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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空更迂中的文化思索-解析黄修己《我的“三角地”》
[论文关键词]三角地；中国文化；承继；主体性；文化建设
[论文摘要]《我的“三角地”》以“三角地”的空间转换标示中国文化于时间前进中的变动历程，以福州——北大燕园——广州分别象征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向当代的足迹及对文化内涵承继与独立主体性的深入思索，展示了中国进入新的时代语境下可能有的文化建设途径。
《我的“三角地”》是黄修己退休后的第一本散文集中。作为南下的学者，在黄修己身上上铭刻着不同文化的印痕。在北京大学读书及教学32年，黄修己自认是一个“京派”，而南下广州的经历使他得以接触有相当差距的岭南文化，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较为深层地探讨不同地域的特色及对此的思考。黄修己长期授业于大学，所著的作品也散发着学者智识的浓浓芳香，如陈剑晖先生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的:“《我的“三角地”》也是一本回忆性的散文，只不过他的回忆不是局限于生活的表层，不是照相式的追忆逝去的往事。他的回忆既是清理与选择、连接与挖掘，更是以现实为观察点，赋予历史以意义。”黄修己以福州、北京、广州为人生跋涉的“三角地”，在当中渗透以一代学人的文化责任承担为使命的精神思索，于空间的变动中寻求时间关联的可能，这就是对于中国新的文化建设的内涵思虑。
一、文化的承继—在福州和燕园之间
黄修己在《20世纪的欢乐和悲伤》一文中有处谈论中国的时空观的段落:中国人对“他生活过的那个空间，往往怀有感情，相反，对他生活的时间却多有不满和怨情”。作者对此的理解是:“觉得对时间有点不公平。其实人生在世，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对时间。20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剧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却寸间的变迁中某种具延续性的东西在空间的徙迁中得以历久长存，甚而最终产生重大影响，这正是空间和时间彼此联结，互为制约的关系。黄修己将福州、北京、广州作为三个定点的参照，寻求其中可能绵延和变化的内质。
文集以北京、广州、福州的讲叙为依次顺序，如姚术玫先生注意的，北大作为“第一角”，是有“精神根脉的源头”的意义。而广州是作者意图续接这种根脉之地。但按照作者生活经过，则应当为:“福州、北京、广州”，如果说文集的排序为更强调精神的源头，那么从现实的历程顺序重新理解，将有助于进一步探求作者精神归放的路向。
福州一角被放在了最末部分，取名为“梦回故里”。相对于处于中心的聚合火和热的政坛，南后街更代表着中国大地深厚而幽深的土壤，这里不但是广大人民作为真实牢固的根据，且蕴含着伴随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沉淀，而如今的一些已经变得残旧，长年没有整修而过重负载，“危墙还是危墙，只是更破旧了，然而并未坍塔，仍然高高地耸立着，那支撑它的衫木，也许是第二、第三代了吧，也仍然那么勉力而尽责地支撑着”。作者对此的情感是复杂的，是“惊异于这大地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啊!”又是认识到改变的必需:“早题巷，你应该变了。古老的‘三坊七巷’，我盼望着看到你的全新的面貌。”((早题巷情思》)残旧与生机相存的古老的文化如何继续在时间的前淌之中勃勃生长，福州代表了历经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当时间的大轮转至政治势局风起云变的20世纪，将会树立起怎样的精神来坚挺久远的文化呢?作者的笔锋陡转到北大的燕园，也即是三角地的另外一角。
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集结了众多的文化精英，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新时代境遇下选择的路径。首先在于北大传统拥有的丰厚遗产的继承性质。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物质的建筑“一塔西湖”的留存，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承接，是对“游国恩、魏建功、林庚、吴组湘、王瑶、王力”各家各派的学术成果的光大，而这些名师更是接连了前人的衣铂:“老北大的老师，如游国恩、魏建功、周祖漠等，作风严谨，有胡适的实证主义方法的流风，而清华来的吴组湘、王瑶等治学跟现实结合较紧，让人感到清新活泼，还有闻一多、朱自清的余韵。”这些大师取得的成就是衔接着不中断的文化传统，五四的启蒙正是复活了古老文明的生机。