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文学论文
摘要：表征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借助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及其认知，有一个从再现到建构的过程。当代社会的媒介话语既是描述性的，又是建构性的，二者的互动关系形塑了文化现实的图景。伴随话语实践的多元化，表征功能也在不断变异。
关键词：媒介话语 表征功能 描述性 建构性
自文化研究在西方兴起、流行以来，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一直是它的核心概念之一。按照霍尔的界定，所谓表征乃“某一文化的众成员间意义产生和交换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1];表征实践既包括语言的信息传递，又包括各种记号及代表和陈述之物的形象的使用;它的延展性直接关系着意义的生成和交流的可能性。以大众媒介为传达手段的新闻传播领域，在社会日趋多元化、媒介化的历史语境下，正以多维话语的方式创造着新的信息和意义的生产模式，实现人类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互渗与共享。从历史逻辑、运行机制的角度，探讨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思考媒介文化的社会作用。
一、媒介话语表征的历史逻辑
口头语言是先民进行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因口语的发明而使技术、经验、习俗得以共享、保存和传承，也让后来的思想、文化、科学获得发展的基础。当文字符号、印刷技术陆续发明以后，系统性的书面语言逐渐占有独立的空间，并担当起民族文化精神的薪火相传的角色;另一方面，口头传播的瞬时性、碎片化的劣势，越发被凸显甚至被有意识地强化。这种态势慢慢塑造了传统的语言观，即语言是人们交流和表达思想的工具，经过心灵的中介客观地“反映”着现实世界，由语言文字固定下来的知识、文化生产的历史，因此取得合法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媒介的直接价值基于它对既存事物的再现功能。
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结构语言理论，颠覆了反映模式的语言学传统，这不仅掀起语言学界的革命，同时开启了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媒介传播文本化研究的趋势也破茧而出，并逐渐走向一个媒介语言探讨的符码化、模型化面向。索绪尔首先纠正了口头言语活动与书面语言活动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等级化秩序，即书面语言是更高一级的符号形式;相反，他认为后者只是前者的“确定的部分”，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采用的一整套规约。这种制度性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类似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2];并且，鉴于语言活动的日常性、普遍性，它还有效规范着其他符号表现或传播时意义的生产。语言的符号化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将过往表层的能指形式的关注延伸到深层的结构规则，拓展了媒介载体的表述空间，表征的实践不再囿于书写的文字形式，还延续到声响、影像、图片等多样化的传播领域。
媒介语言的认知方式，近几十年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消费主义、大众流行文化理论的解构下，现实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可靠性遭受质询，过往决定论的语言哲学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语言文字符号的真切性、指向性功能日渐衰弱。这种思潮，同样带动了媒介研究领域的知识变革并呈现新的思维范式;媒介语言及文化的空前活跃，超越了既有的新闻传播学提供的理论视界，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路径，越来越显示出与繁复驳杂的现实生活的间离和局限性，诸如文化主义、技术主义及受众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推动着建构主义的学术理念。人们发现，稳定的语言结构事实上只是一组滑动的能指符码，其真正的意向功能来自多种因素的规约和耦合，像媒体差异、社会语境、接受者自身的文化期待等，都深刻地支配着解码程序及其“所指”结果。先前占主导地位、意指明确的媒介语言，正在为动态的、开放性的话语系统所取代，它们不断记录、改写现实世界，并促使自身在人2012年第1期(总第89期)东南传播类表征领域越发复杂且富有创造性。
从实践角度看，媒介传播已难以被狭隘地归为再现性的模式，它正在以惊人的力量复制同时也型构着日常生活的逻辑，并通过再语境化的方式，塑造了大众认识、看待世界的方式;所以，建立在某一特定社会生活领域中思考框架的话语机制的解读，便自然迈入日趋使传者、受者紧密联系，建立普遍互动的、更加生活化、复调化的新的媒介话语结构形式。甚至于，在惯例式的“编读往来”、媒介使用效果之外，对生活常态的介入并简约地“陌生化”的生产方式深深嵌入媒体的组织行为之中。像近10年来民生新闻的热潮，无论从收视率还是接受效应，都直接冲击乃至接管了之前“传者”至上的媒介话语生产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检讨更具包容性的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了解“新闻制作的日常工作的组织形式、收集新闻的常规程序与新闻制作的社会和经济局限性”，以及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如何被加工成我们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到的新闻的”[3]。惟如此，才能应合大众社会媒介话语的动态模式和文化的生成机能。
