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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比较研究（二）
【摘要】郭店《乙》与今本《老子》相对应章节有明显差异。郭店《老子乙》主张“清静为天下定”，今本《老子》主张“在上不要有为”。郭店《老子乙》，在内容上，与郭店《老子甲》相对独立，各自成篇。郭店《老子甲》论述以“道”治国，郭店《老子乙》“言之用”。在文字上，与今本《老子》相对应的章节虽只稍有不同，但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政治主张却大不相同。
【关键词】政治理想；反对贪欲；大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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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乙》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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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老子乙》存简18枚，简长30.6厘米，390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59章，48章上段，20章上段，13章，41章，52章中段，45章，54章。
郭店《老子乙》，在内容上，与郭店《老子甲》相对独立，各自成篇。郭店《老子甲》论述以“道”治国，郭店《老子乙》“言道家之用”。在文字上，与今本《老子》相对应的章节虽只稍有不同，但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政治主张却大不相同。郭店《老子乙》以为道、守道为中心，“言道家之用”（即言道家如何才能有所作为）。B1∶1-19，2∶1-24，3∶1-7为第1章，以农夫治田务为譬谈如何“治人事天”，指出“道”是使国家永葆青春的法则（长生久视之道）。B3∶8-24，4∶1-7为第2章，B4∶8-25，5∶1-10第3章，B5∶11-23，6∶1-18，7∶1-19，8∶1-23为第4章，2-4章从三个方面谈如何以道修身，认为“为道者日损” 是以“道”修身的重要途径、“绝学”（反对上对下施行教化）以顺其自然是对以“道”修身的外部要求、抛弃私己之心（及吾亡身，或何患）爱身自重是对以“道”修身的内部要求。B9∶1-27，10∶1-19，11∶1-22，12∶1-17为第5章，强调“道[亡名]”难以认识，引古语以说明如何体道、成德。B13∶1-20为第6章，谈如何守“道”，认为“闭其门，塞其兑”是守“道”之要。B13∶21-23，14∶1-23，15∶1-2为第7章，揭示事物相反相成、相互为用的辩证法，强调政治上有为。B15∶3-22，16∶1-25，17∶1-17，18∶1-20为第8章，指出道家以“道”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清静”（清廉恬淡）这一作人和治人的原则，并以此治天下，克服贪欲使天下安定。
1、反对消极、退守、无所作为，主张积极、进取、大治天下
春秋（公元前770-476年）以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代表与农
民相对立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已充分认识到“人”的作用，而且让平民进入仕途，给奴隶以自由，“人”的地位和社会价值受到重视。这就是形成时期具有人本思想内涵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先民是特别相信天命的，虽然作为人格神的“天”的思想，早已开始动摇，但是对“天”的敬奉却有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作为万物的主宰的“天”，仍然是人们事奉的对象。这便是道家天道哲学的思想基础。郭店《老子乙》“治人事天，莫若啬” 正是春秋时期重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事奉作为万物主宰的“天”的哲学概括。
如何“治人事天”？郭店《老子乙》以农夫治田务为譬，提出了“积德”和“莫知其极”两个条件。所谓“积德”，就是积累行之所得。农夫多积累行之所得，可以治好田务；为道者多积累行之所得，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便可无往而不胜。“莫知其极”，是对为道者而言的。为道者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其所以能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知道“道”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能守“道”并能按“道”的原则去做。“积德”是“知‘道’”的前提，不多积累行之所得（重积德），就不可能知“道”。“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它是一种形而上的超验的存在，是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依据的客观法则，它是对古代先民占人、占天、卜世、卜吉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以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为依据的。后世对根据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所概括出的社会生活法则的认识，如果不多积累自己的行之所得那是难以想像的。因此，郭店《老子乙》特别强调“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多积累行之所得而“治人事天”，充分表现了春秋道家积极应世的态度。面对“礼崩乐坏”、贪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郭店《老子乙》主张以天道治国，表达了希望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
