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之中的渺茫希望分析
绝望之中的渺茫希望，儿童是鲁迅对黑暗社会消极绝望中的一丝渺茫的希望，虽然也时时会发生动摇，但他却为此一直坚持走了下去。
鲁迅是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时也是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是很爱孩子的，他认为作为长者，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但这种对儿童的爱又是矛盾而困惑的，因为他时时看到儿童沾染了成人世界的恶俗，不知不觉中被扼杀了纯真的天性，变得麻木而可憎。鲁迅在谈到他的小说题材时曾经说过：“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他对少年儿童形象的刻画亦是如此，儿童永远是鲁迅于绝望中寄托的希望，虽然也有无奈和动摇，但这渺茫的希望却是拯救中国最大的希望。
一、聪慧纯真的儿童形象
《社戏》中的“我”因为母亲回祖母家消夏的原因，来到“乐土”平桥村，终日与小伙伴游戏。随后的一场社戏更加深了“我”对平桥村村民，特别是对那些活泼善良的小伙伴的感情，从双喜聪明的提议用八叔的航船晚上陪“我”去看戏，到看戏返回时因为肚饿桂生提出偷罗汉豆来煮着吃，再到阿发主动提出应该偷自家“大得多”的豆，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小伙伴的聪慧、纯真又憨直、公正无私。多年之后，平桥村儿时玩伴们的纯净透明的心灵还时时让“我”难以忘怀，所以在《社戏》结尾时，作者这样说到：“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③年长后的作者对儿时美好的友谊持以深切的怀念，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中难见真情，愈发引起儿时的感慨，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故乡》便可理解。
《故乡》用在儿童身上的笔墨不多，但西瓜地的小英雄闰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闰土是他儿时崇拜的对象，与闰土相伴玩耍成为作者永恒的回忆。二十年后“我”重回故乡，记忆中美丽温馨的故乡已全然改变，变得萧索而悲凉了，而“我”再见的成年闰土，活泼的天性已经泯灭，代之以世故、麻木、困苦不堪，相见时的喜悦完全被闰土恭恭敬敬的一句“老爷”所击碎。作者慨叹于和闰土之间的隔膜，同情闰土的辛劳，又有些迁怒于他的麻木，成年闰土是中国农民的一个缩影，而萧索的故乡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不免渗透着对社会的批判。社会现实如此破败不堪、使人失去希望，但作者此时又在下代人宏儿和水生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④
《兔和猫》、《鸭的喜剧》中虽然没有明确独立的儿童形象，但这两篇文章无疑是以活泼可爱孩童的视角和口吻写成的，展示了人间的爱与美。《兔和猫》中，邻居三太太买了一对白兔，“小小的通红的长耳朵，动着鼻子，眼睛里颇现些惊异的神色”，和乌鸦争食时“躬着身子用后脚在地上使劲的一弹，砉的一声直跳上来，像飞起了一团雪”，和小孩子玩耍时 “驯良的站在小手的圈里，但一有空，却也就溜开去了”。⑤《鸭的喜剧》中的爱罗先珂买的四只可爱的小鸭“遍身松花黄，放在地上，便蹒跚的走，互相招呼，总是在一处”,⑥它们自作主张跑到仲密夫人挖的河池里去洗澡，把爱罗先珂养的蝌蚪吃得精光，却让人又爱又恨、舍不得责罚。作者以未泯的童心，写出了对自然、对小动物的热爱，透过写作，我们能看到一群天真、欢乐的儿童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眼前。
二、无辜受害的儿童形象
鲁迅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中国儿童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犀利地形容道：“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⑦
《明天》中的.宝儿和《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妹子都是无辜死亡的儿童，三岁的宝儿被一个装神弄鬼的中医何小仙误诊而死，狂人的五岁妹子死于“被吃”，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无辜早夭令人痛心，更为痛心的是，作为长者的单四嫂子和狂人的母亲，虽有着更为独立清晰的思考能力，也没有看出此时社会的“吃人”本质，对于子女的惨死，她们伤心之余，也不过表现的是理所应当的接受和顺其自然的无奈。鲁迅在《明天》的结尾中这样写道：“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
⑧这里他用曲笔痛心地向所有人反诘：人民都不起来打破头顶的黑暗，明天如何到来?儿童关系着祖国的未来，面对这么多无辜被害的孩子，中国的明天何在?
