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凌叔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
论文摘要：凌叔华在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京派的文学互动中．逐步确立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并用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这使她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和开辟“自己的园地”的主张，胡适倡导表现个性的文学。为整个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根基。“五四”运动落潮后，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逐步发展，它坚守着文学的独立品格，烘托着左翼文学的时代话语，参与撰写了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社团，它们从一个地域、一个角度共同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逐步深化的过程。
陈学勇先生指出：“凌叔华堪称‘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的重要作家。贯穿先后接连出现的这三个文学流派，成为它的代表作家，只有凌叔华一人。”这句话不仅肯定了凌叔华与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的关联，而且揭示了凌叔华在这三个流派中的独特地位。
一
凌叔华出身于古老北京官宦之家，是燕京大学外文系的高材生，与胡适、周作人、陈西滢、徐志摩、沈从文等人交往甚密，独特的文化际遇赋予了她独特的艺术气质，为她成为一名追求艺术个性、坚守文学独立的自由主义作家奠定了基础。
凌叔华从童年时代起就承受了不同自然环境的陶冶，从北京到广州，从东京到天津，凌叔华的性灵得以舒展。又因为凌叔华自幼表现出了出色的绘画天赋，父亲在她7岁时便延请缪素筠、王竹林、齐白石和陈师曾、辜鸿铭等人教她学习文人画和古典诗词．使她受到传统文学艺术的熏染。早期的游历和家庭教育不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充实着凌叔华内在的气质修养，再加上她本人娴静温婉的性格以及在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下对主体精神价值的追求，共同形成了她传统知识女性的温婉细致、从容蕴藉的文化心理。凌叔华在绘画的过程中体味到了保持自己独立精神世界的可贵，“决不可画不想画的东西，画什么都要出乎真心，可不要以画取悦任何人。”瞄研并通过文入画的创作来达到主体精神的自由与愉悦。然而凌叔华作为父亲的第四位夫人所生的四个女儿中的三女儿和大家庭众姐妹中的“十姑娘”，从母亲的眼泪中领略了女人难言的辛酸，封建大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使她忍受着作为女儿的自卑与孤独。她开始本能地关注女人的命运和不公正待遇，质疑男性的中心地位，“我看不见得男孩子长大了就都能给家里露脸，当宫的，当贼的，都是男人”，并且立志要为女性赢得话语权。
1919年，凌叔华进入天津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1921年，凌叔华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更全面地接触到西方近现代文化，因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她凭借外文的便利，与西方文学直接对话，切身感受到其人本思想的巨大魅力，特别是英美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更强化了她对童年大家族不幸生活经验的认识。生活经验作为一种感性认识深埋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只有当人植入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对其进行理性反思和人生价值的评判时。它才会变得有意义。联系大家族女性的悲惨命运．以西方人本思想为参照，反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义，凌叔华深刻地认识到古往今来的女性悲剧皆源于宗法制文化以及植根于其中的国民劣根性。凌叔华正是在中西文化的整合中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文学观，她执着于描写女性和儿童，以期针砭时弊、健全人性；主张文艺的宽容、自由与个性，追求质朴简洁的艺术风格，这正是凌叔华成为“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三个文学流派重要作家的精神根源之所在。
凌叔华的大家闺秀气质使她对绅士文人感到天然的亲近，她自然地选择了周作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绅士文人作为自己的师友．她能够成为三派的重要作家与她的生活和交际圈有很大关系。1923年，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选听了周作人“新文学”课程，并且致信周作人，请他指导写作。读完凌叔华的信。周作人感到她是一个相当有才气的女子，便向《晨报副刊》推荐了她的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周作人作为凌叔华步入文坛的首荐之人。功不可没。
1924年5月，泰戈尔访华在凌叔华生平中的意义非同寻常．她因为一次接待泰戈尔的茶会结识了陈西滢、徐志摩、胡适，从此与这批名流发生密切交往。陈西滢创办的《现代评论》为凌叔华初期的小说提供了重要园地，正如鲁迅所言：“《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着重于文艺——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在文学上凌叔华虚心接受陈西滢的意见，她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弃于《花之寺》这本小说集之外，正是因为陈西滢批评它们“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炼”。出于志同道合。凌叔华与陈西滢由相知到相爱，并最终结为夫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坛伉俪。
