首先应该注意认识的。传统文献的形体至少有两点研究内容，一是它的形状，即外部结构——载体与版本；二是它的体例，即内部结构——体裁与义例。有关文献的形状，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献学的前身校雠学、目录学等往往只注意到文献形状的一部分——版本问题，现代学者注意到了文献载体、体裁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之一，如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所著《校雠广义》指出：“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①将文献载体纳入版本学范畴论述，同时在“校勘编”中将“版本学”作为校勘必备的基础知识来论述，发展了版本学的传统内容，这是非常科学的见解；又如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注意到了文献的体裁问题，指出了著作、编述、抄纂三者的区别。总之，过去我们泛泛而谈的版本、载体、著述类别等问题，其实质都是关于文献的形体认知。

第二，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内容实证。提起文献“内容”，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文献所记载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等内容。实际上，任何文献的内容，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它的文字义理，文献中的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它表达的是什么音声、什么含义，这些文字及其音声与含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这是文献学家着力想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它的学术思想义理，即它所记载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思想等及其意义与价值，这些是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家各自根据不同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问题。故文献学家对文献文本内容的实证，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文献学术内容的研究，是既关联又不相同的。

文献学家审察了文献文本的载体材料、装帧形式、著述体式、版本等外在形态后，接下来便要考察其文本内容的可靠性，即通过校勘、辨伪、辑佚、专题考证等方式来证实流传数千年的文献文本内容是否正确、真实、完整，以避免讹谬扩散、误导后学。这是文献资料真正价值所系的关键，是文献学研究的重点所在。因为，古文献的各种文本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文字讹、脱、衍、增等情况，从而导致语句内容的混乱、误解，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以考证其正确性；由于名利所使或客观原因而导致伪托著作的出现，或对文献的蓄意增删与窜改，古文献常常会因此而失去原貌，这就需要文献学家进行辨伪和甄别工作，以检验其真实性；由于古代客观条件限制，文献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散佚，这就需要文献学家进行辑佚，以提高其完整性；故传统所称校勘、辨伪、辑佚等科目虽然有难易之别、方法之异，实质都是对文献文本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正确性给予实证，都是传统文献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体现。

①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第一章，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9页。

第三，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文字进行标点、注释与翻译，以便让人们更容易明白其文理，从而准确理解其学术思想内涵。古文献流传下来，即使文本可靠、内容真实，但时代的久远可能会令后人不解其中味，这就需要文献学家对其文字义理进行标点、注释和翻译工作，以保证古文献能够明白易懂地、准确无误地被后人所阅读、所理解，避免发生今天已经发生的不认识、不理解远古流传下来的图画符号与甲骨文字及其义理的现象。古文献的“标点”与“今译”等并不是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发明，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给古籍断句和今译。最晚从孔子时代开始，先贤就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只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称之为“标点”、“翻译”而已。孔子整理六经，首先是读懂古人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句读”(即断句，标点的实质就是断句)是其必经程序；然后便是将古人估屈聱牙的文字用当时人们能够读懂的语言翻译过来，《春秋》、《左传》等史书，之所以比《尚书》易懂，其中凝聚了作者一番“今译”的苦功。刘向、刘歆遍校群书，同样作了“句读”的工作，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其说是著作，不如说是整理与译述古文献资料，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将《尚书·尧典》的“克明峻德”改为“能明驯德”、“钦若昊天”改为“敬顺昊天”、“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等，所以张舜徽先生说这“是他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①宋李昉的《太平御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文献汇纂之作，都包含了对古文献进行考证、断句、今译等工作。切不可认为只有今天的古籍整理才有标点、翻译等工作。

第四，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的检索与典藏方法的探讨。文献学家研究整理文献，在保证文献的文本可靠、内容真实、文理易懂的前提下，还要思考如何科学地保存它、快速地检索和利用它，因为整理古文献的终极目标是要让它更长远地流传下去、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而检索、典藏首先有赖于对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故中国自古就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分类、编目与典藏的知识与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记载了下来。蒋伯潜指出：“校勘既毕，进而分类编次，便是目录学的任务。”②现在所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古籍整理——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元前26年)刘向等人校理群书工作，程序正是这样：在每一书校理完毕后，则由校理者撰写一篇“叙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最后将这些“叙录”集成总目，名为《别录》。可见，中国最早的文献分类与编目，正是文献整理研究的必然结果。故将文献的分类编目作为校雠学、文献学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符合传统文献学发展实际的，也表明了校雠学家、文献学家们不把目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道理所在。

校理完毕，目录齐备，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分门别类加以典藏。在古文献的整理研究流程中，典藏与分类编目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只是就整体流程而言，并不排除古文献的分类编目与典藏各自的独立性。上世纪30年代，郑鹤声、郑鹤春先生撰《中国文献学概要》时即设“私家藏书”一章，详细论述了历代藏书家及其藏书理论，后来由于篇幅太长而另为《中国地方藏书小史》一书。程千帆、徐有富先生《校雠广义》将“典藏”专列一编，与目录、版本、校勘并立为古文献学的四大板块，是非常符合传统文献学发展规律的。

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②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第五，就是对传统文献文本进行二次整理编纂、以求推陈出新的方法途径的研究。所谓整理编纂、推陈出新，就是不改变原文献的字词句，只是通过摘录文句、抄撮篇章、汇编同类等方式改变原文献的结构形态、表现样式，以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献形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文献学论著并没有全面介绍经史子书，却辟专章介绍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①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因为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正是历代文献学家整理、编纂古文献从而推陈出新的结晶，是古文献的二次编纂与改造，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多数原创文献是不一样的，因而需要作专门介绍与研究。郑鹤声、郑鹤春先生《中国文献学概要》设“编纂”一章专论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整理编纂、推陈出新，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更用“写作的类辑”、“辑丛书”两章篇幅专论历代文献学家整理编纂古文献为类书、丛书的成绩与方法。二郑、张氏等三位学者从整理编纂古文献从而推陈出新的角度来看待传世文献中的丛书与类书、总集与别集，是符合古文献与传统文献学发展历程的。正如一个民族的思想理论是在对传统经典不断诠释的过程中得到创造、升华一样，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相当一部分也来自对原文献进行二次改编、整理，从而推陈出新的工作。对古文献的整理、改编是历代文献学家都十分注重的研究课题，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校理国家图书开始，重新整理编纂古文献就是其既定方针，此后，历代文献学家通过对古文献的改编再造，在古文献的推陈出新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对《资治通鉴》进行改造的杰作，即使《资治通鉴》也是对此前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正史进行综合改编、推陈出新的产物；唐杜佑《通典》、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制度史籍同样也是对古文献进行二次汇纂而成的优秀作品；历代类书，如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图书集成》、当今的《中华大典》，更是对古文献进行二次加工、汇纂而成的巨大成果。

综观历代文献学家对古文献的二次整理、改造、编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汇纂其整体(如汇编丛书)、类编其资料(如类编类书)、抄撮其精语(如节抄、杂抄而成的纪事本末体文献等)、选录其华章(如选编《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四个方面。而在当今光电信息科技时代，电子化、网络化不失为传统文献改编、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是传统文献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面。当代的传统文献学研究自然不能漠视这一财富，应对这方面的方法论进行总结和归纳，予以传承和发扬。

①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张大可、俞樟华：《中国文献学》等论著中，都设专章论述丛书与类书或总集与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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