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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初探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易经》之卦爻体系的消息盈虚，对潜藏其中的性情思想进行了必要的发掘。文章认为，《易经》之卦爻体系展示的是一个开放的人学体系。文章以董光璧的“阴阳守恒律”、“阴阳平衡律”、来知德的“错卦”、“综卦”等概念以及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来研究《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把它视为一个阴阳相推、刚柔相荡、综合平衡的一个动态整体。
关键词：《周易》；卦爻体系；中和；性情思想；综合平衡;
《周易·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由此可见，《易经》的卦爻体系具有深厚的性情思想。《易经》的卦爻体系是一套融汇了中国先民无穷智慧的符号系统，不论从每一个卦象具体而微的变化过程来讲，还是从整个六十四卦“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轨迹来讲，都显示了中国先民人学的理想追求。如果说，每一个卦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每一个爻代表的是一种人生的境遇，那么，人们在不同的卦爻中就必然有大不相同的性情选择。程颐云，《易经》“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①] 正说明《易经》之卦爻体系本身有丰富的性情思想，值得我们深究。
一
站在现代科技的角度，我们发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维定势，展示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裂变序列，它有太极之根、之始，但并无穷尽。从天命、性情之学来讲，它是一个开放的、无限伸展的人学体系。《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王弼注云：“不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②] “性其情”的命题虽为王弼首先提出，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的渊源，它是深刻地浸透在《周易》的思想体系之中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乾坤为六十四卦之门，更是六十四卦之蕴，正是由天、由太极显发出来的无限生机，“天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在《周易》的卦爻体系中，是落脚在“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上的。过去，人们在理解王弼之“性其情”时多有“以天制命，以性宰情”的偏失。事实上，这里的“性”来自天，来自命，来自乾元的大化流行，指的是乾元之性，是天地之性，是生化流行可以创造无限生机的性。因此，这不仅不是宰制其情，而且更是扩展其情。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足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③] 孔氏的理解正确与否，笔者暂不理论，但孔氏的诠释是以天显而为命，命显而为性的下贯模式作为背景，却是毋庸置疑的。在《易经》的卦爻体系中这种下贯模式，就“象”化为乾、坤、屯、蒙、讼、师、比……，不断向前推进的演化过程。正因为如此，经文“乾：元、亨、利、贞”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由天而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的下贯轨迹。《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④] 这描述的正是天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的生化之德，此“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⑤]
说“能使物坚固贞正”是正确的，这正是王弼“性其情”的精神，但“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却错了。因为在《易经》的卦爻体系中，由太极而两仪、四象、八卦……，其周而复始，阴阳消长的顺序排列体现了鲜明的、循环提升的周期性，它是没有终结的，是无穷无尽的。宋代易学家邵雍在其《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中写道：;
太极既分，两极立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分因分阳，递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百，百分千，千分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在邵雍的笔下，《易经》的卦爻体系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连续增加，不断递增的完备的开放体系，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一百二十八卦……，一直到《易林》的四千零九十六卦，而且还可以不断增加，以至于无穷。汉代易学家称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为十二消息卦。前面的六卦是阳长阴消，到乾卦时，阳长到极点，然后阴长阳消，一直到坤卦，阴长到极点。这本来是以十二消息卦来表示一年的月份，这也是一个螺旋上升、无穷递增的体系。如果不把它当作一堆占卜的符号，而把它纳入到先秦的人学体系之中来考量，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人性不断提升、不断完善、无限扩展以至于无穷的序列呢？