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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探析
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说到诗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诗歌节奏上鲜明有序，音谐韵美。那么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好的诗歌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探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刘禹锡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刘禹锡在《竹枝词·序》中说：“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扬之。”沈德潜说：“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夫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唐诗别裁》）其文也别具特色，柳宗元称其“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刘禹锡在诗歌创作论和欣赏论方面，提出了几个颇具审美价值的理论观点：一是认为“文章与时高下”；二是提出“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三是认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四是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着名论断；五是认为“义与言”的关系是“义得言丧”。刘禹锡论诗，将创作和欣赏、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作统一观照，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明显地有别于“意为先”或“气为主”的传统说法，彰显了其诗歌理论的独特审美价值。
一、文章与时高下
“文章与时高下”是刘禹锡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当时政策的角度，对文学发展外部客观环境的探讨。他在《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中说：“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刘禹锡以为文学的繁荣与衰落是受社会兴衰制约的，并以三代之文至南北朝而衰，至唐又复兴为例，证明“文章与时高下”的规律。他尤以唐德宗贞元年间文学繁荣的现状，从时代政策的角度探索文学的发展。他说：“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然如繁星丽天。”可见，刘禹锡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审视较之于以往的论者更有突破意义。
“文章与时高下”这一诗学思想，其理论开拓意义不容忽视，它对于引导作家正确认识时代氛围与繁荣创作的关系，对于启发当政者与作家对文学政策方面的思考都有拓宽理论视野的作用。尤其是后者，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为深远，它强调当政者的态度及其所定政策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这一富有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不仅明确了时代文艺政策的重要理论导向意义，而且为研究文学盛衰的变化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参照。刘禹锡的这一理论，既是对传统诗学观的突破，也是对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的深入开拓。
二、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
刘禹锡继承了司马迁“发愤着书”的观点，他既从作家的创作心理探索其创作动因，也立足于欣赏者的心理流程，透视作品的艺术效应，从而为作品深层次地表现生活开拓了一条创作新路。他说“：昔称韩非善着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着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他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至邪！”（《上杜司徒书》）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司马迁因韩非所着《说难》《孤愤》情感激切，故将其事显白于《史记》；二是因司马迁同韩非所言之事有类似的遭遇，所以他才会领悟《说难》《孤愤》的深意，如果身无坎坷、仕途得意者观看韩非的著作，则绝无悲意可言。
刘禹锡的这番话，其实阐释了一个完整的创作心理流程，即由客观事物引发作家的创作欲望，再到创作动因的形成，最后将心理感受形之于笔端。
他对创作心理的这一理论探索，同样有助于揭示欣赏心理特征。所谓“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指明了有类似心理积淀的读者，结合自身遭际，能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所以他说：“司马子长之深悲，迹符理会，千古相见，虽欲勿悲，可乎？”（《上杜司徒书》）刘禹锡对“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的理解如此深刻，这也正是他对自己创作经历的总结和剖析。