“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则是凌家常客。对凌叔华的写作相当关心，经常予以意见和鼓励，凌叔华称“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他的培植”，“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徐志摩则视凌叔华为“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不仅如此，徐志摩还是凌叔华难得的文学知音，他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求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胡适作为“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精神领袖，则是被凌叔华尊为师长，无论是处世之道，还是文学创作中的难题，她都喜欢向他请教。就师法契诃夫的问题，凌叔华也不止一次向胡适请教：“原来我很想装契诃夫的俏，但是没装上一分，你与契老相好，一定知道他怎样打扮才显得这样的俊俏。你肯告诉我吗?”嘲。啪类似此种通信，从1924年底至1943年，达25封。此外，她与丁西林、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人也通过“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各式沙龙聚会，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达成文学共识。与这些绅士文人的密切交往，再加之频繁供稿，凌叔华很自然地被归人这个绅士文化团体。
二
“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以及后来影响颇大的京派，不仅成员之间有交叉性，其主导精神更有共通性，而凌叔华又是唯一一位涉及这三个流派的代表作家，通过她与三个流派文学活动的互动，勾勒出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正式确立的轮廓。
1．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
1925年l2月，《现代评论》周刊创刊于北京，这成为凌叔华当时发表创作的主要园地。《现代评论》尤其强调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艺美里涵有理智的光芒”。1911势与《现代评论》的文学主张相适应，凌叔华的文风发生了根本转变。
1923年。凌叔华读到萧度的《纯阳性的讨论》，愤愤不平地澄清男作家对女学者的误解，提醒他们“请你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作‘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随后，凌叔华在给周作入的信中表达了最初的创作思想和志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原因是“中国女作家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她早期的两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和《资本家之圣诞》，直露地为女性呐喊，呈现出激进女作家的风貌。前一篇将“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的女性屈辱史浓缩成封建家庭中的三位女子悲惨的身世经历。并发出了“女子不是人吗?”的强烈控诉，后一篇，作者的笔锋直指罪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嘲讽资本家的虚伪嘴脸和奢侈生活，强烈的愤慨溢于言表。
加盟“现代评论”派，帮助凌叔华找到了符合其闺秀身份的叙事基调，并逐渐整理个人思想进而初步形成了自由主义文学观。同时，凌叔华的创作映射出《现代评论》的办刊思想：尊重作家个人的价值，倡导～种泛化意义上的人类之爱，以冷静的态度去关照人生。凌叔华以自己的小说创作为《现代评论》构筑更加多彩的文艺天地，突出了《现代评论》的文艺性特征。凌叔华这一时期创作力勃发，从1925年到1928年，共发表小说16篇、剧作1篇、散文1篇和译作2篇，代表作有《绣枕》、《中秋晚》、《酒后》和《花之寺》等。这一时期，凌叔华的女性意识由对外的索取和认同转向对内的反思和审视。这种内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对女性深层意识的剥露和批判．一是对妇女解放、个性解放的实质的探询和反思。在深受传统熏染的旧式女性和受过“五四”洗礼的新式女性身上，凌叔华冷静地揭示出她们的隐形人格——强烈的传统意识。在艺术上，凌叔华不再是浓墨重彩、情绪张扬式的激情喷吐，而是以女性温婉轻柔的笔触。用娴淡秀逸的叙述、淡雅清丽的景物描写和敏锐细腻的心理刻画．营造出一种淡泊幽远的意境，于平淡中见韵味，显示了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含蓄中和之美。
2．与新月派的关系
相近的性情特征、艺术旨趣和成员的相互交叉，使得“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不论是外在风貌还是内在气韵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它们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又未被截然区分的社团。泰戈尔访华后，凌叔华就经常参加新月社的文学沙龙．她的第一本小说集1928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而《新月》自1928年3月创刊起就是凌叔华小说发表的主要阵地，因此，她被归入新月派也是必然。
新月派是一个极度崇尚性灵的文人群体。也就决定了他们是一个以诗文见长的文学流派。朱寿桐先生曾这样总结过：“小说，特别是在新月派正统观念理解下的小说，需要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构织对更普遍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这殊非新月派绅士文人之所长。”新月派文人崇尚自由、不羁的性情特征，在创作中表现为“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的写作风格，甚至有时是“跑野马”式的创作，这显然与小说的写作要求不符，因此。他们大都不擅长小说之道，可以说凌叔华即使不是新月派唯一的小说家，至少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她用小说创作丰富了新月派的文学面貌。