笔者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易经·彖传》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的“时”。人们在诠释《易经》的时候，往往将重点是放在“变”上的，殊不知“时”之不存，“变”将焉附？《礼记·中庸》“君子而时中”，就是在《周易》的精神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之后所推出的精妙的判断。它的意思是，君子就是要法天之道，自强不息地守道、求道，就是要在不同的境遇之中（在不同的卦象设置的人生处境中）坚守自己的“刚中”性情，坚守自己的“大丈夫”人格。这正是先秦儒家人学高远无极的境界。人生吉凶祸福的境遇是时势造就的结果，就像卦爻之消息盈虚之因时而迁一样，往往非所能左右，但是，《易经》之卦爻体系所要真正突出的，是在时势的损益盈虚中坚持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由“天”（太极）演化而成的“两仪”（阴阳、刚柔）摩荡而成的“中和”精神。先秦儒家正是抓住了《易经》卦爻体系中的这一基本的精神做出了一篇回响千古的文章——《易传》。换言之，“时”与“变”，是两个互为依持的变量，它们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随“天”而“化”，左右着我们的世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与“变”营造的境遇中，就有了形似天渊的不同选择。《周易》卦爻辞所追求的“刚中”，《中庸》里讲的“时中”，实际上都是从《易经》之卦爻体系中孳乳出来的一种价值选择。
《周易·乾卦·文言》云：“龙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正中之龙德，上承于天，下开于人，因此，在天为乾，在人为健。正中之德，首要在“正”，此为“庸言之信”的“信”；其次在“中”，此为“庸言之信”之“庸”。庸者，中庸。“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性情上要有一个起码的底线，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度”。克己复礼也罢，“飞龙在天”也罢，都不能过分。克己复礼过分，则有失于“和”的原则；“飞龙在天”太过分，就必然“亢龙有悔”。过分，就违背了《易经》卦爻体系所展示的“中和”原则。“言”与“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性情表征，故《系辞上传》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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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传》的作者们看来，“诚”是《易经》卦爻体系的第一要义。不认识到这一点，《易经》是肯定读不懂的。《乾卦·文言》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完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只不过其理论的重心是在强调人的性情应该效法天德的精神。它的意思是说，只有在刚健中正、纯粹精诚之后，“六爻”才能够“发挥”，时乘六龙、云行雨施也才有实现的可能。“是以君子将以有为也，将以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系辞上传》）精妙的表述虽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何以能够“其受命也如响”？何以能够“遂成天下之文”、“遂定天下之象”，并且最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实际上就是上承天道、乾德而来的“至精”、“至神”，就是上文提到的 “闲邪存其诚”的“诚”。“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徵，徵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中庸》的思想内涵上明显发展、提升了《易传》，因此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段《中庸》中的文字在思路上与上引《系辞上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主题是一致的。郑玄曰：“至诚之德，著于四方。”（《礼记正义·中庸》）是诠释《中庸》的，但是，又何尚不是诠释《周易》的呢？这种“诚”的精神表现在卦爻体系之中，就是刚健中正，不断“发挥”的生化之德。
《中庸》又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的作者何以将“诚”与“不勉而中”、“从容中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考量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易经》的卦爻体系中透露出来的思想理路是，乾者，天也。因此，《周易·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天，是没有任何偏私、偏见的，唯天为大，浩瀚无垠，博大、高明、悠久，“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中庸》）因为它“保合大和，乃利贞”，无声无臭，而无不覆载，因而能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保合大和，乃利贞”的思想在后来的《中庸》中提扬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在整个《周易》中，“中”字凡154见，其中“中庸”、“中正”、“中道”、“正中”、“时中”的“中”占据了一大部分，是《周易》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中”早在《尚书》中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民协于中”、“允执厥中”（《大禹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仲虺之诰》），“作稽中德”（《酒诰》），在《洪范》中已经具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刚柔彼此中和协调的思想：“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在《虞书·舜典》中更是直接将乐教与性情的修炼结合起来：“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些表述中都隐含了中华由来已久的“中和”价值观。《易经》正是全面继承了此前古代中有关的思想资源，所以才能够在其卦爻的卦象走向上一方面体现出了“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的生化模式，另一方面又在乾与坤、阴与阳、刚与柔的磨合中突显中和、中正之道。
