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毕业论文
摘 要：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近代白话小说，其藐视一切的魄力，无规无矩的写作方式，以及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经典。
关键词： 《何典》 叛逆 创新 反讽式幽默意味
一、关于《何典》
《何典》是一部非常奇特的近代汉语白话小说，清代乾嘉时期人张南庄所作。由于小说的反传统，作者又是个在野才子，从嘉庆初年至光绪三年的七八十年间，小说一直没有登上大雅之堂，也没有人刻印过，直到光绪四年（1878年），才有了上海《申报》馆海上餐霞客写《跋》的版本。作者张南庄（约公元1868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号过路人，里居及生卒年均不详，约清穆宗同治中前后在世。生平亦无考，仅从海上餐霞客为《何典》所作跋中可知其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是当时“高才不遇”的“十布衣”之首，其“书法欧阳，诗宗范陆”，“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其书稿在咸丰初年因战乱，“尽付一炬，独是书幸存”。跋中还提到“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1]《何典》最初的版本是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排印本，编入《申报馆丛书》。但《何典》真正流传开来却是在民国时期，而这主要归功于刘半农、鲁迅等人的全力推介。1926年，时局混乱，身为教授的刘半农生活陷于窘境。他无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当即决定标点刊印，期望卖书赚钱以解燃眉之急。应刘半农之请，鲁迅于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下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足见他对《何典》之推崇。鲁迅在《题记》中称对《何典》“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刘半农做了颇具煽动性的广告，居然一年之内印制了两版。1932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他，并在5月22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1]
《何典》作为康乾和道咸之间的白话小说，它当然要受到清初批判性、思考性文学作品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小说的影响，使得其本身所具有的讽刺性、批判性品格，成为吹向道咸之际已趋衰落的古典小说创作中的一股新鲜空气，并在倾向下流和反动的《品花宝鉴》、《荡寇志》对比中，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成为上承清初、下启近代小说创作风气的一部佳作。
二、《何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反叛性
由于儒家文化的倡导，中国传统风俗对著述极为崇尚，这种崇尚几乎达到一种普遍迷信的程度：“敬惜字纸”成为民间的信条，任何写有文字的纸张都不可随意丢弃或派其他不适当的用场，而应该搜集起来焚烧语学堂或者寺庙之内。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诉诸文字有着严格的规定限制。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原因之一就是语言太俗。“用典”是吟诗作文的基本修辞方式，典故一般应该在典雅的经史著作与前人诗词中寻找。
然而，这一切对于《何典》的作者来说，都无所谓，他创作《何典》的本意就是准备讥嘲那种语必有出典的庄严态度，他娴熟地运用当时任何一位文人学者甚至是位于社会中下层的小说家们都绝对不敢运用的村言俚语，作为典故，一下子就扯下了“用典”的庄严面纱，从而也完全改变了那种传统著述的神圣感。作者颇具驾驭语言的功力，三家村的极土的字眼，到了他的笔下，反而使人忍俊不禁，另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效果。小说描绘的虽然是鬼域的情形，实则是人间的世相，许多对话声口毕肖，如见其人。全书用的是嘲讽笔调，“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王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2]即便是结尾所写的“功成名遂尽封官，从此大团圆”，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庄严隆重气息，反倒成了一出闹剧，充满了幽默感。它实际也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的绝望心情。这是一种超越了“高才不遇”的绝望心态，因为“遇”无非是建功立业，高官厚禄，封妻荫子这一套，这一套既然在小说中受到嘲讽与否定，“遇”与“不遇”也就无所谓了。这种对传统价值所抱的一切无所谓的极端嘲讽态度，有点近似近日西方的“黑色幽默”，当然其中也参杂了中国传统的游戏消遣观念。它表明了作者的反叛态度，这种反叛尽管还没有确立新的价值系统，不具有指导意义，但它无疑引发并促进了对就价值系统的全面怀疑与批判。这种态度对近代作家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吴稚晖便曾提到自己做嬉笑怒骂的文章，是受到《何典》“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启发。
三、《何典》对旧的鬼神题材的突破与创新
