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梳理周作人散文思想论文
论文导读:：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更重要的是在对散文源流的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散文思想。
论文关键词：周作人，散文一集导言，散文思想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不但给我们追溯散文的源流，更重要的是在对散文源流的辨析中提出了自己的散文思想，这些对二十世纪的散文创作生了巨大影响。纵览全文，我们不难对其思想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在周作人的观念中，他认为白话文的兴起虽然和现代散文的兴起固然有着很大的关系，但真正兴起却在新文学运动时期；提出了美文的观念；推崇独抒性灵明清小品文；对于“言志”与“载道”进行了辨析；强调散文的“三味”。
一 新文学的散文始于文学革命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这篇文章的开头即开章明义的指出“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1]，那么周作人是基于什么作出的判断呢？答案很明了，他是从外形和态度两方面来做判定依据的。周作人分析了清末戊戌前的白话运动指出了那种徒具外形的文章还不是现代散文。认为“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 [2]。其区别是两点，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是“因为想要变法，想让使一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纸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白话写，只是为了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3] “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同时就连他十分推崇的晚明公安派的小品文也不能算作现代散文的祖师。因为他认为虽然“公安派散文与现代散文有很多类似感觉得很有兴味”但是现代散文却是“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铸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认为现代散文“所受的外来影响是唯物的科学思想，它能使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切实的淘炼一番”。[4]这也就是说现代散文不仅要形式上是白话文的，还要思想上和态度上是新鲜的，革命的。这才是现代散文区别于此前散文，区别于明朝小品的地方。
二 美文观念的提出
周作人在强调现代散文“话怎么说便怎么写”的思想后就提及了自己的理论文章《美文》，从而引出了美文这一观念。美文观念的提出和身体力行，是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一大贡献。对美文观念的阐发，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整个的散文态度。他首先是区分了外国文学里的两种类型的散文，“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5]这种区分很明显的把学术性的文章给剔除掉了他所规定的美文范畴。“周作人的关于美文的思想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他所说的‘美文’开始近似于西方的Essay，后来又接近于晚明小品，在这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借鉴、模仿、创造中他形成自己独特的，也是经典的‘美文’思想。”[6]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美文思想是对西方散文观念即Essay的概念、特点、写法的一个译介。到了后来，又吸取了明清散文即小品文思想，又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特色。因此，可以说，周作人的美文观念乃是一个中西混合的概念。“周作人关于‘美文’的思想丰富而复杂。其中主要包括散文与时代的关系，现代散文美学精神以及现代散文语言等内容。”[7]散文与时代的关系方面，从他在本文的前面所阐发的白话文思想就可以看出了。他之所以认为前期的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文章不属于现代散文概念的范畴，就是因为那个时代还不是文学革命时期。处于特定的目的产生的散文观念和白话文观念是不能代表新散文的产生的。周作人的现代散文观念也就是他的美文观念，它“作为一种即兴的、个人的话语表达，还应当如同散文诗，具有诗歌的意境”，这些主张是可以追溯到晚明时期的。他认为散文和诗歌以及小说是相通的，“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作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
三 推崇明清性灵派的小品文
周作人对于主张“独抒性灵”的晚明公安派以及清代袁枚等的小品文是推崇备至的。周作人喜欢公安派“新鲜流畅”的散文，赞扬他们追随着自己的感觉和情绪。“他将公安派视为一个文学文体与社会变革发生历史性互动的寓言。在这个寓言中，个人形象通过大一统的裂隙变得具体可感了。因此，周作人和晚明、前清作家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说相似性，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批评的；与其说他们在文体上的变革相同，不如说他们都如出一辙地、以含蓄消极的方式，处理总体的社会、文化处境。”[9]正如周作人1929年在给俞平伯(1900-1994)的散文集《杂拌儿》作的编后记中所言：“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抗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公安派的人)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除了还是想要去以载道的老少同志以外，我想现在的人的文学意见大抵是这样。”[10]他特别欣赏袁宏道、钟惺这些作家的勇气、想象力和创新性，热烈地赞扬他们打破了“文必秦汉”沉闷氛围。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
四 言志与载道
言志和载道，是周作人在散文中区分的一组概念，也是周作人散文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言志和载道，周作人有自己的界定。他主张的现代散文产生的两个因缘：“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12]“言志派的文学可以换以名称，叫做即兴的文学，载道派的文学也可以换一名称，叫做赋得的文学。” [13]而后又解释到，“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14]也就是说，传达自己的心中意思是散文的灵魂，散文不是“言他人之志”的，而是“载自己的道”。另外标明，“新散文里这即兴的分子是很重要的”强调新散文的“言志”特点，也是强调自己的主张的。可见周作人唯独强调的是言志派散文，并实践了这种主张。他认为，“古今来有名的文学作品通是即兴文学。”[15]。他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中基本上是这类独抒性灵式的作品。正是这种主张，给他带来的是远离当时的社会生活。