这种“中和”的精神贯注到各个卦象之中，却又有千差万别的具体表现。韩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缊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周易注疏》）结合《序卦传》的实际，笔者发现，“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之谓，实际上是以人理、人事来解释卦象：“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每一个卦象的变化，都是在彼时彼刻微妙的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它们是在人间现世纷繁复杂的情势之中不得不然的价值选择。六十四卦包罗万象，每一卦的变化实际上都是在人事情势之中性情的好恶、喜怒导致的结果，因此，其思想本来就很丰富、而且伸缩性很大的卦爻，在儒家人学思想的诠释之下，就显得十分的精妙。例如，困卦云：“困：亨。贞，大人吉，无咎。”为什么在“困”的情势之下，还会是“亨”呢？因为这是相对于“大人”来说的，小人遭困，则“穷斯滥矣”，而“大人”在“困”的境遇下，处“困”而不失其情操，“君子以致命遂志”，终究会穷而后通。《困卦·彖传》释云：“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这当然是直接描述在“困”的境遇之下，大人，君子的性情选择。亦即，穷厄困顿，道穷力竭，不能自济，却处困而用刚，履正而体大，不失中正之大道，致命遂志，守道而死，遂其高志，与孟子“大丈夫”的人格境界是相通的。《序卦传》云：“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由困而井，是对“刚中”之德的进一步锤炼，困、井既久，必然要“革去故，鼎取新”，鼎，是困、井之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整个卦爻的走向都受到了天道“中和”的无形控制。儒家的诠释确实赋予了卦爻以新的人学意义，但是，卦爻本身涵括天地之精神的奇妙组合，却又无不显示了它蕴藏的理论张力。
二
正是由于“《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一》第36-37简），涵括了人间现世丰富而深刻的道理，儒家学者才有可能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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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不断挖掘而新意迭出。在对六十四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明代的易学家来知德在其《周易集注》一书中提出了错卦、综卦的概念。[⑥] 由于这两个概念对我们探讨《易经》卦爻体系中蕴含的性情思想有重要作用，因此笔者在此稍作介绍。所谓错卦，就是比较两个卦形，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卦按其卦序正好阴阳相反，这种爻序正好相反的卦，就称为错卦，如乾与坤，鼎与屯，离与坎等等，六十四卦全部可以分成相互交错的三十二对错卦：（图略）
比较两个卦形，我们还会发现一些卦之卦爻阴阳序列颠倒，例如随卦颠倒而为蛊卦，否卦颠倒而为泰卦等等，这种次序完全颠倒的卦就是综卦，六十四卦中有二十八对综卦：;
（图略）
从上面的图象我们直观地发现，不论错卦，还是综卦，从卦形上来讲，首先给我们的第一感观，就是对称美（当然还包括回旋美、重叠美、反复美、动态美等等）。那么六十四卦卦形对称美的义理根源在哪里呢？董光璧先生在其《易图的结构》一书中研究指出，六十四卦有阴阳守恒律和阴阳平衡律，所谓阴阳守恒律，说的是“尽管卦有千变万化，但是，在同一卦系中，各卦中的阴阳爻数之和是不变的。这意味着由卦系表示的事物任一可能状态中的阴量和阳量的总和是守恒的，也就是说阴量和阳量是不生不灭的，只能是相互转化，即阴量转化为阳量或阳量转化为阴量，显示阴阳的消长。”所谓阴阳平衡律，指的是“对于两仪、四象、八卦……等卦系，阴爻数的总和等于阳爻数的总和，即各为卦系总爻数之半。”“阴阳平衡律意味着，对于任何以r级卦系表示其可能状态的事物，尽管在每个可能的状态中阴量和阳量可能不同，但存在于各可能状态中的阴量之总和等于阳量之总和。”[⑦] 董先生的表述，对我们理解《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是有深刻的启发作用的。
笔者的意思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有七情六欲。《礼记·礼运》所谓“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人不可能永远都只是喜、只是怒，或者只是具有各种情绪的某一项，它必然是各种情绪在交替的存有状态之下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否则就是精神失常。所以，人之所以为人者，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天生的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各方面情绪表现，这可以最终归结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阴阳守恒律；另一方面又都是在交替的状态下、调节的状态下才能存有，这可以归结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阴阳平衡率。