中国小说专门以描写鬼域世界来展示人间世相的作品并不始于《何典》，早在明代就有《钟馗全传》，清初更有《斩鬼传》、《平鬼传》等，《何典》与这些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斩鬼英雄钟馗形象的消失，各种恶鬼也由单方面的某种邪恶的凝聚，向有血有肉的世人缩影转化。钟馗本是世人出于对邪恶的愤恨，幻想有这样一位英雄可以出来剿灭邪恶，但这样一位幻想的英雄存在，却限制了小说以鬼域展示人间世相的深度。《何典》摒弃钟馗，并使鬼的形象复杂化，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示了现实，突破了鬼域题材以愿望代替现实的局限。
《何典》所着力描写的，是下界阴山脚下鬼谷中三家村的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遭遇。小说前五回围绕活鬼来写，后五回则围绕活鬼之子活死人来着笔。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个鬼的形象，说的全是鬼世界的鬼故事。既然写的是灵界的事，书中诸鬼显然不像正常的肉身，应是寸钉大小的人物，这本身就为作者将诸事觑如无物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不仅如此，作者还将传统意义上的神圣一律看得一钱不值。第一回中，写活鬼同形容鬼去五脏庙求子，两人来到庙里：“转入后面，来到大殿上，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张开一双无眉眼，落开一个黄牙床，露出那个大喉咙，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左手捏着入门诀，右手一个送死拳；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绯红一个狗獾面孔，两只软耳朵，颐下七五根凿孔注牙须；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3]这里的菩萨何曾有半丝庄严相，简直就是十足的瘪三。又如同一回中，写活鬼与形容鬼离开家门上船时的一段文字：“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船直沧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脚道：“姐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卜ǎ炕罟硇Φ溃骸翱髂阕隽艘跫湫悴牛∧训懒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踏上去，教他怎么不直玻俊鼻О倌昀幢蝗嗣鞘游亚圣的孟子说的话，在这里竟做了这样的注脚。一如鲁迅所指出的：“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 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张南庄）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4]这也就意味着，作者在为文时，即抱定了这样的态度：逢场作戏。对此，作者在《序》里说得非常明白：“无中生有，萃来海外奇谈；忙里偷闲，架就空中楼阁。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第7页）”
《何典》虽是以游戏笔墨写灵界的事，“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党、登鬼山，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第5页）但实际上，却是借鬼喻现世。如他写土地饿杀鬼的“又贪又酷”；鬼门关总兵白蒙鬼的“一味里吃食弗管事”，危急之时收拾珍珠宝贝、细软衣裳，弃城而逃的举动，讽刺的恰是阎罗王与妖魔鬼怪所在的阴曹地府的种种秽行。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
四、《何典》的反讽式幽默意味
《何典》全书随处可见轻薄油滑的戏谑调侃，这实际上体现了旧的文学观念趋向没落时文坛上所流行的烦躁放浪情绪。作者的人生态度掺杂着丑角的诙谐和智者的冷漠，有时候立意不减，贬损起来善恶不分，美丑泯绝。他随处调笑，可是，他所引逗出来的笑容恰恰也有一些是他正要嘲讽的对象。不能否认，张南庄对现实人生自有一份比较深入的体察。但是，他对愤世嫉俗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做出了得乐且乐的处理，于是也就无往而不可乐了。
1.结构形式的反讽意味
《何典》的中心故事，是叙述一个破落家庭的孤儿活死人成就功名的经历，说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事迹。这种情节结构和情节意义没有超出才子佳人故事“落难―团圆”的旧模式。但是，作者并不赞赏和喜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是投以超然的冷眼鄙笑与揶揄调侃。《何典》有反英雄、弱化人物性格和淡化情节意义的倾向。作者取当时社会的尘世欲念和伦理动机的平均值作为人物性格内涵，人物显得卑微、鄙俗。这些人物戴着被作者拆破的假面具跳“加冠舞”，还自以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于是精神饱满地去从事虚伪价值的追求，无可救药一地在尘世欲念的操纵下严肃认真地自找苦吃，自欺欺人。作者笔下的鬼域和封建时代的人世间一样，随处是一本正经的弱肉强食，肆无忌惮的尔虞我诈。
《何典》的男主人公“才子”名叫活死人，女主人公“佳人”名叫吴花娘，作者让他们扮演了一出建功立业、黜陟幽明的故事。作者没有把故事写成伦理社会理想人格的英雄历程，而是通过包含着“反讽式观照”的结构形式，让读者同时感悟到，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英雄并没有超脱卑微的世俗纷争和虚假的价值生活。
中国传统艺术本来就有尽量简化有限直接性的倾向，《何典》尤其是着意表现了情节之外的生活，突出了非事件因素所蕴含的意向和意味。使这个喜剧性滑稽故事显示出反英雄、鄙薄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讽刺意味。“这种含有讥讽意味的话用‘公开’的方式把事情说得合情合理”。[5]《何典》因袭才子佳人故事的俗套，然后用诙谐揶揄的反讽来突破它，颠覆它，这在客观上是对传统小说的过分符号化或者过分程式化的轻薄态度。
