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论文
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着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着、专论问世。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着、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着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着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着,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文章体裁特点,陆机着重从形式与内容间关系的角度,首先指出了体裁的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量指标准、分限,客观现实多样而且千变万化,作者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万别。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概括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段论述与曹丕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简括为雅、理、实、丽相比,有三点发展。第一,区分体裁更细致,把四科八类扩展为十类。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裁,如碑、箴、颂。第二,概括文体特点较准确,例如诗为“绮靡”(李善注“绮靡”为“精妙”);赋为“浏亮”(李善注“浏亮”为“清明”);铭已不仅是“实”进而是“约”,即“文省”(据张铣注),且兼褒赞所以言辞“温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发展,分析文体特点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是考虑到不同的内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例如称“诗缘情”,强调诗歌创作缘于感情的抒发。再如称“赋体物”,指形象的描写。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分析是从内容上探索创作规律,触及文学的根本特征:感情与形象。对应用文体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称碑“披文以相质”,指言辞合乎评价(陈桂注“碑本以纪功德,然必立言不乱,称乎其人,故日披文以相质”);称诔“缠绵而凄怆”,指诔本为陈哀(李善注“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这些都是兼论意与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
此外,陆机还从不同层次深入探索了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止,进而有两点重要论述。一是“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约束,指各种体裁虽有区别,又须有准绳。二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物指文章,体指体式,即文章是多姿的,体式是变化的。把这两点与全文中的文体论结合起来看,关键在于阐明文体特点的相对性。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文体特点使不同的文体相区别,但只是就各文体之间相对而言的,各种文体则应有共同遵守的准绳;第二,文体虽有特点,但不是绝对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体裁,也应文章多姿,体式多变。
陆机的文体研究较曹丕辩证,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上进行文体辨析,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文质兼顾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辩证原则。这些研究把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专论,尽管也涉及到文章评价,但目的是考察各种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而且主要是考察应用文体裁。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并称《文章流别集》是文章总集的开始(后来《四库提要》也继承了这一看法)。从这些记载来看,“论”大概原附于“集”,后又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不过,“集”与“论”原书均已亡佚。后者仅存十余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之中;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有辑佚本。从现存片段看,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刘师培先生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他还认为《文章流别论》“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魏晋文学之变迁》)《文章流别论》首先考察了各种文体的起源,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着,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对此,我们可结合经学家的注释来分析。挚虞认为:帝王德泽流布,而有诗歌;功成治定,就兴起了颂。据《诗大序》“诗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正义》:“此解名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壮也。”挚虞认为:铭是记德善、勋劳的。郑玄注《礼记·祭统》:“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挚虞认为:讳,是为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写的。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挚康认为:箴是戒王者之过的。杜预注《左传》襄公四年:“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群戒五过。”《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考察,明确了不同文体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于实用。就文体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新的视角比陆机又前进了:理清渊源,才能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把握得更准确。《文章流别论》其次考察了文体的性质和发展、演变。例如谈颂:“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干,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毅《显索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后者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显然,挚虞对颂的考察极其详尽。第一,指明颂的性质是为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颂德,用途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本是庙堂之作。第二,阐明颂的种种流变。例如,东汉班固为窦融封安丰侯作颂,史岑为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和汉和帝邓皇后作颂,与《诗经》中《鲁颂》主咏僖公功德而不是颂天子,体意类同,文辞不同,是古今之变。再如,西汉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作《赵充国颂》,已似雅、东汉傅毅颂汉明帝,是依《诗经》中《清庙》颂周天子,也杂以风雅。又如,东汉马融上邓太后《广成颂》和《上林颂》,实际上已是汉赋体。还有后世为诗的当中,称颂功德的可以叫作颂;其余则是诗,因为与颂的性质相去甚远了。挚虞对颂这种应用文体裁的考察,由于把握了文体性质,理清了古今流变,所以能全面、准确地判别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颂形、颂声已非古颂之意,古今的颂在体意、文辞上的正变,颂与后来赋、诗的区别,等等。论中也涉及《鲁颂》、《周颂》和班固、史岑、扬雄、傅毅、马融之作,而所论的目的是探究文体的渊源流变。
这种探究文体渊源流变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是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发挥。但我们认为,挚虞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文体的方法。因为,如果仅就区分文体来看,曹丕始创“以体论文”,提出了四科八类;陆机扩为十类;挚虞所增论的只是略细于前人。然而,挚虞考察文体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握文体性质及特点,进而明确古今正变异同,这种研究文体的方法则是前人所没有的新视角。我们以概括文体特点为例。曹丕对四科八类从形式上概括为雅、理、实、丽。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考虑,提出的“诗缘情”、“赋体物”触及到文学的形象与感情的根本特征;但是,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还较少深入到性质从而概括特点,譬如称“颂优游以彬蔚”,“优游”固然指意,然而为什么“优游”呢?挚虞从文体本源的视角考察,指出颂本是为圣帝明王歌功颂德的,是和以律吕歌于庙堂的,才从容而不窘迫,“优游”的特点也才有了解释。我们再以考察文体的源与流为例。对诔、衷辞、哀策三体,挚虞提出了“嘉美终而诔集”、“诔无定制”、“作者多异”,见于典籍的有《左传》衷公十六年为孔子诛;进而指出哀辞为“诔之流也”、“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群”和衷策为“古诔之义”。由上可见,对文体溯其渊源、考其正变,是《文章流别论》的核心。挚虞的研究方法使文体研究理论趋于系统,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其后,刘勰论文体,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观点、材料就采自《文章流别论》。