高亨先生云：“《周易》卦爻辞写定在三千年以前，所以可贵。……《周易》卦象所反映的辩证观点，至晚产生于殷代。卦爻辞的作者受卦象的启示，写出这部书，其中含蕴的辩证观点是更加具体、明确，比较广阔、深刻了。”[⑧]《周易》的卦象“至晚产生于殷代”的判断，说明了《易经》的卦爻体系所涵括的思想即便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受到了理论上的陶冶与考验，后来被先秦开发出一整套深刻的思想来，并不是偶然的。“卦爻辞的作者”，当然指的是先秦儒家，是以为首的第一批易学专家对原始的卦象进行了辩证的诠释，具体、明确、广阔、深刻地刷新了《易经》的。其刷新《易经》理论面貌的关键，就在于殷周以来的卦爻体系本来就具有一套对立统一、辩证发展的思想，而且其中也包含了性情思想的某些基本规律。董光璧先生之阴阳守恒律和阴阳平衡律的理论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无意中对《易经》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也进行了精密的概括，实在令人茅塞顿开。
《系辞上传》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学家金景芳先生说：“‘在地成形’，‘形’是什么？我认为‘形’是五行，就是水火木金土。”[⑨] 因为五行相生相克的综合性思维的最终结果是阴与阳的中和，[⑩] 因此，《系辞上传》的这段话的本质是“中”，其思想背景是《乾卦·彖传》中的“保合大和，乃利贞”。《系辞上传》又云：“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前一句是讲阴阳刚柔之间的对立统一；后一句则讲八卦之间相互制约的综合平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但是，不论是对立还是统一，不论是变动不居还是平衡宁静，它们始终都相处于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之中。《中藏经·阴阳大要调中论》云：“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非五行，则不能为阴阳。”这段话使我们发现，《易经》的卦爻体系，并不仅仅只是阴与阳、乾与坤、天与地的彼此孤立的摩荡，更为重要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一个不断生化，不断裂变，综合涵化，辩证日新的交错体系。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卦爻体系中的性情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尚书·禹夏书·皋陶谟》中有所谓“九德”之说，指的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仔细品味，实际上这就是九对性情上的矛盾统一体，之所以称之为“德”，就是要对这些本来是天生的品性，进行“刚柔相摩”式的磨砺，使之成为一种可造福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具有教化性的儒家中和式的品德。孙星衍对《皋陶谟》的“九德”有很好的疏语：“宽绰近缓而能坚栗，柔顺近弱而能对立，愿悫无文而能谦恭，治事多能而能敬慎，驯扰可狎而能果毅，梗直不挠而能温克，简大似放而能廉约，刚者内荏而能充实，发强有为而能良善，此似相反而实相成，五行生克之用，圣人发阴阳以治性情之学也。”[11] 这毫无疑问是植根于《易经》的卦爻体系，在代代相传的儒家学者努力之下逐步阐发出来的十分精微的性情思想的经典性表述之一。究其实，这是《易经》阴阳相推、八卦相荡、触类旁通、气象万千的卦爻体系的一种儒家德性化的表述。
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再来审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我们就会感到《易经》之卦爻体系中纵横交错、彼此对应的卦爻关系中实在是隐含了丰富的性情思想，因为这个图的实质不仅仅在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于无穷，而且在于六十四卦之间彼此交错、守恒，互补、互动的生发关系，联系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关性情思想的内容，我们完全可说，这也是对由天而命，由命而性，由性而情，情又因物而起，气象万千的一种“象”化、符号化的描述: [12]
（图略）;
邵雍的这个图包含了丰富的性情思想，《泰卦·彖》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因此“小往大来吉亨”；如果天与地，阴与阳，上与下“不交”，则“万物不通也”，而“万物不通”的结果，小则“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大则“天下无邦”，后果不堪设想。换言之，体现在《易经》卦爻体系上，穷通变化，吉凶祸福，实际上就是讲各卦之间、各爻之间是否在空间和时间上，恰当地彼此感应而“有孚在道”“位正中也”（《象上传》）。王弼云：“一阴一阳者，或谓之阴，或谓之阳，不可定名也。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唯不阴不阳，然后为阴阳之宗；不柔不刚，然后为刚柔之主。故无方无体，非阳非阴，始得谓之道，始得谓之神。”[13] 究其实，不阴不阳，不柔不刚，而为阴阳之宗、刚柔之主者，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之至德，也就是《乾卦·彖传》“保合太和，乃利贞”的通达涵化之景象。朱熹云：“伊川言：‘《易》，变易也。’只说得相对底阴阳流转而已，不说错综底阴阳交互之理。言《易》，须兼此二意。”[14] 真正点出了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实质。说到底，邵雍的这个图不仅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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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思想“阴阳相推”的一面，而且也注重了其中更重要的“八卦相荡”的一面；不仅形象地描述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命性情的生化下贯模式，而且也展示了各种复杂的情绪在现实境遇中物我感应、因时而迁的过程。