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创作与明清儒学转向论文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转变与社会转型的研究，学界已积累了不少成果，其中仅就“士”与“商”之间的“互动”就提出了多种说法，如“士商互动”、“士商互渗”、“士商交往”、“士商互识”、“士商相混”等。①相比较而言，作为透视明清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视角，文学生态中所反映的明清之际的士商互动却没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能结合社会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详细阐释相关细目主题，不仅注意到思想史的“连续性”(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同时动用“破裂性”，把“连续性”与“破裂性”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便可能揭示明清之际发生的士商互动社会现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发掘这一社会运动所包含的近代转型意义。②本文拟以分析明清之际短篇小说等文学体裁创作的文人化倾向入手，结合明清文学生态中的商人化题材，透视明清之际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的某些可能性信息。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社会俗世化兴味高扬
明清之际思想史的重大转折之一，即是世人俗世化趣味的高扬，李费的.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李费评《水浒传》，认为其刻画人物的手段甚至“已胜太史公一筹”，戏曲《西厢记》、小说《水浒传》被赞许为“古今之至文”。不难理解，李费为什么被称为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开山式人物。 诗词创作被中国文人视为文艺正途，小说戏曲被视为文人不屑为的末技小道，因而成了“书会才人”的“专项”。但是明代人口尤其是读书人数量激增，“人才日多，生徒日盛”，科举名额却并没有以相应比例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fzl大量士人长期沉滞下层，科举仕途日益拥堵。许多读书人在屡试不中等情况下投身商海，并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以获取生存之资与扬名之具。这样，明清之际通俗文学创作队伍中出现了文人化趋势，发出了为商人写心的声音，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商人形象涌现出来。
《拍案惊奇》的《凡例》极力主张“矢不为风雅罪人”，还说:“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这种以日常生活平易之事为主要立足点的做法，当然是为了适应整个社会日益世俗化的趋势，迎合广大市井通俗化的习好。崇祯人瑞堂刊行的《隋场帝艳史》，其《凡例》虽以“悉遵正史”、“传信千古”相期，实际正欲借其所批评的稗编小说，以“演正史之文”而“眩市井耳目”，从而达到“家喻户晓之”的商业目的。
二、“一新世人耳目”:文学题材的市井化与商人化
明清之际小说商品化的直接后果是小说创作数量的激增，创作题材的新奇与世俗并存，创作技巧也日益花样百出。“识字率普及，社会下层人士对文化活动的兴趣升高，这些都与晚明时期中国印刷业的迅速扩大密切相连……文学品味的大众化与晚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文化活动是相互联系的。yto}为了追逐市场，迎合读者求奇好怪、猎艳追欢的心理，部分作者甚至在作品中渲染性描写，别有用心地将好南风、卖人肉这样怪异、丑陋、变态的题材，给予张扬、夸饰。
文人在作品中屡用“罕见”、“奇闻”、“无巧不成话”等吸引读者的眼球。“二拍”中，《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说:“今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姓潘，是个国子监监生。胸中广博，极有口才，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却有一件癖性，酷信丹术。”《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道:“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苦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真个是千古罕闻。”《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云:“元来世上的事最巧。”《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借用成语，又道是“无巧不成话”，由此展开下文。《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不仅说“又道是无巧不成话”，还用“天下的事是真难假，是假难真”，让读者急于看到真真假假中的故事如何成就其巧妙安排。
从小说体例上看，文人创作时亦是匠心独运。比如，“三言”每两卷的题目恰成一对偶，成为“二拍”创作时的直接参考。不过，“三言”中的两两对偶有些分散，“二拍”改创以后，体例上显得更加紧凑。尽管“三言”的题目对仗工整，且题材相应，比如《钝秀才一朝交泰》与《老门生三世报恩》都是写科举考试遭际，而《羊角哀舍命全交》与《吴保安弃家赎友》均写友谊题材;但却是出现在两篇单列、相邻的故事上，实系两个故事、两个题目的外在特征。“二拍”则采用每篇小说一个对偶题目，题目彰显的是同一主题、同一故事的内在特征，显得十分醒目，更加具体。凌曝初《拍案惊奇凡例》五则的第一则即言他于此一体例上的创作:“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作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凌氏于此没有直接谈到欲突破冯梦龙的“三言”体例，而是说自己每回用两句比偶作题，是仿《水浒传》、《西游记》的“旧例”。这可能是由于凌曝初与冯梦祯少年交游情谊，③所以不明言“三言”创作中“必欲取两回之不作者，比而偶之”的“点金成铁”的做法。
三、文学生态中士商互动与儒学民间化
在明清之际时段开端的中晚明，世风、士风出现某种转向，这在文士独特而敏感的内心世界掀起狂澜。尤其是处于下层的市井文人，在科举之途拥堵、仕途飞黄腾达梦想难以实现，因而长期沉沦下层的严酷现实世相而前，他们开始犹豫纠结，徘徊观顾，甚至转身毅然走向艺术创作，将内心长期沉积的抑郁不平，将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恐惧、‘谎乱与忧思，化为笔底波澜，用折线的方式隐曲表达了“心中块垒”与“不平之鸣”。
在明清之际士商互动的社会运动中，人们的审美趣好也日益出现趋俗化，大量小说戏曲获得刊刻。不少文人学士步入商途，卖文卖画，出入于商人会馆;一部分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开始刊刻文学作品，与文人诗酒酬唱，文人与商人两个阶层间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而日常。 文人出入于市井，创作商贾作品，向商人世界渗透，显示了儒学民间化进程，彰显了儒学入世品格的某些真实而相，士人形象不再纯粹，不再是千篇一律风花雪月式的雅致风流，也不再是寒窗苦读、削切直谏及家国情仇式的“高大上”，也开始出现矮化、市井化趋势。另一方而，商人创作诗文和通俗文学，刊刻自己和文人的作品，染指文人墨客的诗酒风流，客观上拓新了文学领域，推动了文学传播，他们也终于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公开表达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力要求了。
总之，明清文学生态中出现的通俗文学创作的文人化与文学题材的商人化现实，构成观察明清之际儒学转向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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