他一生坎坷，屡遭打击，自二十三岁开始便遭贬外地，现存八百多首诗大多写于遭贬之后。他与司马迁及其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心理相通，所以他对人生经历与创作、欣赏心理的关系认识得尤为深刻。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丰富了创作和欣赏的层次和视角。尤其是他的诗歌创作，大都具有诗境浑远、含蓄隐微、情韵深藏、格调高迈的特征，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刘禹锡对诗歌美学的深入探索，使其诗歌创作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特征，因此在中国诗歌史上独占一席，放射出奇光异彩。
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
所谓“片言明百意”，是指用极洗练的只言片语表达极其丰厚的思想内容，这也就是所谓诗歌语言简洁凝练、思想情感容量大的特征“；坐驰役万景”，是指诗人进行艺术想象时，虽静坐于案几之前，可他的思维却调遣众多的形象于眼前，供其选择和取舍。
刘禹锡“片言可以明百意”的观点，是对前人尤其是陆机《文赋》所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论点的继承和发展。陆机的原意是“：以文喻马也，言马因警策而弥骏，以喻文资片言而益明也。”（见李善《文选注》）由于刘禹锡与陆机立论角度的差异，刘是侧重于从创作论角度阐释形象思维的特征的，因而重在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凝缩丰富的思想情感于“片言”之中。这里的所谓“片言”，就不只是指字句的警策，而是指它内在情感的丰富或哲理意趣的深刻。
可见，刘禹锡重视“百意”出之以“片言”的审美追求。
刘禹锡的这一审美思想对诗歌创作颇有启发意义，它引导作者既要讲究锤炼词句，又必须关注“片言”所蕴含的深意。这一理论探索对于摆脱专事雕琢的形式主义余风，纠正中唐诗坛沉渣泛起的浮藻文风无疑有积极作用。
刘禹锡的“坐驰可以役万景”说，从理论渊源上也借鉴了前人之见。陆机曾对形象思维的特点做过形象的概括，并提出了“精骛八极”的美学观点，他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忽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禹锡的观点，从审美取向上明显导源于陆机之论，但他并非只作理论的转述，而是强调诗人在艺术构思中“役”使万景的能力和主动性，这就比陆机所论更为深入。刘禹锡从创作论的角度立论，并把这一观点视为能诗者必备的才能之一。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异，达于诗者能之。工生予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
从他的话中可知他重视形象思维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这与他重视诗的比兴手法一样，认为诗人只有具备艺术想象的才能，掌握比兴手法的技巧，两者相辅相成，才是完备的诗道。
刘禹锡诗歌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风格，他能“役万景”于诗中，以“片言明百意”。如其抒写身世感慨之作，取意、写景皆不同凡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其一）他的政治讽谕诗也别开生面，构思奇特，如《聚蚊谣》《百舌吟》《有獭吟》《飞鸢操》等。在他所写的大量咏史诗中，形象思维也都运用得极其出色。白居易读其《石头城》诗，“掸头苦吟，叹赏良久”，认为“潮打空城寂寞回”使“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见《金陵五题序》）。薛雪赞其《西塞山怀古》：“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一瓢诗话》）。刘禹锡所达到的高超的艺术水平，正是他“工于诗，达于诗”的体现。
四、定而得境，境生象外
刘禹锡对诗歌意境的构筑及其美学特征也有深刻认识。他在论述诗人构筑“意境”时，以“定而得境”来概括创造意境时的心理特征。他说：“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虚而万象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词，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以降，释子以诗问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定而得境”的心理流程特征及意境凭词而显现的艺术表现全过程。
刘禹锡受佛教禅宗影响较深，又是写诗能手，他因此体验到了禅宗所谓“定”与诗境构筑的关系。佛门所言的“定”，即静坐敛心，摒除一切杂念，让心处于空无一物的状态，这与诗人创造意境时的心理活动相近似。于是他用佛家理论分析“境”的产生过程，把跳出现实世界的“离欲”和心地虚空视为“境”产生的前提，认为“翛然以情”的“境”的获得，是由于作者在观照客观景物时，全部精神都凝聚在物象上，杜绝意志和欲念的羁绊，以审美的态度使眼前的意象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所以“定”的实质是指艺术家投入创作时的虚静心理状态，其时没有名利干扰，没有得失之虑，神凝思专，感兴涌动，凭借入于心中的“万象”展开丰富联想，从而创造“韵外之旨”的艺术境界。
刘禹锡是较早论述诗境构成及其美学特征的先躯。汉代以前的“诗言志”说，六朝陆机的“诗缘情”说，都关涉诗境的初步研讨，至唐代诗论家们对此有较大理论突破，尤其是明确提出了“诗境”或“意境”概念，并开始对其进行多层探讨和论述。所谓“境”，是指客观物象，即创作主体运用想象、比喻、象征等诸多艺术手段，予以审美化的艺术表现，从而产生一种比艺术形象本身更广阔深远、更富审美趣味的美学境界。