二、媒介话语表征的意指实践
信息时代的话语功能，游走于开放的意义网络之中，播散、拆解和重构着意义，但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文化的盛行和伦理规则的必然缺失。首先，媒介话语的描述性或叙事性，决定了其客体化的特征。人类的意识、思想是由词语这一媒介表达出来的，词语被看成客体对象，被看成物，人们用它来编排特定的形式，以传递和交流信息，这种信息在通过媒介传递、交流之前便已存在。现代传播学坚信，媒介话语能够真实、客观地呈现生活中已发生的事物、事件的面貌;即使是技术论者，也是将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看作社会“内容”多样化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词语、命题、思想和图像都是表征，同时，表征的运行机制不是随意创造的，它根源于两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如X代表Y)。这使得，所有的媒介话语的表征，皆为人类生活的实践方式，通过“实践”中介，受众重新观看或体验到自身和其他人群的生存境遇及生命的意义。譬如，我们居住在世界的东方，所见所闻有限，却对遥远的西方并不陌生，因为媒介话语的意指实践引领我们了解、把握另一端的生活状况，并适时地表明个体或集团的立场和关切。
不过，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活动，显然又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世界的临摹和陈述。媒介话语的符号性使描述手段带有主观的、抽象化的特征。如果说18世纪以来，媒介观念仅仅隶属描述我们传播工具的事物，那么到了20世纪，报刊、出版和广播、电视等主导媒体的崛起和繁荣，广告业的日趋发达，媒介或传媒则“成了关于一般传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术语”，甚而派生出指“某种怀有另外的显然主要是实用性目的的组织或机构”。[4]不论哪种用法，媒介都是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媒介话语的纯粹的传递信息的功能被质疑、诘问着。
媒介话语逐渐由中介性的传播物质实体的观念，蜕变为心灵塑造后的符号文本。它既受制于制度、经济、惯习等历史性因素，还依赖特定语境下受众的“情感结构”。抱持娱乐休闲心态的电视观众很少反对电视媒介中的神话剧的非历史性和虚构性陈述;明星代言的广告与产品质量亦并无一致性，媒介话语只是利用符号的象征意味“添加”实物的消费价值。
其次，媒介话语的表征实践，还在于其建构性。今天的话语理论之所以渗透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各个系统，就是基于它提供了建构知识领域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像报纸话语、广告话语、医疗话语等类别相异，但都是不同环境下象征性的使用方式而已。从整体意义上看，“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5]。媒介话语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诸如权利、文化、审美及价值观等各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和实体，同时还互相串联以建造一个新的、复杂的话语。像新闻话语，常常为我们描述周边或远处人们说过或做过的有价值的东西，通过报道、重叙，让我们对事件的过程获得认识或者价值上的判断，当重复性的话语经常被谈论后，社会的主导理念会得以形成;时尚话语的带有预知性的陈述、诱导方式，也往往能建构起某一阶段的风尚、潮流。
对于大众而言，媒介话语的建构模式，并非总是有意识的运用和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媒介话语的结构能力经常在“自然化”的状态下完成，尤其在媒介形式日益膨胀、且充斥了人类生存空间的情势中更是如此。这种自然化的表征实践，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客观性理念得以确立，其文本或影像成为揭示世界的普遍、有效工具，目的是促成共同体成员间的意义、价值观的共享，抵达集体性的文化认同。所以，正如卡瓦拉罗直言的，“表征是维护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手段：世界观要通过文化形成，并通过文化使自身合法化，进而约束它的接受者”。[6]很显然，作为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媒介话语并非如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共享的财产，所有人都有机会自由地参与到公共财富的利用中来;而是有意识地对媒介讯息再度编码的结果。巴特曾分析过媒介传播意义的两个层次：第一是明确的外延意义，如格拉斯哥媒介组对1970年代工人罢工媒介表征的分析时，描述的诸如谁接受媒体采访、都说了些什么以及是谁说的等问题;第二是有赖于文化联想的隐含的内涵意义，如格拉斯哥媒介组在联系劳方时特别强调了“威胁、需求”等词语的意识形态倾向。这说明符号的所指可以将各种意义附加给具有外延意义的主体，具备构建讯息意义的各种主导意义的能力。[7]世界与意义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修辞学的问题。