六十四卦之卦与卦之间由损而益，否极泰来，乐极生悲，非刚即柔，非复即变的变迁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每一个卦象中，由初爻到上六极为微妙、精致的演化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在具体的境遇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性情、价值选择。而且从整体来讲，各种卦之间，各种爻之间，还有依托于天地的十分深刻的对应关系，这些关系往往阴阳相推，刚柔相荡，最终使《易经》的卦爻体系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综合平衡的动态整体。因此，由《周易》的卦爻辞延伸到卦象，再由卦象之刚柔相济、阴阳相推、八卦相荡的角度来审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并且将邵雍对卦爻体系的理解与上引《虞夏书·皋陶谟》、《虞书·舜典》、《商书·洪范》等相关内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感到《易经》的卦爻体系实在是精妙绝伦。[15]
[①] 程颐著：《周易程氏传·易序》，见《二程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690页。
[②]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③]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2页。
[④]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1页。
[⑤] 《周易正义·上经·乾》，见阮元主编：《十三经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第1页。
[⑥] 来知德的“错卦”，就是汉代京房（77-37B.C.）的“飞伏”说、东汉虞翻（146-233）的“旁通”说以及唐代孔颖达的“非复即变”命题中的“变”；来知德的“综卦”就是孔颖达“非复即变”的“复”卦。
[⑦] 董光璧著：《易图的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00、101-102页。董先生设定，p表示每卦的阳爻数，q表示阴爻数，那么，r则表示卦系的等级。
[⑧] 高亨著：《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年7月版，第32页。
[⑨] 金景芳著：《〈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页。
[⑩] 常正光著：《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中的相关论述。见《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1] 孙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上），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80页。
[12] 陈梦雷把邵雍的这个图分解为四。薛学潜在其《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中，把用卦名表示的这些图改用符号表示出来，使我们明白邵雍六十四卦图是分层对角交错的对称结构。但卦的交综对称性没有显示出来。薛学潜通过调换排列次序而得到了一个新的六十四卦矩阵，不仅保留了分层对角结构的对称性，而且还显示了分层交综的对称性，自综和错综卦分别处于图的两条主对角线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详细表述，请参见董光璧先生的《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44-49页。（本注释中的这一段话，参考了董光璧先生《易学科学史纲》武汉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页中的表述，有所改动。）
[13] 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49页。
[14] 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五），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第1603页。
[15] 何劭的《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因此，王弼的《周易注》就很重视卦爻与性情的关系。例如其《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就写道：“夫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夫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逆顺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是故，虽远而可以动者，得其应也；虽险而可以处者，得其时也。弱而不惧于敌者，得所据也；忧而不惧于乱者，得所附也。柔而不忧于断者，得所御也。虽后而敢为之先者，应其始也；物竞而独安静者，要其终也。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辩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外内。”（见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4页）这完全是以性情论卦爻，充分挖掘出了卦爻体系中的人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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