四、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文秘站－中国最强免费！/学批评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体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仅从应用文体研究的角度,也应专文予以阐述,这里只能极简要地介绍。《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的应用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主要体现三点。第一,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其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远远超过前人,可谓当时的“应用文体大全”。第二,文体研究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现有有二。其一,刘勰把“文笔说”引人文体研究,采用了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文笔说”成于南朝颜延之。此前,汉代曾有“文笔”的提法,如王充《论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据《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刘勰借鉴了这个理论,第一层是“论文叙笔”,从表达形式上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二层再进行个体研究。《序志》在提出写作的关键即“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经,体乎圣,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之后,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全书的文体论,正是据此而定:前10篇谈有韵文,其中不少是应用文;后10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这种层次递进的文体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曹丕、陆机。其二,刘勰以明确的研究理论指导个体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思是探究各种文体的渊源,表明流变过程;解释文体名称,阐明其涵义;选取各体文例,确定评述的篇章;阐述各体的写作理论,构成体系。由于自觉地以明确、系统的理论为指导,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不仅能够在前人基础上确定性质,概括特点,理清发生、发展、演变的概貌,而且概念准确,含义清楚,品评中理论结合写作实践,并提出写作规律、要求。《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实际上具有了分体的文章史、文学史的性质,也为全书的创作论奠定了基础;既是对以往文体研究方法、成果的总结,又更加全面、系统而更具科学性。第三,对前人文体研究的'方法、成果,于继承中有所鉴别。《序志》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研究的得失,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指各家只是从个别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论述。并具体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密而不周”,即评论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气说”都细致深入,但谈文体过于简括;陆机的《文赋》“巧而碎乱”,即探索创作规律精当,但内容不够严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而少功”(“功”字据《梁书》),即溯渊源析正变精辟,但没有具体到写作规律,因而缺少功效。并评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踢《文质论》、李充《翰林论》,以及桓谭、刘桢、应贞、陆云之作“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正是由于刘勰对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够全面、深入地体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继承而是有鉴别、有超越。
《文心雕龙》对大量应用文体裁进行了个体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一例:颂。刘勰谈颂,既不同于陆机只概括文体特点,也不同于挚虞虽然探究渊源但是没有提出写作规律。《颂赞》中分为两层,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
第一层,借鉴了挚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渊源流变。其一,溯其渊源。首先指明:“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并以尧父帝喾命咸黑歌九韶为例,证明颂本是舞歌,讲究容状,为帝王“美盛德”。然后,指出颂转为诗后与风、雅的区别:“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这样,就从文体产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质、用途。再后,指出颂的特点:“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古代告神,出于对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颂既然是告神,特点自然是“纯美”。并且于论述中以《鲁颂》、《商颂》为例(据郑玄《鲁颂谱》,周公摄政治理天下制礼作乐,周成王命其子在鲁国按天子祭天的礼节祭河、海、泰山,“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二者之后”。另据郑玄《商颂谱》:“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证明颂是“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这样,就从文体的性质把握了文体的特点。其二,析其流变。首先,指出了颂体演变过程中开始时的渐变。以周公作《时迈》、晋文公城濮之战听众人诵、孔子相鲁鲁人谤诵和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从歌功颂德演变为“哲人之颂”、短辞以讽人事和咏物寓意。然后,分析了颂自先秦以来的种种流变。以秦代刻石、汉代乐舞,和扬雄、班固、傅毅、史岑、马融、崔瑗、蔡邕、曹植、陆机之作为例,详析颂而似雅、变为序引、雅而似赋、序详颂略以及魏晋褒贬杂居的种种现象。
第二层,概括写作规律。《颂赞》中指出:“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颂要典雅美好,这出于“容告神明”“义必纯美”。然后提出具体要求:内容要称扬、深广,敬慎像铭但是无规戒之意(铭有表扬功德和警戒的作用);言辞要清丽光美,铺陈像赋而不华侈。这样,既提出了颂在内容、言辞上的写作要求。又指出了颂与其他文体在文、意上的区别和交*,比陆机概括得明确而具体,也比挚虞更有创见。现在看来,上述刘勰对颂的论述并非没有值得斟酌之处。例如就思想性来说,历史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颂,很少是有价值的。相反,如果从刘勰自己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视角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所歌颂的人也感叹缺失,虽然“褒贬杂居”,却不必评之为“末代之讹体”。更何况西晋刘伶的《酒德颂》,不歌王朝却疾呼酒德,蔑视、嘲弄统治者,却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传统名篇。因此,刘勰所论未免过于看中文体的最初含义,忽略了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文学发展史观。尽管如此,刘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写作规律,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创见,充分体现了明确、系统的文体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刘勰的研究结合了自先秦至魏晋大量的写作实践,以品评历代重要作家、作品为基础,从评价个体到认识整体到上升为理论,使提出的理论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文心雕龙》的“长怀序志”陈诉了为文起因,虽有儒家传统想法“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但也出于认为前人论文“无益后生”而不尽如人意。从后者的意义上看,萧统的《昭明文选》的编选,就表明应用文体研究已经实际运用于指导文章编选。《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130余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共分38类,其中应用文达20余类。像诏、令、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檄、颂、赞、箴、铭、诔、哀、碑、墓志、弓、祭等文体,均各成一类。这部富于创造性的规模巨大的文章总集的编选,除了作家辈出、文章纷呈、社会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是难以想象的。显然,对历代的众多的应用文,做到按体区分、从类编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代应用文体研究已经用于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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