郭店《老子乙》多积累行之所得而“治人事天”的治世思想，在今本《老子》中却变为消极、退守、无所作为的思想。郭店《老子乙》第1章中“夫唯啬，是以早[备]”是一个因果关系复句，今本《老子》第59章中却改为“夫唯啬，是谓早服”（由于“啬”，才能遇事从容，早作准备）。“啬”成了战国道家“无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吝啬，应当用的财物舍不得用）。任继愈先生指出：今本《老子》第59章“提出了统治人、事奉天的一条原则——啬。总的精神是积蓄力量，不该做的事尽量不做。这是一种‘无为’、消极、退守的政治倾向。老子（按：指战国老子）认为维持生命的长久，维持国家的统治，都离不开‘啬’这条原则。”今本《老子》的这种消极、退守、无所作为的思想，与郭店《老子乙》“重积德”（多积累行之所得）、大治天下的积极、进取的思想是没有共同之处的。
2、反对患得患失，主张爱身自重
“治人事天”是春秋道家对社会有所施为的积极表现，而积“德”、知“道”则是道家对社会有所作为必须具备的条件。为了积“德”、知“道”而对社会有所作为，所以春秋道家特别注意修身。以道修身是“言道家之用”的核心内容。
如何以道修身？郭店《老子乙》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入手：（1）损之或损，以至亡为。（2）绝学而顺其自然。（3）抛弃私己之心，爱身自重。
“为道者日损”是以“道”修身的重要途径。所谓“日损”，就是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损”，有降损、自克义，也有贬损义。降损，谓谦恭自下。自克，自我克制，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克制私欲。贬损，即贬抑、贬低，不自傲于人。“为道者”通过“日损”而修身，“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使自己合于“道”。“亡为”，即“无为”，是《淮南子·原道训》“无为为之而合于道”中的“无为”，是清静自守之义，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达到的“合于道”的理想境界。如果道家以“道”修身能达到这种理想境界便无所不能为（亡为而亡不为）。其所以无所不能为，就是因为能清静自守而合于“道”。
“绝学”，犹言弃学（教）。意为反对上对下施行教化，主张顺其自然。这是对以“道” 修身以达到清静自守境界外部的要求，也是自我修身的要求。道家认为只有绝弃上对下的教化而顺其自然，人们才能真正无忧无虑。有教化便有尊卑，有尊卑便有“唯与呵”，便有教化者所认为的“美与恶”。其实“唯与呵”、“美与恶”并无多大差别。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占有土地的新、老贵族转化为封建地主，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逃亡奴隶转化为佃农。不管怎样变化，奴隶主贵族要压迫奴隶，封建地主绝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奴隶主贵族也好，封建地主也好，他们都希望被剥削者伏伏贴贴、唯唯诺诺。如果被剥削者稍有不满，哪怕是大声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被剥削者顺从剥削者，甘愿受其剥削，剥削者就认为是“美”（善），稍有反抗便认为是“恶”（不善）。如果从被剥削者的角度看问题，“美”并非“善”，“恶”并非“不善”。所以说“唯与呵”、“美与恶”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没有什么剥削者、被剥削者，大家都顺其自然，人人平等，则无所谓“唯与呵”，也无所谓“美与恶”，人们自然无忧无虑了。顺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静自守，便可天下太平。就自我修身而言，不能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处处以教化者自居，应绝弃教化他人的念头，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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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修身，除了自我贬损、顺其自然之外，十分重要的便是爱身自重。郭店《乙》指出“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世人以侮辱为恩宠，受宠若惊，患得患失，重视恩宠得失若自身一样），在这里严肃批判了在大变动的春秋时期的这种奴才性格，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亡身，或何患？”（我之所以有极度的忧虑，是因为我有私己之心。如果我没有私己之心，哪有什么可忧虑的？）有私己之心的人，甘心做奴才，恃宠傲人，患得患失，“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从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重视自身，实际上是“倚人之宠以为重，而适以自轻”（魏源《老子本义》）。如果一个人能丢掉私己之心，则全然没有什么忧虑了，也不会患得患失，更不会以侮辱为恩宠了。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爱身自重。
郭店《老子乙》爱身自重的思想，在今本《老子》中却变成了消极保守贵生重己的思想。郭店《老子乙》要求“为道者”通过“日损”而修身，“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使自己合于“道”。今本《老子》通过“为学”与“为道”对比，“反对知识来源于实践，要认识‘道’，只能靠神秘主义的直观，即‘减’的方法。”（任继愈《老子新译》）主张“尽量摒除从感官经验得来的知识，摒除到最后，达到‘无为’的境地”（任继愈语）。郭店《老子乙》反对上对下施行教化，主张顺其自然，认为顺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静自守，便可天下太平。今本《老子》却以得“道”标榜自己，“把众人看得卑鄙庸俗，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明”（任继愈语）；他认为众人卑鄙庸俗是没有得“道”，他的高明在于得到了“道”（“贵食母”）。今本《老子》这种自以为高明的表白，正是消极、“无为”、退守思想的反映。郭店《老子乙》认为以“道”修身，除了自我贬损之外，十分重要的便是爱身自重。今本《老子》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一切从“私己”考虑，企图取消矛盾，用抹杀矛盾的方法来对待矛盾。“他认为有许多麻烦，是由自己这个人的存在而引起的，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最好不要身体，身体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忧患呢？”（任继愈语）今本《老子》第13章最后一句将郭店《老子乙》第4章的“举”改为“讬”，正是“为私己”处世态度的具体表现。