2.主题意义上的反讽
《何典》在“落难――团圆”的情节模式中，表现了在虚伪的伦理道德观念笼罩下的人情世态，写出了卑微的“英雄”和“英雄”的卑微。这些个创造出尘世功业的人物，将无作为而自以为是功成名就，虚而又虚还做出玄之又玄的模样，蜗角之间倒象是莫大事业，泯灭了性灵还要扮演些儿女情长的场面。于是，作者在才子佳人封官拜将之日、洞房花烛之时，让王妃赐给他们一个“箍旧马桶”。张南庄不喜爱自己笔下的人物，偶而流露出一点同情心也马上用刻薄的揶揄和粗野的滑稽抹煞。写到活死人的父亲财主活鬼被贪官暴吏勒索下狱，摧残至死，作者还让他“眼睛插了骸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了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还安排让他安葬在一块“坏心地”。
《何典》泯灭美丑、超越善恶，发出的是冷漠至极的刻薄、尖酸的调笑，几乎没有多少同情心、人情味和生活热情可言。它不除恶布善，也没有伦理道德的寄托，它所讽刺的是伦理社会的伪价值，而小说的情节意义又导向这种伪价值。这种主题的反讽既以喜剧的态度看待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模式，又悲剧性地揭示：人们就是这么不可自拔而且义无返顾地走进这个伪价值的模式。作者对于人性和人情丧失了信心，津津乐道的只能是这种变质发酸的、不甘不苦不尴不尬的诙谐风趣。
《何典》的幽默是由悲剧性的愤世嫉俗和滑稽性的揶揄解嘲结合而成的一种反讽式幽默。这种幽默比一般的才子书更深刻、更本质地触及到封建时代现实人生的丑拙鄙陋方面。
五、《何典》对近代方言小说语言的`创新
《何典》是中国第一部运用方言做小说的作品，开了近代方言小说的先河。
《何典》以一种独树一帜的气概冲破了自古以来以北方官话为小说叙述语言的传统，第一次张扬了吴语文化和俗文化，开启了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意识，改变着小说的面貌，形成独有的特色。
中国的古典小说，向来由于“北方中心文化论”的影响，特别是受官文化的影响，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北方的“官话”。只有《何典》，偏偏求土求俗求鄙，完全采用吴语方言，而且还不是一个地域的方言，其中“有沪谚，有苏白，有近似松江的，有近似常熟的”，是典型的吴语文言小说。作为上海人的张南庄，十分稔熟这一方言区的土语村谚，知道许多方言的有趣来历，因此写作时虽信手拈来却又涉笔成趣。甚至巧妙地以方言的字面结构成大的句群，使方言的实际意义隐匿在字面之下，造成类似谜语的谜面与谜底的关联而又断裂的那种效果，耐人琢磨，形成属于《何典》的特有的讽刺风格。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读过《何典》之后，感到了另一种风趣，那就是中国南方所特有的风情民俗。例如“闹得六缸水弗浑”就比北方话中“吵得不可开交”来得形象，“螺蛳壳里做道场”，就比“在狭窄地方做事施展不开手脚”更为生动。作者非但将吴语方言写进作品，而且还将许多俗字、亵语写进作品。
作品并非一味求土求鄙。张南庄是懂得调剂读者胃口的，他常常上句里用俗字俚语，下句却接以极雅致的语言，造成一种雅俗对立而统一的效果。例如小说中有这样的句子：“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也觉得风光摇曳，与众不同”，作者能够把这样两个或多个色彩绝不相同的词句，毫不费力地紧紧接在一起，使得全句面目清新，既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和化丑为美的艺术才情，又“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过的新鲜局面”[6]作品问世一百八、九十年来，没有哪位读者因为小说中粗鄙的村话土语而失去阅读兴趣，也没有人因读了这些粗鄙语言而厌恶愤懑，这就是因为《何典》中所用的方言土语，至今还活在吴语方言区人们的嘴里，这些村话土语，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地方文化气息，有助于加强作品的批判和讽刺性，如果少了这些粗鄙戏谑的角色和方言土语，《何典》就不能称为《何典》。
方言土语的大量入书，是张南庄对文学语言尚雅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子曰诗云们看起来不堪入目的字眼，如“卵子，卵毛”等，张南庄却多处采用，不仅入书，而且称“典”，从而显示出他反叛传统的勇气与个性。
从以上分析可见，《何典》在文化意识、艺术结构、语言处理诸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古典小说不能规范的态势，它是处在从古代文学观念发展到现代文学观念、从古典白话小说发展到现代白话小说的过渡性环节上。在新旧文化交替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正在大力推动白话化，而《何典》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及“鬼话连篇”的文字，正合白话化的胃口。所有这一切，都是《何典》真实价值的证明。
参考文献：
[1][清]张南庄.何典（成江点注）[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刘半农.《重印<何典>序》.
[3]张南庄.何典[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8.
[4]鲁迅.集外集拾遗《何典》题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5]乔纳森雷班《现代小说写作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77.
[6]刘复重印《何典》序，张南庄《何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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