而用朱自清的话来说，“所谓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所谓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再讲这工具讲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的言志就是那种独抒性灵的主张。而且周作人本人是十分推崇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他们都是主张独抒性灵的，主张散文是抒发内心最为真实的，最为本真的`思绪和情感。周作人的散文最能体现这一点。他的《喝茶》等一系列的散文，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但是写出来却是很好的情感体现的载体。
五 散文的“趣味”：诙谐味、简单味、涩味
周作人“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有 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他说:“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由此看来,追求趣味、表现趣味是他散文创作一以贯之的审美态度。以趣味论诗文古已有之，宋代的严羽在《沧浪诗话》曾提出“别才、别趣”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二中也提出了“趣”。他说说:“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对于上述五者,洪亮吉更看重“趣”,他 说:“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别趣。”很显然,这里对“趣”的分类主要是就诗文的内容题材而言的。周作人散文的趣味观具体又包含着现代散文的三味问题，即散文的诙谐味、简单味和涩味。对于趣味，周作人曾经说过，“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厚重，清朗，通达，中庸，有别选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基于此他要求“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实生活的基本,这就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于是他在散文创作过程中非常看重不带明显功利的“别趣”的追求与表现。这类散文写得朴拙、古雅,既简单又有涩味。这类充满“别趣”的散文有两种情况：一是记述民风民俗,如《乌蓬船》、《关于祭神迎会》、《上坟船》、《谈“目连戏”》、《北京的茶食》、《日本的人情美》、《日本的衣食住》等。其中有的是对儿时所见的故乡绍兴风俗的追忆， 有的是对异国他乡所领略的民情抒怀，闪烁着一种原始的、乡土的素朴雅致情趣，也有儿童的童真童趣的不时流露，极具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的研究价值。他在《上坟船》中就对儿时所见到的上坟的情形进行了追述,叙述了上坟必不可少的三道船、吹鼓手和上坟的仪式。而上坟的仪式写得最详细，先是祀后土，次为墓祭，再是回船后分别午餐，归途中妇女必游庵堂寺院。对这些上坟的情形叙述得如痴如醉，散发出一种古朴淡雅的情致。二是记述生活习性,这类散文大都是叙写作者对自己或他人的饮食习性的感受或看法。有的专门谈吃,如《南北的点心》、《臭豆腐》、《腌鱼腊肉》、《爱窝窝》、《罗汉豆》、《山里红》等;有的专门谈喝， 如《喝茶》、《关于苦茶》、《谈酒》、《煎茶》、《吃茶》、《吃酒的本领》等。这类反映生活习性的散文,常常写得朴拙、真切、清谈、苦涩，看似笨拙，却篇篇流淌着真性情,特别耐读。此外，周作人在其散文观念里又区分了贵族趣味和平民趣味，然后说到了他自己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周作人认为“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的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徽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 “我们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辅炼愈好”正是这种将生活艺术化的态度使得周作人的文章，常常弥漫着一种饶有趣味的情趣。突出地强调雅，就是指的贵族的趣味。而且这里的雅，又有雅致的味道。散文是小的，但是却是小的很玲珑，很雅致，隽永。而朴，即是朴实的。以及后面的许多的界定。这样混合这许多的东西，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这样看来，周作人对散文趣味的规定不是那么死板的。雅致的文章是有趣味的文章，质朴的文章也是好的文章，是有趣味的文章。
周作人的这篇《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无疑是研究周作人散文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广征博引，多方取证，对现代散文溯源流的同时又阐述自己的散文思想，这里需要补充的一句是本文只是立足于周作人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这一篇文献进行的散文思想梳理，至于其另外的思想如“人的文学”，“自己的园地”等则不进行述评。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8月30日初版，第1页。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78页。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79页。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8月30日初版，第8页。
[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83页。
[6]黄世智《论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82页。
[7]黄世智《论周作人“美文”概念的产生与发展》，《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97页。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8月30日初版，第6页。
[9]张旭东：《散文与社会个体性的创造——论周作人30年代小品文写作的审美政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10]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北新书局1929年版，第172～173页。
[11]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年8月30日初版，第10页。
[1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92页。
[1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92页。
[1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92页。
[1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92页。
【从《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梳理周作人散文思想论文】相关文章：
8.论文格式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