作为符号和象征体系的话语，常常建立在某种隐喻或转喻之上，这种技巧、方法不但通过具体的感性形象令意义生色，还置换和塑造了意义。可以说，“修辞以各种形式栖居于语言之中，当语言建构现实的时候，如果没有修辞，可能也就没有我们可说或可写的现实了”[8]。大众媒介话语表征中的修辞实践，是联系人与世界、解析差异政治的能动形式，它不止徘徊本期推荐6古典修辞学出于交际目的语言文字形式的雕饰、说服层次，更是现代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具有弥散性的掩饰和转换手段，指涉言语之外的一切生活里的规范形式，参与着意义世界的再生产。
因为语言是为了识别或赋予人类经验以意义而被建构的，语言里被交流的知识和信息很大程度上属于语言自身制造物;故而，依靠语言符号手段的人类的传播、交流及交往行为活动，“构成‘真实’的东西不仅只是通过理性行为而形成其结构的。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被大众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也是通过非理性行为产生的”[9];这使得媒介话语自始至终都与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及时代氛围联系在一起的，并在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中，成为整个社会关系形成机制的一个缩影。传播媒介的表征实践，恰恰利用修辞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交融性的事实，有效地规制了话语使用的策略和效果，进入与越来越多的受众发生对话、弥合冲突、达至认同的流程。
三、媒介话语表征的功能转换
媒介话语同社会机制的'关联，尤其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缠绕，使得媒介文本、传播过程，都包含着或隐或显的权力逻辑。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反思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时，曾以“文化工业”概括精神生产产品对社会秩序的构造和维持功能。当启蒙运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并摧毁了宗教神权的统治地位，其制度安排的矛盾与困扰也引发了对自身价值逻辑的反抗势力，因为自由作为普适性的观念逐渐成为有产阶级的符号，在奉行“丛林法则”的环境里，平等主义话语更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相反，传播媒介所负载的资讯流通使命，在商业化的机械复制过程中，不仅消弭了一般受众对未来社会愿景的“想象力”，还在对金钱、权力的依附中，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媒介话语的叙述逻辑走向单一，媒介衍化为经济利益的附属品，话语的表征功能因媒介生产权力主体的固化，使先前差异性的文化特质不复存在。
随着全球一体化经贸关系的确立，现代文化工业已过渡到相互吸纳、相互影响的世界性的文化产业链。文化不止存在于新闻文本、媒介环境，而且像品牌设计、金融组织、休闲服务等文化产品无处不在，过去隶属于上层建筑的媒介文化，仿佛从上层建筑内部溢出，“渗入并掌控了经济基础，开始对经济和日常生活体验两者进行统治”，总之，文化被“物化”了[10]。物的媒介化意味着作为表征的文化符号的社会功能的转换，并引发媒介话语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张，以及话语叙述机制的变异。媒介产品的生产功能被削弱，媒介生产主体的意愿更多地为流通实践所支配，媒介产品的出现或再生，可能是人工设计的，也可能是意外造成的，同一性的文化产品在与对象的互动关系中，修复、更换着自身原有的话语属性，以便适应不确定的生产—消费模式。
物的媒介化或者消费主义的意指实践，的确改变了媒介话语的经典表征模式;甚至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表现得更加激越，他们通过对客观反映论及新文化史学二分式媒介话语观的针砭，强调话语是“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存在，其中介同时生成着客体性和主体性，并重新安排着两者之间结成的关系”[11]。这种理论的预设是，从事媒介符码制作、运行和使用的个体，施用于社会环境的概念、范畴类语词，不单单是具体语境下的心智的再生产，相反，是一个既非客观亦非主观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但无论如何，媒介只要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构成相互关系、形成意义逻辑的“中介”，媒介话语的表征功能必然继续存在，且一如既往地承担着人际交往、文化传递的功用，就像媒介话语自身一直在调适、创构中演变一样，表征功能也在当下多元化的意指实践中不断完善或变异。
媒介话语表征功能的探讨，牵涉到社会、文化、政治及经济等诸多方面，这里只是从宏观、理论的角度概而论之。其实，不同国家、不同语境媒介管理体制和经营策略的差异，必然带来表征方式的独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媒介话语已经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影响我们观看、认知、理解世界的支配性途径，对它的特性和运行机制的把握，是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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