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粲和刘祯看建安风骨对“国学热”的指导意义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女诗人蔡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俊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摘要：建安时代是文学自觉的开始，“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审美趣向更是对后代文学和思想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思想碰撞的时期，建安七子的出现更是将这一影响辐射性扩大了。邺下门人的文学和思想成就更是具有开拓意义，其中以王粲和刘祯为最。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祯、王粲为其羽翼。”钟嵘更是将刘祯誉为“文章之圣”。而关于二人在文学史上谁更胜一筹，《文心雕龙》中将王粲称为“七子之冠冕”。可见从不同文学审美标准来看，二人各有千秋。
关键词：王粲;刘祯;普世性;逸气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灿烂辉煌的诗歌文化的滥觞。建安风骨对后来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大批文人的崛起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文学理论提供大量的论证研究，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对诗体的发展也起到不可忽视的贡献，曹氏三父子对五言诗的发展;建安风骨对后世尤其是唐诗的影响是巨大的，李白诗歌“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气度也自然少不了“建安风骨”的影响。在建安文学中，王粲和刘祯作为七子中的佼佼者，在历史上一直被奉为很高的评价。钟嵘在《诗品》中，“自陈思以下，祯称独步。”以刘祯为优;《文心雕龙》中又赞“仲宣为七子之冠冕乎!”显然又是以王粲为优。但两人的艺术价值及在文学史上谁更胜一筹，在当今“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青少年如何才能更好地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都是是本文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刘祯的“逸气”
(1)文采情高
刘祯以其五言诗闻名。曹丕评之，“其五言之善者，绝妙时人。”刘祯的诗文被认为是“情高以会才”，而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可见“情高”、“会采”便是“逸气”的两个特征。刘祯的诗文大多亡佚，现仅存的19篇就多是反映对人生中困窘的感慨以及对生命流逝，命途多舛的家国之恨。然而其笔下的诗文却具有超越的意识，这显然是文章极具张力并且蕴含“逸气”的主要原因。往往是在跌入痛苦的渊薮后又能重振信心，奋发反抗。这是刘祯诗文保留的虽不多，却影响甚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悲剧精神”是建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征，在刘祯的诗文中随处可见，但他绝地后的超越却让文章有了独特的张力和思想力度。《杂诗》前半节：“沉迷薄领间，回回自昏乱”，结尾却是：“安得肃肃羽，从尔浮波澜。”表现出试图挣脱痛苦的决心和勇气，前后对比，一股豪放洒脱的“逸气”萦绕其间。
刘祯诗文的“情高”除了在其陷入困境后的呐喊上，还体现在安逸生活中仍不忘大志的忧伤气质。《公宴》中，同为邺下文人的其他人大多作文表达感恩，祝贺等。如王粲作文“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而刘祯却在“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的欢悦欣喜后仍不忘“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宴乐之中仍然不忘胸中大志。难怪王夫之也评价，“《公宴》诸诗，如无公干，则当日群饮，酒肉气深，文章韵短矣。”
(2)意象高洁
钟嵘在《诗品》中将刘祯列为上品诗人，认为他是“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 而笔者认为正是在意象取材上的“高风”才成就了其诗文的“跨俗”。刘祯善于在诗文中用意象来自况，常见的有：劲松，频藻，凤凰等。《赠从弟三首》中，“岂不常勤劳，羞与黄雀群。”将频藻自况，表现了对世俗的鄙视厌弃，却不甘沉沦，奋发进取的决心。再如失题诗“青青女萝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养恩，分惠不可赀。”女萝依附高松象征自己对曹氏父子既感激又不失自尊。
同样写鸟，建安时期大多数人笔下的是凡鸟。王粲在《杂诗》“百鸟缤翩，振翼群相追。”然而刘祯却更善于将“灵鸟”写入诗中。如《公宴诗》中“灵鸟宿水裔，仁兽游水梁”，再如《赠从弟》中的凤凰。长于比兴这是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但刘祯诗文中意象取材高洁，这却是其中较为突出的。
二、王粲的“冠冕”
(1)文采细腻
王粲文笔细腻华美，颜延之评之“四言侧密”。而钟嵘对刘祯评价是“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相较刘祯诗文的直抒胸臆，王粲更侧重于辞藻的描写。王粲更加擅长对场面的描写。例如《七哀诗》中对社会现实的描绘“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这句与曹操《蒿里行》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相比，更具有画面感，冲击力，哀鸿遍野的残酷和悲痛失望更甚。
(2)思想普遍性
建安时期是社会动荡，思想高度碰撞的时期。王粲更像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建安七子中的孔融视儒家传统为审美标准，刘祯是主情文学的开拓者，而王粲诗文中的`悲情却处处蕴含普适性，因而更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感动。《从军行》、《登高赋》等都是从社会角度抒发文人群体，士兵群体，劳苦大众的厚重的情感，正是因为他诗文中蕴含的悲剧精神的普遍性使得他作品的思想更加丰满而有深度。
袁济喜认为，王粲相较刘祯更具家学背景的优势。由于王粲有着山阳王氏家族学统的先天优势，又经历了荆州学术解放思想的洗礼及蔡邕对他文学价值观的多元化影响，故逐渐形成一种全面而开放的文学思想理念和思想深度。可见，刘勰赞其是“七子冠冕”不只是从文学审美层面对其才华进行了肯定，更是从社会全面展示的普遍性进行赞同。
三、总结
关于王粲和刘祯谁应该得“七子之冠冕”，我们很难有一个可以被说服的统一的审美标准来评定。但二人所代表的建安风骨却是对后世的文学和思想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当代国学热的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文学自觉的时代，而王粲和刘祯作为建安七子的代表人物，他们作品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更是值得一代人思考和敬仰，这对于如何正确引导国学热现象有重要的思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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