3、反对贪欲，主张体道以成其德
以“道”修身，通过自我贬损而达到清静自守而合于道的境界。修身重要，体道、守道更为重要。
如何体“道”？郭店《老子乙》指出象一般学习道艺的士民那样，是不可能认识“道”的。即使上等士民，其闻道也只“仅能行于其中”，而不能真正认识“道”。至于下等士民，他们根本不可能认识“道”。“道”往往显现在矛盾的现象之中，明显的“道”，反而好似言乱而不明；平易的“道”，反而好似偏颇而不平；前进的“道”，反而好似后退而不进。以“道”修身应在这矛盾的现象之中认真体道，以成其德。
如何守“道”？郭店《老子乙》“闭其门，塞其兑” 即是守“道”之要。《淮南子·原道训》：“门，禁要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门，事欲之所由从也。”“兑”，音duì。耳目鼻口。《淮南子·道应训》：“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於兑。”高诱注：“兑，耳目鼻口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兑，事欲之所由生也。”魏源《老子本义》引张尔岐曰：“心动於内而吾纵焉，是之谓有兑。有兑则心出而交物，塞之则心不出矣。”道家是反对贪欲的，对于春秋时期通过开辟新耕地、争夺和买卖田产而暴发起来的新贵族们的贪婪是批判的。认为贪欲是守“道”的大敌。有了贪欲必然造成思想混乱。“道”与贪欲是誓不两立的。道家认为守“道”，一要防守好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二要堵塞人产生事欲的视听。只有这样才能清静自守。贪欲是怎样产生的？道家认为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是来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新贵族的权利欲望和财产占有欲望。这些新贵族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占有更多的财富奔忙，无时无刻不在为如何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利谋划。如何发财，如何夺权，成为这些新贵族们生活的全部。在这样的权利转移和财产占有的大动荡中，社会的贪欲通过各种渠道对人们发生影响。主观方面的是生活在这种大动荡中的人，他们都有耳目鼻口，他们都要生活，都要求生存，而且都有一颗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些的“心”。因此，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成“富翁”。人们的这颗想“发财”、想成“富翁” 的“心”就是产生贪欲的主观因素。道家反对贪欲，提出以“道”修身，希望以此扼制社会贪欲的发展。他们认为在贪欲横流的社会中，人如果要清静自守，必须“闭其门，塞其兑”（防守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堵塞产生事欲的视听）。他们告诫人们，“闭其门，塞其兑” ，终身不会思念错乱。如果“启其兑，赛其事，终身不逨”（打开产生事欲的视听，遇事与人相夸胜，终身不可能有成）。
郭店《老子乙》第5章与今本《老子》第41章虽然都分析了“士”的“闻道”情况，但所表达的思想却不尽相同。郭店《老子乙》第5章强调“道[亡名]”难以认识，引古语以说明如何体道；今本《老子》第41章强调只有“上士”能知闻“道”，且能照着实施，引古语“从矛盾的观点来论证退守、柔弱、不争是符合‘道’的原则的。并认为这种原则是‘无为’的”（任继愈语）。今本《老子》第52章将郭店《老子乙》第6章溶入其中，变为坚持“道”（天下万物的根本——母）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是：闭门塞听，不要知识，不要干什么事业，退居于柔弱的地位。他用退守作为自保的手段，把观察细小事物叫做‘明’，把保持柔弱的姿态叫做‘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灾害”（任继愈语）。郭店《老子乙》积极、应世，主张清静自守，而今本《老子》却认为退守、柔弱、不争是“道”的原则，主张闭门塞听，不要知识，不要干什么事业，退居于柔弱的地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灾害，才能自保。同样是论“道”，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郭店《老子乙》与今本《老子》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郭店《老子乙》反对贪欲，主张体道以成其德，今本《老子》退守、不争，主张得道以自保。
4、反对上的消极、退守，主张“清静为天下定”
什么是“清静”？“清静”是两个词。“清”，廉洁，不贪求。“静”，《增韵·劲韵》：“静，澹也。”《吕氏春秋·审分》：“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五代）齐己《荆门寄沈彬》诗云：“道有静君堪托迹，诗无贤子拟传谁。”所谓“静者”，指得道而恬静无为的人；所谓“静君”，指屏除尘念、超然恬静的人。郭店《老子乙》“燥胜凔，清胜热，清静为天下定”，用取譬的方法，强调了“清静”的社会作用，表明了春秋道家的政治主张。“清静为天下定”，是春秋道家对天下大治的思考，“清静”（清廉恬淡）是以“道”修身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修为，一种作人和治人的原则。为政者若能自甘淡泊，清静（清廉恬淡）自守，便可治理好一县、一郡、一国乃至天下。春秋道家以“道”修身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清静”（清廉恬淡）这一作人和治人的原则，并以此治天下，克服贪欲使天下安定。
郭店《老子乙》提出“清静”这一原则，与今本《老子》有关“清静”的表述有别。其一，所处的结构位置不同：郭店《老子乙》B15∶1-2“若屈”之后，有一分章号，“大成若缺……大直若屈”自成一章；“…… 清静为天下定”与“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脱……”合为一章。今本《老子》“大成若缺……大直若屈”与“……清静为天下定”合为第四十五章（王弼本）。其二，所使用的语词有异：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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