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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版本闲谈论文
在沸沸扬扬的初夏细雨中,上海首开国内拍卖先河的“新文学专场”圆满落槌。散场后,有书友问我感觉如何,我回答四个字:“出乎意料”。其实,我心里还想,有的拍品价位已臻“大跌眼镜”的程度。虽然拍卖场上因多种因素推高了拍品价位,但这毕竟是公正、公开的市场化运作。我想,今后新文学版本的价位将会提升到一定区间,其收藏投资价值亦将进一步引起书界与藏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新文学作为古籍善本之后的新善本的版本认识,亦将随之得到普及与提高。本文就其涉及到的若干主要内容,略述己见。
书之衣
新文学版本指的是民国年间(一九一七——一九四九)出版的以新文学形式为主体的书籍。我之所以喜欢新文学旧籍,起初的诱因,多半是其封面装帧的缘故。封面也有书衣之美称,那是一本书的素雅、合身的漂亮衣裳。
我国古籍刻本以线装形式流传了千百年,版式较为固定,除了少量的绣像插图,一般还不讲究封面设计。清末民初间,由于西风东渐,外来文化的输入,从铅印、石印,到洋装书的引进,大大推动了我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以书籍装帧设计为例,书心外面,加上从封面经书脊到封底的整个书皮,以铁丝钉或蜡线装订成册,这就是平装本,如封面用硬纸特制,就是精装本了。民国年间,精装本因其装订考究和工料较贵,印制数量一般并不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国版本书,大多是平装本,尤以文学内容为多,俗称“旧平装”。
我常常被民国版文学书的封面设计所迷住。早时购得姜德明先生所著《书衣百题》爱不释手,虽然我无法拥有这些旧平装,但一幅幅欣赏这些封面画,亦如同品尝一席精神美餐。一次见到戴望舒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一书,见封面是一些花卉与小草的组合图案。这样的设计风格告诉我,应该是出自钱君匋先生的手笔。购回家细阅后,果然在此书扉页上见到一行字:“钱牧风设计封面”,这就是钱君匋了。民国版书一般不印封面设计者姓名,此书却显得别致。
时下,不少爱好者热衷于收藏民国版本书,盖因封面设计的独特风格,已无疑成为一种魅力。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多年未曾间断,寒斋有《鲁迅与书籍装帧》、《钱君匋装帧艺术》、《曹辛之装帧艺术》三种,以为属此类专业书中的佼佼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衣风格。钱君匋先生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往事,说有一次陶元庆陪他去鲁迅先生家,听鲁迅谈封面设计。鲁迅说,可以多运用一些民族形式,如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和汉画像,都有极其优秀的图案纹样和人物线描,如果把这种传统用到封面设计上去,可增强民族风格。几十年来,钱老正是努力践行鲁迅先生的教诲,形成了他的装饰性风格鲜明的封面设计,人称“钱封面”。对民国版本封面颇有研究的新文学专家高信先生,曾就此写过系列文章,介绍了一批鲜为人知,却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封面装帧家如季小波、刘既漂、郑川谷、莫志恒、汪仑等,他们代表了开明、良友等出版机构的封面设计风格。捧读这些各具特色的封面画,仿佛能触摸到设计者的心声与手温,令人倍感亲切。现在电脑设计,以字体为例,有宋体字但没有老宋体那样的美术字。过去设计者都是通过手写手绘,使古朴、厚拙的老宋体神形毕肖,韵味纯真。这样的艺术趣味,现在只能从民国版的“旧平装”中去寻觅去欣赏了。
版权页
在书籍上印制版权页的做法,并非民国时期独有,但却是从民国起始的,没有见过古籍善本有版权页一说。版权页多系现代印刷出版业中的技术性问题,显得有些枯燥、乏味。然而,民国版本中的薄薄一纸版权页,常常使我神魂颠倒,萦绕于心。
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有。对新文学版本的喜欢,尤其是那些以钩沉研究为主的专家学者,在内容已确认的前提下,版权页在他眼中就是一本书的“灵魂”。以研究为第一需要的人,内容自然是最重要的,是他赖以研究的基础,如同土地之于农人一样。新文学版本专家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一书中,亦有论及。一本新文学书,如果缺失封面,还不至于影响研究考证工作。而一旦没有了版权页,那会给研究带来致命的打击,一些重要资料便无处可找。有人将版权页看做是一本书的“数据库”,是一个人的“身份证”。研究版本,过去只局限于宋版明版,其实,民国虽只有短短三十多年光景,其新文学的版本问题却十分复杂。
我在旧书摊前,每见民国版书,视觉已感知到此书的封面款式与书名,大致就有了购买的欲望。当我取过此书,拿在手上急切要翻阅的,首先就是版权页,这是我最终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
