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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观试析文学论文
一、“人的文学”的提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学革命先锋胡适、陈独秀纷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向旧文学宣战，倡导新文学。新文学新在何处？胡适在文中阐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之时强调：“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1]至此，“活的文学”成为了新文学运动追求的重要形式，而“人的文学”成为了其探求的重要内容。
胡适所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实质上是指在文学内容的革新上要关注真正的人，写“人的文学”。而他所推崇的周作人那篇在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最重要的宣言——《人的文学》，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观点。而实际上，周作人在人的发现、人的价值和对人生的各种思考等关于“人的文学”的思考上，还创作了一系列作品。
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提出他的“人的文学”观，随后又相继发表《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阐释他的这一观点。另外，他还在描述日本新村所见的“人的生活”之时来对其进行深化。这一系列的创作足以说明：周作人对于“人的文学”的思考绝不是一时兴起或终止于某一时刻的“思想启蒙”。他从概念的提出、修正到这条道路的实施、乃至最后态度的改变，一直在为实现“人的生活”启蒙，为“人的文学”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人。
二、周作人“人的文学”观
究竟什么是“人的文学”？周作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即可见出他的见地、识力。“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2]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重要概念，并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的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3]
要理解“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还得在这几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是人的文学中对“人”的解释。他认为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人具有和其他动物并无不同的生活本能，且应该得到满足。在这点上，他发见了自我国古代以来的封建社会中压抑人性本能的传统，并企图通过文学唤醒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国人二是人应该有内面的生活，使灵魂达到高上平和的境地。由此衍生出来的人的理想生活必须是灵肉一致的生活，即在物质和道德上都能得到满足和发展的生活。关于“人”的概念的提出与思考，周作人打破了几千年以来封建社会的畸形观念，使人们开始革新已有的传统认识。
其次是人道主义的提出，这主要体现在改良人类关系的问题上。周作人所追求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做到利己又利他的理想生活。“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4]这一点他要表明的是人要在学会爱自己的基础上去爱别人。这种主张打破了“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等集体主义观念，使得人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三点则是“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人的文学”是写人的生活，而非人的文学写的则是非人的生活。周作人举例提到，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因为他们提倡的一种非人的道德，在表面上维持风教，实际上则是压抑人的生活本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新”，在于推翻封建制度，将人从旧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促进人的觉醒。周作人在对“人”的思考、“人的文学”的创作中进行了最大胆的革新。
三、从“人的文学”到“人的生活”
周作人所孜孜不倦地追求的“人的文学”观，是通过他的创作实践来实现的。仔细分析周作人的文章，便能看出他对“人的文学”不竭的思索和追求，并希望通过“人的文学”，唤醒人们走上正当的生活，最终实现“人的生活”。而通过创作中对“人的文学”观的把握，能够窥见出其对“人的生活”的实现路径的思考。
一是日本新村所实行的制度和方式有助于实现“人的生活”。在他一九一九年创作的《访日本新村记》、一九二零年创作的《新文学的要求》和《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三篇文章中，周作人相继且坚定地表露了他的期望。他在日本新村体验时，觉得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生活”。“回到城中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精神却极愉快，觉得三十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5]在日本新村，周作人感受到人人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苦乐共存，更坚定了他对“人的文学”的理想，他渴望在中国社会也能实现这样的生活。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一文中，周作人更是将人的理想生活以具体细微的文字描述出来，且再次提出了和《人的文学》中相呼应的个人本位主义：“愈是彻底的知道爱自己，愈是真切的能够爱他人里的自己”[6]。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个人、人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且的最好方法。
二是通过“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塑造真正的人，这一点是周作人从平民和贵族这个角度来分析人的文学、人的生活的核心所在。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曾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并指出要倡导平民文学。而周作人创作的《平民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章则是他对“人的文学”观的延伸。他认为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有两点重要区别，“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7]这里的普遍和真挚是站在普通的人、正常的人角度来思考，他认为只要是“人的文学”，就应该是普遍和真挚的。在一九二二年，周作人发表了《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更改了之前以普遍和真挚的标准去区分平民与贵族的观念，“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8]而在这里，周作人曾说：“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在这里，周作人认为“人的文学”最好能够做到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
无论是从人的生活本能、道德需求还是从“人的生活”的实现以及平民的贵族化来阐述“人的文学”，周作人都始终在通过文字将他从生活、游历等所获得的感悟化为思想武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人的觉醒和解放做努力。但后来周作人很快对他提出的“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质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9]，他认为文学不必是为了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自己的情思就可以了。
四、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启示
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和觉醒具有启蒙价值和重要意义，它作为一种观点、思潮影响着众多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在今天看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它依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首先，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不崇拜任何形式，打破了以往观念的束缚，创造出真正的属于人的文学，这点无疑对于知识分子的思考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从小受着传统私塾的教育，但他能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打破脑海中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格局，真正做到关心妇女儿童、关心“人的生活”，并且在当时极早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不为任何形式所迷倒，坚持在文学内容的改革上要写“人的文学”。现代知识分子于时代和社会来说，所承载的任务有所不同，但如能受着“人的文学”的影响，提出对现代社会有利的观点，也是一大贡献。
其次，从周作人追求“人的文学”这条道路来看，他从酝酿着口号的提出、生活经历的印证、对观点的补充，再到对其的质疑，都能看出他前一时期对其所作出的努力，以唤起社会的觉醒。从这点来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任何一种观点的提出，只要是于社会真正有益的，即使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为其所做的努力和坚定也都是有益的。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不仅为当时文学内容的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指明了道路，更为普通民众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不管其最终的道路成功与否，其所发生的作用是无可厚非的。即便是在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今日，它仍然影响和启发着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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