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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中俄文学交流史的地图论文
内容摘要: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国恩、庄桂成和雍青等着的《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整体中俄文学交流史的又一力作。全书采用体——面——线——点的纵深推进结构,在体系的建构上做了有益尝试;以“比较视域”为内在透视点,力图实现中俄文学的内在汇通和整合;在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中,强调回到文学自身,表现出鲜明的文学本体化的倾向。其研究模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在学科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陈国恩《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介绍:朱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
因为政治的偶然性,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起起落落。然而,两国之间的文学却从未间断过彼此的气脉相通。俄苏作家群体创作汇聚成的璀璨星光,直射一代又一代国人的灵魂,催生相关研究不断涌现。进入20世纪,随着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议题提上日程,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也日渐凸显,就总体关系研究而言,陈国恩、庄桂成和雍青等着的《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继陈建华的《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和《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之后的又一力作。陈建华的两本着作,均重在以历时的顺序安排章节,提供宝贵的第一手交流史料和研究史料,体现的是学科建立之初的开创之功。而陈国恩等的着作则借助于传播理论和接受理论以及全新的研究模式,多向度地述评了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史,体现的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建构之力。
一、采用体一面——线——点的纵深推进结构,在体系建构上做了有益尝试。该书将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体”,铺展在五个“面”上:文学创作方式的传播和接受、文学批评的传播和接受、文学理论的传播和接受、传播的期刊、重要作家的接受。每一个“面”都由相关的“线”按照不同方式组合而成。文学创作的“面”,是三“线”的横向排列: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分期、俄苏文学的主题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俄苏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文学批评的“面”,是四“线”的横向排列:接受中的“移植”、接受中的“纠偏”、接受中的“阐发”、接受的得失;文学理论的“面”,是四“线”围绕中心的发散:以“形式主义理论的接受”为中心,向四线——对先锋批评的影响、接受的思维问题、后现代语境中的接受、巴赫金的影响——发散;传播期刊的“面”,是六“线”的纵向排列:按照时间的顺序,考察了六个阶段的重要传播期刊;重要作家接受的“面”,是两“线”的横向排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三重主题分别对鲁迅、郁达夫、路翎的影响,以及契诃夫精神、诗学、短篇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影响。每一条“线”,又由若干“点”有机串联而成。整体结构清晰,特色鲜明。
二、以“比较视域”为内在透视点,力图实现中俄文学的内在汇通和整合。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既以中俄两国文学为研究基点,又以超越的眼光对二者进行驾驭,超越的依据便是各国文学共通的规律。作者主要运用影响研究模式,重在寻找中俄文学之间的共同点。
1 在材料事实关系方面,为了证明影响的客观真实存在,该书特设一章讨论作为传播媒介的译介者和传播期刊,这也是其独具慧眼之处。彼此隔绝的两种文学,在创作手法或精神内核上也许有相同点,但只是巧合。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诸多相似,绝不是偶然,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是译介者和传播期刊合力作用的结果。书中大量使用图表法、列举法、统计法等,非常全面地介绍了传播期刊的名称和传播内容,尤其详细介绍了重要的传播期刊和译介者。很多译介者本人又是极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创作中的俄苏因素转化为本土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提供了借鉴和示范。2 在思想承续关系方面,详细地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类灵魂拷问和价值寻求的思想对鲁迅的影响、情欲冲动和升华的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论述了契诃夫的底层关怀和文化批判思想对叶圣陶、罗黑芷、凌淑华、鲁迅的影响,知识分子主题对鲁迅的影响。在论证思想影响之前,作者不惜花笔墨介绍二人的创作在中国译介的盛况和译介的尺度。在论证过程中,既看到相同点,又分析了导致差异的原因。3 在美学价值关系方面,深入剖析了路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苦难美学的体悟;鲁迅、沙汀对契诃夫主客观景物描写手法的模仿,鲁迅、彭家煌、沈从文、巴金对其叙事风格的继承,鲁迅、沈从文对其叙事策略的接受,丁西林、曹禺、夏衍对其悲剧喜剧写作技法的创化。4 在传播嬗变关系方面,以发展的观点,勾勒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和巴赫金诗学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的接受和转化情况,分析了二者是如何变异并帮助中国文论实现现代转型。
三、强调回到文学自身,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本体化倾向。受传播和接受环境的影响,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交流史,撰写的过程中容易倾向于强调政治和文本之间的互动,使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意识形态色彩主要体现在:始终把二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置于政治背景之中;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往往从政治观念入手;重要的文学思潮和论争也都围绕着意识形态斗争展开。一部文学交流史,由于切入视角的限制,常常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见证。文学由于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无可置疑地能解读出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但是,文学归根到底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其发展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过多地依赖于政治和历史,是不成熟的表征。鉴于对此种问题的清醒认识,该书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并在以下方面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本体化倾向:
首先在话语的表述上,除了在客观分析问题时,无法回避地要用到意识形态话语的情况之外,该书尽量回避“阶级”“革命”“斗争”“专政”“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政治性概念,而代之以“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鉴赏论”“结构形式”“叙事策略”“灵魂审判”等文学性概念。其次表现在对中国作家的创作接受俄苏作家创作的评价上。俄苏文学经久不衰,缘于它所反映的生生不息的现实。对黑暗现实鞭辟入里的批判,是其充满战斗精神的根源。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将这种批判精神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并不断被环境强化甚至夸大的滋生土壤。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俄苏文学中更深沉的主题——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和对典范美的追求,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这股潜伏的“暗流”具有更持久的激荡力。该书以此主题为阐发前提,重点挖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两位作家的创作在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两方面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体现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特色。再次表现在对中国文学批评接受俄苏文学批评的评价上。该书的相关章节始终站在反思的角度,细致分析了俄苏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阶级论和工具论因素,以及中国接受这些因素的主客观原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花了大量篇幅,以文学批评本体的建构为中心,甄别了俄苏文学批评中的“科学理性”因素、“人文——审美”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才是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本质原因。最后表现在对中国文学理论接受俄苏文学理论的评价上。注重文学内部研究并提供了较完整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操作模式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诗学是重点考察的对象。作者结合最新研究动向,较为全面地梳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诗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发展变化,既探讨了它们对重建文论主体性的积极意义,也指出接受过程中主体性丧失的消极影响,并提供了建构新的主体性的思路。
俄苏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从五四到现在,研究传统从未断裂。20世纪的相关研究,或侧重文论研究,或侧重思潮研究,或侧重文学史研究,或侧重作家或作品研究,或侧重俄苏文化对其文学的影响研究。关于俄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或侧重某一作家或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侧重某一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整体性眼光和突破性模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着作屈指可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该着作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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