新文学书的版权页并无一定格式,其印刷位置也不确定,有印在扉页背后,也有在最后一页的,甚至印在封底。版权页的内容也不固定,但大致有几个要素,通常有书名、著译者、出版、发行、版次、印数、定价等。从版本学来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年份、版次与印数,即哪一年出版,是初版还是第二版、第三版,各版次的印数多少等等。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本新文学书的历史演变过程,作出版本重要与否的准确判断。这些原版本的版权页,是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正如新文学版本学家朱金顺教授所说:“我们研究版本的,最看重版权页”。此言善哉。
要知道一本新文学书的珍贵程度,从版权页上可作出基本判定。如良友版文集《旅舍辑》,版权页上有“一九三五,十一,十五日初版,一——二OOO”的字样,由此可见其确切印数。经过七十多年,此书的存世量已十分稀少。不仅是研究者,即使作为旧书收藏家与经营者,对版次与印数亦十分关注,书的印量愈少愈显得珍贵,其收藏投资价值就愈高,售价也会扶摇直上。
记得在拍卖会上,有一册冰心的《繁星》,这是她早期的诗集。我在预展时翻阅过,发现此书缺失版权页,底价一百元,估计拍卖价在三五百元到顶了。然而,此书拍卖至一千五百元成交,使我颇感意外。买家难道不知此书无版权页,或许他们不在乎版权页,那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新文学版本书有的不标印数,给后人设下了谜团。那时不写印数,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现在有些书,亦不写印数,问了业内人士,说是商业机密。我看,这“障眼法”多数是为了克扣著作者的版税。也有系自费出书,印数少得无颜表白。
新文学书的版权页上,亦有做得十分道地的,即在版权页上,贴上一枚版权印花。如斋藏一套《鲁迅三十年集》,鲁迅以私人印章“鲁迅”两字,红红的印在白纸上,剪贴在每一集的版权页上,既庄重美观,又表示了著作人对权益的自尊自重。
有人说,版权页亦会发生印错之事,不可全信。我以为,如果这样假设,那么天底下真没有什么事可信的了。还是朱金顺教授说得对,版本学就得以原版原物的版权页为依据,别无选择。
签名本
本来不显山露水的签名本,近年来却受到众人追捧,有趋之若骛之势。从易中天到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签名售书热浪此起彼伏。
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民国版本的签名本。将自己的著作签名赠送朋友,是文化人的一种雅好。而签名本流落到旧书摊,往往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民国版旧籍本来存世量不多,而其中的签名本更是极其珍贵。以鲁迅为例,他的遗物包括签名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公家文物机关、博物馆的搜集庋藏,几乎已收罗俱尽,偶有“漏网之鱼”,简直就是“文物”了。一册良友版《爱眉小集》,因有“陆小曼”三字签名与一方“摩曼”的小红印,拍价从二千五百元一路追杀到六万五千元才尘埃落定。而许广平的一册《欣慰的纪念》,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严格讲还不能进入新文学行列,却因是鲁迅夫人的签名本,亦拍出七千元的高价。如果不是签名本,此书价格绝不会超过百元。这说明,名人签名本越来越值钱了。当然,要警惕的是,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签名本亦有作假,收藏者需多作识别。我读到陈子善老师的“签名本小考”专栏文章,篇篇精彩,谈的都是新文学旧版本上文学前辈的签名故事。这些新文学签名本凝聚爱书人的颇多心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藏品。我亦有些新文学版本的签名本,然不同的是,这属老版本新签名,自忖比新书新签名来得珍贵些。这些年,我在淘书中关注一些民国年间出版,且作者还健在的旧版本,即便摊主要价高些,亦咬咬牙购下。因为,我近年结识了一些文学前辈,并成为“忘年交”。在旧书摊搜集到他们在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后,即持书拜访作者,了解该书写作出版的旧事轶闻后,再顺水推舟,请他们为我在书上签名题词,真是一举两得。我的不少文学史料的钩沉文章,就是以此为内容写就的。不少前辈作家,看到他们的旧著呈现在面前,来了眼神与精力,并发出深深的感慨。这些旧著,是他们昔年文学创作的足迹,承载着他们的人生沧桑。“七月派”老诗人孙钿看到我将他的两本诗集《旗》、《望远镜》展示出来后,激动地连连说:“难得,难得。”虽然历经磨难,他们自己早已没有了这些早年作品集了,仍为我热心执笔。先后有辛笛、任钧、金性尧、贾植芳等前辈以“韦泱”为上款,在这些民国版本上留下了他们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们留给我的珍贵手泽,如今人去字留,再也不可复得。我深铭于心,将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为楷模,做一个正直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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