文明是在环环相扣中延续和充实，北大学统象征着当中华文化从历史的深处沉重地走向一个崭新的年代时所应该展示的身姿。其次便是独立人格的风范。杨晦虽遭批判，却“决不放弃自己的意见”，林庚拒绝为江青当“国师”。这种人格的力量是正直知识分子的傲骨，与上的传承是中国历史中阮籍、秘康式的不依附权势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后是与“我”同辈的温小饪“较强自我意识”的“真性情”，杨天石在“个人主义”批判面前的沉默。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托付，在这方面传统中的精华并未遗失，北大的学统延续了它，或者说，不单是北大的，也是有责任承担的中国人的代表，作者将我们一代与新中国相联系:"55级有成绩，55级也犯错误，都和时代血脉相连，难分难解。我们和新生的共和国一同成长，一同快乐，也一同受难”，在这点上，北大是作为时代的中国良心来表怔的，我们正是“肩负火烬薪传的一代”。
北大的光芒在于它的“一脉血统”，中国文化的辉煌同样要在展望中回首过往，福州和北大燕园间的交错在于文化精神的承继，这是还要“继续讲下去”的承担，是“精神上越来越亲近”的认同。当历史不可避免地进人另一次转折点，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撞击传统的观念形态，在又一次的抉择面前，我们是否能像北大的学人一样作出合理有效的接续?空间的转变跟随着时代的变更，中国的文化建设如何接着进行，这是作者提出的锐利问题。
二、文化建设的寻索—“路转岭南”
当福州、北大燕园的步迹迈进了今日商品化浪潮席卷“和全民族一样地古老”的岭南，广东与福州相似，和年代久远的中国大地一同披散了历史厚沉的尘埃，但广东又有它特殊之处:“过去被视为南蛮之地，相对年轻些，必然少受旧文化的缠绕和羁绊”，因此有“蛮气”，这和北大学统的独立独为又有某些的相通之处。广东，也即岭南地区成为作者对中国新的文化建设出路所在的象征，这种新文化，是建筑在中华故地坚实的土壤上，带有芳郁的启蒙和批判气息，并是能适应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茁壮发育，这正是福州—燕园—广州所带来的启示意义。
岭南有自己的弱点，“文化不发达”，岭南的缺憾是具体地域的，但也是中国文化弱处的局部表达。作者寻求着可能调整的方式，这便是与北大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路线。先是作者给予重注的关键词“承继”在新语境下的阐释。第一是文化的示范品质。这是文化风格的树立—《呼唤广州的“老舍”》，为“后辈作家准备可供站立的肩膀，让他们可以在高起点上继续攀登;第二是对文化规范的构建，是“针贬社会风气，匡正世道人心”，以合理的规范作为正确的承传楷模。
其二是主体性的强调。这是当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精神生产得以健全化的选择，是对于北大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根本内核。承继与主体性互为联合，坚持主体性才能对承继中的优劣作正确的筛选;主体性承继了近代来知识分子不再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独立自主的可能，同时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保留文化的批判性意识。
文化建设的架构最终指向人的建设，这再一次呼应了五四“立人”的主题，这是本质的所在:“文化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文化建设也就是人的建设。”(《文化建设就是人的建设》)作者从“承继”和“主体性”的阐开指向主体的人的发展，为文化建设的路径作一深人的剖析。
可以看到，黄修己以“三角地”为空间转换的立足点，中国的文化在空间的辗换中于时间的流逝里健步行进，福州、燕园、广州便是这条行进的线路。当时空的展开定格在20世纪的广东岭南，当代中国建设发展的焦点所在时，古老的中华文化该作怎样的走向，岭南在此是作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典型模式来思索的，承继和独立是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涵。作者以燕园为激情力注的第一角，是对精神倾向的选取，而后延伸至了岭南—精神实践的最终投放地。“情系燕园”，“梦回故里”，“情”与“梦”都是抽象的名词，是思想腾飞的支点，“路转岭南”，踏实的落脚处被安放到岭南，路虽长远，但稳在脚下，只需是务实勤勉地行走。黄修己先生以散文来梳理中国文化的前进路程和个人构想，于当代岭南文学史上起到承先继后的文学风范，也以个人的精神榜样召唤年青一代对中华文化的自我承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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