自由和理性是新月派同人基本上都认可的两个文化命题。所谓自由，是指不仅要实现人的身体解放，更要保持人的精神自由，“就是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而理性作为一种文学精神。首次被新月人正式提出，它是“有纪律的，有标准的，有节制的”，即对所表现对象施以情感的驾驭和想象的节制。凌叔华在《新月》上共发表了8篇小说。似乎是受到新月派诗性的熏染，凌叔华这一时期的小说也写得格外灵动。《疯了的诗人》就是一篇诗化小说。凌叔华以描绘水墨山水画的眼光观照自然景色，呈现在面前的是色彩变幻的景象和古典诗词的意境。这是一首呼唤人性自由的歌谣，小说叙述的是原本高贵冷傲的双成在与自然的亲近中焕发了青春朝气的故事，这无疑暗合了新月派追求“灵魂的自由”的人本主义观念。要言之，凌叔华以小说的形式书写着新月派的文学理想，完善了新月派在文学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小说作为绅士性情的另一载体，在新月派文学中取得了独树一帜的地位。这离不开凌叔华的创作。被称为“新月派作家中的小说圣手”她，在与新月派同人互动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对女性人格的深层思索，同时又以表现对人的关怀和追求个体心灵自由的文学创作强化了新月派绅士文化的表达。
3．与京派的关系
1929年至1934年，凌叔华在北京古物陈列所任专门委员，这一时期她的创作数量锐减。1933年6月，《新月》终刊，同年，杨振声、沈从文、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俨然是京派作家自己的园地，凌叔华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发表于此。1935年，凌叔华开始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副刊，“此刊是当时华中文学重镇，也可谓北方‘京派’的一个分支，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曾互称‘联号’，稿件上互相支持。”在这里，他们坚守着自己那些或许有点不合时宜而总显出几分寂寞的文学理想。凌叔华之所以会与京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核心还在于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对于京派作家而言，人性的观念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他们认为只有人类共通的人性才是照亮文学世界的光芒，人性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们观照现实世界的基本立场。凌叔华在《现代文艺》发刊词中宣称：“文艺的任务在于表现那永久的普遍的人性，时代潮流虽日异月不同，文艺的本质，却不能随之变化，你能将这不变的人性充分表现出来，你的大作自会博得不朽的声誉。”可见，对人性美的体现和追求是凌叔华与京派同人共同的创作旨归，文学的目标就是建构优美自然的人生理想，达到人性各方面的和谐发展。“距离说”则是京派作家调整文艺与人生关系的准则，他们要求文学的独立自足性，避免文学与功利靠得太近。凌叔华主张：“文学应当屏绝功利主义的臭味，”“文艺也似其他学术一样，有它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它不能做任何主义的工具。”
凌叔华不仅从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创作上实践着京派的文学理想。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原始野蛮气息可以“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那么凌叔华笔下的儿童稚嫩心境同样可以唤醒被异化的人性，它丰富了京派人性的表现样态。他们共同的出发点在于以道德启发国民性。强化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度。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用童心写出一批温厚而富有暖意的作品，正是凌叔华为京派作出的贡献。”短篇小说集《小哥儿俩》描写天真稚嫩的儿童心境，作者希望从儿童身上寻找未被社会异化的人性，构建儿童式的理想人格，唤醒人们对人性美好的共同追忆，对抗现实社会的污浊和混乱。《古韵》用童心世界的美好来反衬出成年世界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伤害，以富人的为富不仁来映照穷人的善良宽厚。表达了凌叔华对人性的敏锐批判。这是凌叔华人性观的又一次深化。凌叔华前期的创作通过表现女性生活和心理揭示女性解放的种种弊端，达到针砭国民劣根性的作用；后期通过儿童形象的塑造，她更鲜明地表现出对自然和灵性的崇尚，这与京派笔下所倡导的原始文化精神有着同构关系。凌叔华在与京派文人交流过程中，彰显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完善的自由主义文学观。
对人和自由的问题由自发的追寻到自觉的思考，由最初的激情洋溢到后来的稳重理性，凌叔华及其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深化的过程；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到京派，她逐步完善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凌叔华的作品执着地探寻人性人情之美。坚守文学的独立精神，充分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精神。这使她成为了“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京派的代表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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