应当指出，先于刘禹锡的王昌龄在《诗格》中已有“诗有三境”说，即“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已指出“意境”通过“意象”的深化而构成心境应合、神形兼备的基本特征。刘禹锡对于“定而得境”的认识和把握较之王昌龄更为具体和深刻，他强调“能离欲则方寸之地虚”这种心理的虚静状态，以为无尘杂的自然物象，予以艺术化的再现，更能荡涤人的心灵，引发真善美的感受，即佛家所谓“悟入”境界的体验。由此可见，刘禹锡的“定而得境”说是对王昌龄“意境”说的进一步发展。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观与“定而得境”说，是对意境认识的较为完整的美学体系“。境生象外”是他对意境美学表现特征的认识。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里所说的“境”指意境；所说的“象”指意象或艺术形象。刘禹锡在其论述中已隐含对“境”和“象”关系的认识及其各自美学特征的见解。
首先，他认识到了“境”生于“象”这个前提，认为“象”是诗人所描写的艺术形象本身，“境”是比“象”更富美学韵味的思维空间。
其次，他认识到“境”和“象”是一个艺术整体，它们互为联系、互相作用。“境”产生于“象”，但“象”只有借助于“境”才能脱离完全自然的状态，进入到艺术美的视野中来，才能显示其艺术形象的魅力。
第三，对“境”和“象”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予以审美观照：从创作的角度看，“象”是描写的实体，“境”是“象”外所生的虚幻审美空间，诗人由“象”而“境”展开形象思维；从欣赏的角度看“，象”是直觉感受，它借助于文字符号以显其艺术状态，“境”是通过想象、比喻、象征等手法，艺术化、审美化了的幻化虚体，须运用想象和富有个性的心理要素再创造，甚至于补充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
第四，“境生象外”还包含着对“境存象隐”的审美探索。诗人构思的审美追求，不外是凭借形象思维构筑理想化的诗境。刘禹锡“境生象外”的美学思想，尤为强调意境的最终构成，强调“境”在创作和欣赏中的审美意蕴。他以为“象”只是“意境”的一个载体，“境”生而后，“象”本身的意义显得并不重要，因为欣赏者只是把它视为探索“意境”蕴含的一个媒介。
刘禹锡对“意境”的创造及其美学特征的阐释，不仅为“意境”说的完备奠定了基础，而且在艺术实践上为诗歌的创作、鉴赏提供了审美参照，极大地开阔了创作和批评的视野。
五、义得言丧
在对文义与语言关系的认识上，刘禹锡更为重视义的艺术表现。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言丧。”所谓“义”是指文意之“意”，泛言之是对思想内容的概括，简言之是指诗歌借助于艺术形象所表现的作品主旨。所谓“言”是指文字所显示的作品中的艺术形象。
刘禹锡“义得言丧”的美学观点，大致蕴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指在作品中言是表，意是里，言是构成艺术形象的符号，艺术形象是表现意的媒介，作家对言的认识和把握不容忽视；二是说诗歌创作和欣赏的根本目的在于把握作品的主旨，只专力于对作品艺术形象的理解，对诗歌创作或欣赏来说都是误解，应达到“作者得于心，贤者会以意”的交流程度；三是强调诗人在创作中应追求“义得言丧”这个审美标准，要求“言”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确实是“意”的载体，即不能夸饰，也不能削弱，要表现得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才可谓“义得言丧”。刘禹锡的“义得言丧”说，是对庄子“言为意筌，得意忘言”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认识上和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说极为相近。它们的共同点是指文学创作要借艺术形象来传达作者所要表现的主旨，因主旨不直接体现在形象之中，而是借助于形象的某种特点予以表现的，所以要达到“得意忘言”或“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美学效果，必须运用象征、比喻、暗示、想象等多种艺术手法作为媒介。皎然之说较之于刘禹锡之论更为详密，他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首，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但恐徒挥其斤而无其质，故伯牙所叹息也。”（《诗式》）。刘禹锡和皎然的审美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严羽以禅说诗所提出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清代王士祯所提的“神韵说”，都与刘禹锡、皎然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刘禹锡诗歌的人格魅力
（一）傲岸不屈、顽强斗争
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在那里过了十年谪居生活后，被召回长安。初回京师，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表现了他的傲岸不屈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人用桃花比喻朝中新得势力的权贵，用看花人比喻那些趋炎附势、奔走权门之徒。一句“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令他的政敌难以忍受，满朝中红极一时的权贵们，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刘禹锡被排挤后才爬上去的！此诗传出，执政者当即以“语涉讥讽”再贬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实际是靠镇压永贞革新起家的宪宗不愿起用他们，因为起用他们则意味着自我否定。刘禹锡以诗获罪，三月又远去连州。