《药》中的华小栓同样是封建社会的无辜牺牲品，他患了痨病，据旧社会的说法吃人血馒头可以治愈，于是华老栓为了自己的儿子不惜花重金去买当天行刑的犯人的血，小栓毫不知情地吃掉了这个馒头，在周围人一片“包好、包好”的保证中，还是摆脱不了死亡的命运。更为戏剧化的是，华小栓吃掉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如果说黑暗的封建社会是“吃人”的，那么这些看似懦弱的国民用他们的愚昧反而吃掉了试图帮他们打破黑暗的革命者，这是何等的悲哀而可憎，一场不彻底的辛亥革命过去后，留给国民的只有依旧的麻木。鲁迅以华小栓的悲剧为中心，批判了革命的不彻底和人民的愚昧麻木，呼吁着更为彻底的变革社会的方式，急切地渴望中国国民摆脱冷漠和呆滞。
与前三篇相比，《风波》显得相对轻松调侃一些，但儿童受害的悲剧色彩却丝毫没有因此减弱。故事围绕着皇帝坐龙庭，到底要不要留辫子的争论展开，闹了一场复古的风波。如果说七斤的剪辫子是民国进步的表现，那七斤的女儿六斤则是另外一副装扮：“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⑨鲁迅用诙谐的玩笑笔调，讽刺了革命过后，社会在貌似向民主进步的同时，遗留在女子和儿童身上深深的封建残余，如此更加深了批判和讽刺的力度，加深了儿童不自觉受害的悲剧色彩。鲁迅以他犀利的目光洞察社会，看清了中国儿童面临的险恶的发展环境，他用这些不幸的孩子的形象警示世人，呼吁国民的觉醒和反抗。
三、麻木可憎的儿童形象
鲁迅以超越时代的眼光，就像他冷静地评价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状一样，他也对儿童生活环境透露着无尽的忧虑。儿童在“吃人”的封建礼教侵染下，在成人的影响下，耳濡目染了世故，变得麻木而可憎，鲁迅在《呐喊》中痛心地描写了一些沾染了成人恶习的儿童的形象，目的在于揭出黑暗社会的伤疤，以此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是在急迫地仍抱着一丝希望地渴求“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曾经惊惧于小孩子的眼神。狂人的胡言乱语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却句句道破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触动了其坚不可摧的纲常伦理，因此受到众人的打击压制，而小孩子呢?“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⑩儿童的天性是纯真的，但社会是一本教科书，在封建伦理纲常压抑的氛围下，毫不自觉地承袭了社会的弊病，所以狂人后来会发出“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的慨叹。这里我们能看出鲁迅对这部分已经丧失了变得麻木不仁、善恶不明的儿童又怜又憎的心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出于对儿童的爱又无法把责任全部归咎于儿童自身，因此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时时透露出社会应该承担起儿童变得麻木不仁的大部分责任的思想。
《孔乙己》描写的是一个迂腐的封建礼教牺牲品，全文通过一个酒店的小伙计的眼睛看开去，小伙计因温酒的工作而认识常常来柜台喝酒的孔乙己，他穿戴破旧，是一个典型没落老书生的形象，所有的人都以取笑孔乙己为乐，小伙计也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和成人对待孔乙己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的笑不是在批判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也不是在规劝孔乙己放弃科举，只是在取笑、戏谑孔乙己的无望的前程罢了。他们正是通过对自认为卑劣生命的挖苦来寻求平衡、作为取得欢乐的调料。小伙计已经耳濡目染了身边成人的恶俗：畏惧权者、欺凌弱小，我们在看到《孔乙己》批判封建社会“吃人”礼教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渗透着急迫的拯救孩子的思想。
鲁迅在《呐喊》中用不多的文字刻画了三种不同的儿童形象，聪慧纯真的、无辜受害的和麻木可憎的，绝望之中的渺茫希望但无论对于哪一种儿童，鲁迅都是热爱的，也就因为对儿童的热爱，他才会在《呐喊》中的每篇主题下都附带着几个儿童形象，也因为爱之才会怀念之、甚至责备之、憎恶之。他之所以描写更多的受害的、麻木的儿童，也是为了增强读者的感触，引起国民、社会的关注，呼吁人们重视儿童幼小生命的生存、发展问题，因为儿童的问题是民族存亡、发展问题的关键。在黑暗的现实中，鲁迅对儿童的热爱和予以的厚望也时时会灰心动摇，对于儿童“人性恶”的问题，他时而怀着对幼者的爱和对社会文化的思考坚持“环境论”，时而又会在真实遭遇中发出直抵人性弱点的“本性论”的慨叹，并且在两种思想中犹豫徘徊，但正如鲁迅在《两地书》中所言：“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又因“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而不愿将思想传染给人，正是因为他的反抗绝望思想和多疑自剖思维，使得绝望的体验并不必然导致绝望的理智，所以儿童始终是鲁迅在消极看待社会现实中的一丝渺茫的希望，也正是这线希望，使他在前行中即使步履艰难、即使深感绝望也从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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