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雨王汉德森》与贝娄的犹太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雨王汉德森》是贝娄一部比较特殊的小说，评论家对它的理解与阐释也莫衷一是，但作者本人却一再表示对主人公具有最强的认同感。这部小说虽然与贝娄其他作品有着许多不同，但同样反映出了作者的犹太文化意识对其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一影响在《雨王汉德森》中尤其表现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人道主义的信仰与歌颂、对社会伦理价值的肯定这三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雨王汉德森》；犹太文化意识；社会批判；人道主义；社会伦理
《雨王汉德森》在索尔贝娄(1915—2005)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在许多方面与贝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学者们直到今天仍很难确定它的文类属性，人们对它的解读模式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这部小说中，贝娄创造了其作品里唯一的非犹太主人公形象——尤金·汉德森，一个五十五岁的美国白人富翁，而贝娄却认为自己与这个人物最为相似。贝娄的主要小说大多以纽约和芝加哥为背景，但他为这部小说选择了辽阔旷远的非洲作为主体故事发生的布景，而在小说出版之前他甚至根本就没踏上过非洲这片土地，单凭个人想象杜撰了两个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土著部落，这种做法甚至惹恼了他大学时代的人类学导师。虽然贝娄一再警告读者不要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费力地找寻象征意义，但《雨王汉德森》可以说是贝娄全部小说中象征色彩最为浓重的。然而仔细阅读这部作品，读者不难接受这样的判断：这部小说与贝娄其他小说的关系最好定调为貌不合而神不离。贝娄是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其作品的基调就是对人生意义、人性本质、人类社会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等重大问题的探索，《雨王汉德森》也不例外。美国一位早期贝娄评论家就认为它最能反映美国20世纪50年代丰裕社会的基本特征——“异化、价值观的沦丧、宗教信仰的消解和文化的缺失”，而汉德森正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产物，只是社会尚未能将他彻底异化，他骨子里不断渴望对更高精神品质的追求和生命本真的还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娄说《雨王汉德森》是他的宠儿。虽说作品本身可能比作家本人的声明更可靠，可贝娄对《雨王汉德森》的偏爱也不是没有道理：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主题设计上来看，这部小说都具有典型的贝娄风格，比如其超乎寻常的喜剧色彩、关乎人生真谛的形而上学思辩、雅言与俗语交织成趣的文风及主人公展示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尤为重要且常为渎者所忽略的一点是：贝娄这唯一一部以非犹太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却更能说明犹太文化意识对作者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文化”一词可能是当今批评话语中滥用程度最高的，有些批评家认为“文化”一词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了。早在1952年，两位著名人类学家AlfredL．Kroeber和ClydeKluck—hohn就对“文化”的定义做出了160种区分，犹太文化更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连“犹太”这两个字的意义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这些都不是本文试图理清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研究总要借用一些通用说法并对它们的含义作出必要限定，Ray—mondWilliams用“文化”一词来指称所有智识、精神和美感发展的普遍过程。贝娄是一位生长于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作家，所以本文用“犹太文化意识”来指称其文学创作的主体背景。虽然贝娄本人对评论界乱贴标签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甚至反对别人称他为美国犹太小说家，但正如ElieWiesel所说的那样，“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犹太作家就是犹太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自身犹太性的拒绝也足以表明他的身份”。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贝娄的犹太文化意识和《雨王汉德森》创作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读者解读这部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丰裕社会的典型，在普通人眼里，汉德森是这个社会的宠儿：出身豪门，曾祖父做过国务卿，长辈亲属中有几个当过驻英和驻法大使，父亲是著名学者，好友圈中包括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亚当斯；汉德森本人则从小养尊处优，受过良好的教育，常春藤联盟校硕士毕业；由于哥哥早逝，他独自继承了汉氏家族的三百万元遗产。但他却是贝娄笔下最疯颠、最粗劣无礼的一个怪物：在祖传的别墅里养猪，莫名其妙地向人挑衅打架，整天烂醉如泥，在亲朋好友面前装疯卖傻。那么，读者该如何解读他这些古怪的行为?对现实社会的严厉批评是美国犹太作家创作的典型特征之一。虽然贝娄一贯反对有人给他贴上“犹太作家”这样的标签，但犹太文化意识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前四章对主人公的刻画及对其生存状态的描绘正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批判：“这地方遭到了天罚。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出了什么毛病啦。这地方遭到了天罚!”汉德森物质丰富、生活优裕，但他却显得和这样的生活背景格格不入，像一个流浪在荒原里的幽灵，空虚、孤独、压抑、迷茫，内心充满了恐惧，“在这无边的冷漠中，我感到就要死了。”他想在书中找寻生命的真理，可在那里找到的却是他父亲夹在书中做书签的一张张钞票；为排遣他那空洞寂寞、百无聊赖的日子，汉德森酗酒、打架、养猪、胡闹，但不管他怎么样，整个世界依然从四面八方压得他无法喘息，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我要，我要!”的声音把他搞得心烦意乱。但究竟要什么?他总是弄不清楚。他用自杀来威胁他的妻子莉莉，让她停止说教，因为他知道莉莉的父亲是在家里一场争吵之后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他把漂亮的农舍、草地、花园都变成了猪圈，整个地方搞得臭气熏天因为他认定自己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猪圈。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却反而加重了人类感受能力的退化，汉德森的烦恼正源自他对这种状态的抵制，他家的女佣伦诺克斯小姐之死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及现代人生存的真实状态有了实在的感悟：“可耻啊，可耻!真是大大的可耻!我们怎么能这样干呢?为什么容许自己这样干呢?我们在干什么名堂啊?最后那间小泥屋在等待着你，连扇窗都没有。所以，看在上帝的面上，汉德森，采取行动，做出努力吧。你也会死于这种瘟病的。死亡会消灭你。除了一堆垃圾，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借汉德森之口，贝娄在这里表达了他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谓富裕社会的强烈不满，工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只不过就是满足了人类的生物性需求，技术进步与物质主义的胜利并不能掩盖现代人生活的空虚和精神的涣散，整个社会生活仿佛患上了瘟疫。贝娄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在后来的作品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表现得更为激烈。
对于作家所肩负的特殊使命，贝娄作过这样的阐释：“在这个由各种各样物体所构成的物质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