如果说，刘禹锡在被贬十年后能写下这样富有战斗性的篇章是很可贵的话，那么更为可贵的是，他因写《戏赠看花诸君子》被贬十四年后，重回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锋芒不减当年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时的玄都观，百亩庭院已半是青苔，往日那灿若红霞的千树桃花已荡然无存，代替它的是不足以观赏的菜花，那种桃的道士也不知所终，而上次因看花题诗被贬的刘禹锡却又重返长安，旧地重游！作者还是用桃花比新贵，用种桃道士比喻打击当时革新运动的当权者。这些人，经过二十多年有的死了，有的失势了，就连皇帝也由宪宗、穆宗、敬宗而文宗换了四个，刘禹锡作这首诗，是有意重提旧事，表示丝毫不为十四年前因诗得祸而悔恨，不会因屡遭贬谪而屈服，而为再题笔赋诗而欣喜，而且说题为《再游……》是为了“以俟后游”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傲岸不屈。但是，这个“再游”又引起执政者的“不悦”。他又被派出长安，到东都洛阳做“太子宾客”这一闲散的官。
（二）追求执着、意志坚定
在唐代，像刘禹锡这样有“宰相之器”的诗人，被贬时间之长且又不消沉绝望者，是较少的。刘禹锡在他的许多诗篇中都表现了他不怕失败，坚持革新的坚定意志。他在《浪淘沙》其中这样写到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作者这里借“银河喻指政治清明的理想境界。黄河喻指当时黑暗现实，表示要迎着狂风巨浪，顶着万里黄沙，逆流‘直上’，实现自己的理想。‘如今’二字大有弦外之音，隐含着往昔无限事……此词为诗人久历风波之后所作。黄河风狂浪激，万里泥沙险恶，混浊喻黑暗的现实，‘浪淘风簸’又可理解为作者长期遭受挫折，打击的坎坷生涯。末句‘同到牵牛织女家’则喻渴望朝政清明之日，能与远贬异地的革新派朋友再回长安，聚首一道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心情。
在《浪淘沙》其八中作者还这样写道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开首两句以坚定语气表明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现象未必是必然发生的现象。或者说，谗言如浪深，迁客却未必是沙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迁谪之客逆境中也不都会如沙沉江底。也有的还会努力奋争搏击不已。联系刘禹锡的政治生涯看，谗言明显是指那些诋毁永贞党人的谰言，以及对他百般挑剔的流言。他在此词前两句已明白表露了他的坚强意志，接着又以沙里淘金这一具体事理联系到正义之身，历尽千辛万苦终归会经受住磨难而显出英雄本色，为天下所知。这种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豪迈信念是刘禹锡一贯思想品格的反映。
很多诗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比如李白，他“欲上青天揽明月”，也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但更多地表现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并且想的更多的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借此来逃避现实，摆脱苦闷。与刘禹锡相比，李白多了一些对社会的失望，而刘禹锡则比李白多了一份坚定与执着。刘禹锡可谓“真金”，令世人景仰。
（三）奋发自励的乐观精神
刘禹锡虽备受打击，长期谪居，却坚强不屈，直面现实，勤奋进取。他在《昼居池上亭独吟》中写到
日午树阴正，独吟池上亭。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
这首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刘禹锡的高尚情操。“静看蜂教诲，闲想鹤仪形。”作者通过看和想，很受教益。“蜜蜂”繁布金房，垒构玉室。咀嚼华滋，酿以为蜜，一生何尝偷闲？对于敌害，它们群起而攻，万死不辞，临战何尝退却？诗人从蜂的勤奋勇敢中受到启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诗人又崇尚“鹤仪形”，勤奋修德，心存社稷。虽然诗人的理想和现实有矛盾，作者也深感苦闷，但他仍借饮酒，清琴陶冶性灵，表现了诗人直面现实，不甘沉沦，在寂寞中力求振拔的精神，而李白面对现实，则往往表现为“举杯消愁”、“但愿长醉不愿醒”。
刘禹锡这位有“宰相之器”的诗人，被贬前后共达二十三年之多，“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身处逆境的他并没有意志衰退，却依然不屈。《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他逆境不衰的最好写照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永贞革新”失败，打击沉重，且二十三年谪居“巴山楚水凄凉地”，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凄凉的。巴山楚水，既“寂寞”，又“蹉跎”，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令人精神颓废，万念俱灰。但刘禹锡以他坚韧的品格，不屈的意志没有“似沙沉”，纵然“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他始终不改初衷，逆境不衰。诗人以“沉舟”、“病树”自比，虽感惆怅，但又相当达观。因为作者明白，这仅仅是个人的沉滞，生活的新陈代谢规律却不会停滞，沉舟侧畔，有千帆竟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诗人满怀信心，以昂扬的精神，饱满的热情迎接属于他的春天。
刘禹锡诗歌的艺术魅力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词彩丰美而笔致流利，造境明丽清远而风神俊爽，又有一种恢宏的气度，骨力豪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民歌体乐府诗具有健康柔美的艺术魅力
在中唐，韩愈“以文为诗”，标榜师古；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诗风平易通俗。刘禹锡效法屈原，独辟蹊径，努力向民歌学习，从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来提高创作水平。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都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当地民歌的健康朴素的思想感情和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并将它与文人诗的协作技巧糅合起来，或多或少地达到了风景画与风俗画的融合，人情美与物态美的融合，诗意与哲理的融合，雅声与俚歌的融合。他的《竹枝词》《浪淘沙词》《踏歌词》《杨柳枝词》等等形象生动、优美自然，含思婉转。有着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感，多用比兴、谐音、双关语，使人感到表达的感情真挚而又含蓄，又比一般的民歌细腻、华美。另外，以前民歌多用花比女子，而他在《竹枝词》九首之二中写道：“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用花来比男子。他还用桃花来影射权贵：“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可以说，这些作品既有别于普通的民歌，又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寓言诗具有犀利的魅力
他和柳宗元都大量地创作寓言诗，使寓言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刘禹锡的寓言诗，扩大了寓言文学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诗歌的体裁，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的《聚蚊谣》《昏镜词》《百舌吟》《磨镜篇》《飞鸢操》《秋萤引》等诗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有形形色色渺小，丑恶的形象，如飞蚊、昏镜、飞鸢、白鹰、百舌鸟等等，揭露了宦官、藩镇、权臣的狰狞面目和丑恶灵魂；也塑造了光明磊落、洁白无瑕的形象，如白鹭、秋萤、明镜等等，以寄托诗人坚定意志和高尚情操，表现他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他在《聚蚊谣》诗中写道
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焱欠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嘴迎人看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这是一首政治寓言诗，作于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作者先用夸张手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飞蚊黑夜中张牙舞爪的嚣张神态，揭露了飞蚊的罪恶，然后写诗人同飞蚊展开了巧妙的斗争。诗人把自我形象“七尺”之伟岸身躯同蚊子芒刺渺小之体加以对比，说明诗人的伟大，然后伟大者正在背时，渺小者正“天生有时”，且伟大者孤而渺小者众，诗人十分懂得面临的形势的严峻，以及敌我力量的悬殊，“为尔设幄潜匡床”，避开政敌锐不可挡的气焰，保存自己的实力，积蓄力量，继续斗争，表现了诗人勇于且善于斗争的精神。最后，诗人写了秋天一到便是蚊子灭亡之时。这首诗，用蚊子来比喻那些见不得阳光，专在黑暗中利嘴伤人的权宦、藩镇和趋炎附势之徒，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他们卑鄙渺小的形象，揭露了他们残暴凶狠的本性，指出他们一定灭亡的下场，展示了诗人善于斗争的形象。
怀古诗具有旨趣隽永、发人深省的魅力
刘禹锡的怀古诗有大量佳作，其基本特征是：糅怀古与讽今为一体，熔咏史诗与示志于一炉，旨趣隽永，发人深省。他的咏史以《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为代表。例如，他的《西塞山怀古》，全诗通过对发生在西塞山的历史往事的描绘，指出了人世变化巨大而山川依旧，寄托了作者无限感慨，并寓有天下一统，群雄竞逐局面已难行得通的深刻告诫。其主要特色是立意高远。以形象简练的笔墨描绘历史往事，具有高度概括力。面对西塞山，诗人并不从眼前景物落笔，而是描述历史上发生在西塞山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然后，诗人将笔锋一转，转到眼前景物，“人世几回伤往事”，既是总结上文，又是下文的开端，足见其手法的成熟。描写现实景物也是寥寥数笔，轻轻点染，格调苍凉遒劲。在这首诗中，他将讽戒之意贯穿在历史事件的描述之中，给人以回味余地，令人深思。早在中唐元和初年，李琦曾据江南东道叛乱。刘禹锡在诗末强调了如今是四海一家的统一时期，这就对有野心的军阀提出了警告，但又不直接说破，结句以西塞山的故垒，及瑟瑟作响的芦荻作收尾，一片荒凉景象让人从中去思考。“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意十分明显。笔调深雄老健。
刘禹锡的怀古诗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左思，而且也为前代的李白、杜甫和后代的杜牧、李商隐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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