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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化的隐喻与矛盾性别心理的幻象
摘 要:中国现代作家老舍的“自叙体”爱情小说《微神》,是他创作中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作者在营造的诗意氛围中讲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小说通过前景化的文体设置、心理幻象的表达和梦境的书写等方式塑造的初恋形象,具有原型意义,体现了老舍男性霸权意识和女权意识交织的矛盾性别心理,这种心理在启蒙语境下男性知识分子的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由此我们可窥斑见豹地理解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体认。
关键词:老舍 《微神》 性别心理 叙事策略 文体特征
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①取材于自己的初恋悲剧,是一篇自传性质的爱情小说,也是老舍“心爱的一篇”②。老舍在创作中很少直接描写爱情主题,“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我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③,而《微神》可谓是老舍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其中的女性形象也因此具备了一定的原型意义。此后,老舍塑造了一系列因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女性人物,如《月牙儿》(1935)中的“我”、《新时代的旧悲剧》(1935)里的宋凤贞、《骆驼祥子》(1936)中的小福子等。
老舍的创作,多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然而他对现代主义也不乏尝试。在《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曾介绍了西方的象征主义,并且自觉地在创作中实践一些新的艺术主张。《微神》就是最符合老舍对于象征主义理论界定的范本。《微神》在1933年第一次发表时,使用的名字是英文Version,即幻象、想象。在这篇作品中,梦境、回忆、现实相互交织,象征意蕴含蓄朦胧,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体现出了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向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渗透的特点,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人生的艺术世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微神》似乎是老舍的一场春梦,然也并非全是梦境,梦境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承载了作者对现实的观照。老舍对现代女权运动的回应和他在坚守男性霸权立场和理解女性苦难、追求平等的人权之间徘徊的心态,在这篇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因其创作时间较早,取材也具有现实指向的特殊性,本文从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角度对文本中梦境的描写进行解读,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老舍的性别心理,进而管窥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的性别意识。
一、前景化的隐喻传递
前景化是文学文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为了美学价值和主题意义而作的或变异或偏离或频繁采用的某种语言结构。这种前景化的方式,可以分为质的偏离和量的偏离,前者指艺术性地违背语音、语法等常规语言现象,后者则涉及某种语言成分有意识地超过或低于常量的出现率。
《微神》中前景化的隐喻是构建梦境的重要手段,文本中出现大量颜色词汇,量的突出营造了梦境诗意惆怅的氛围,多次出现的小拖鞋意象则构成性的隐喻,传递了男性主人公在梦境中对于女性的幻想。从量的偏离上考察,颜色词汇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绿色,共出现了二十六次,主要集中在开头和尾声部分。绿色往往是青春与生命力的象征,然而在老舍的笔下绿色却流露出苍凉的意味。作者从眼前的景物写起,描写自然景色,写到了从山脚到山顶渐变的绿色,一派生机盎然。随后“我”进入了“梦的前方”,看见了一间小屋子,屋子里暗草色的椅子和浅绿的小垫等物件相互照应,“我”也由一双绿拖鞋回忆起与“她”的初恋往事。而在尾声中,绿色“加深了许多,绿得有些凄惨”。绿色由浅到深的变化象征了生命从旺盛到衰退的必然过程,也展现了现实与理想爱情的矛盾冲突,暗合了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二是白色,共出现了十八次,主要集中在意象的描写上,如白色的云朵、牙白的帘子、白色的海棠花。一方面,白色象征了真挚的爱情和天真无邪的年少时光,由此突出了在“我”记忆中“她”纯洁美好的形象特点,强化了从男性立场出发的理想女性的特质;另一方面,白色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也有着不详的含义,“她”穿的孝衣,脸上扑的粉,象征了青春年华的逝去,而女人最后露出的那只白脚骨,有着血红冠子的白公鸡,以及在暮春的光景中送葬的队伍,无疑也由这抹白色渲染出了恐怖荒凉的氛围,隐喻了生命和美好事物走向毁灭的最终结局。三是明艳的红黄等色彩,这为绿色和白色构成的世界增添了丰富性。“爱情的故事永远是平凡的,正如春雨秋霜那样平凡。可是平凡的人们偏爱在这些平凡的事中找些诗意么,想必是世界上多数的事物是更缺乏色彩的,可怜的人们!希望我的故事也有些应有的趣味吧。”“我”大量使用色彩的意象,就是为了造成一种偏离常规的、与“平凡的事”不同的诗意的表达效果,从而寄寓“我”对爱情的向往。“这里没有阳光,没有声响,只有一些颜色。颜色是更持久的,颜色画成咱们的记忆。看那双小鞋,绿的,是点颜色,你我永远认识它们。”“我”理想的爱情应是恒久的,多彩的,不会随着生命的逝去而褪色。然而青春与生命力也像那变得凄惨的白和黯淡的绿一样,蒙上了现实的阴影,这样理想的爱情也就随之显现出虚妄的本质。
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绿鞋子”这个重复出现的意象构成的隐喻。“我”从“鬼”的世界进入“人”的世界,以“我”的有限视角开始端详房间的摆设,当目光触及那双鞋子的时候,“我”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事,由鞋子展开了对“她”的回忆。“若从原型批评的视野上看,鞋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以其特有的性象征意义而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特别是女性人物的鞋,在作品中层出不穷,总是或比或兴地与主人公构成隐喻或换喻的关系。”④小拖鞋在文本中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我”在小屋中看到的,小拖鞋作为“她”理想的象征,引发了“我”的回忆。第二次是回忆中,匆忙之中“她”来不及换鞋,就穿着拖鞋与“我”相见。这里出现了颇具意味的情景:“我”不敢盯着“她”的眼睛,只能盯着小绿拖鞋看,而“她则连耳根都有点红了”,小拖鞋在这里是性欲的含蓄表露。第三次出现,是两人在“梦的前方”再次相遇,互诉衷肠的时候,“我”粗鲁地要看“她”的脚,却发现已经化作白骨。“她”的生命逝去,留下的只有凄美的回忆,主人公“心中茫然,只想起那双小绿拖鞋,像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做着春梦”。
绿色拖鞋的意象在梦境中构成隐喻,它既是少女的象征,又暗含了性的意味。一方面使一个天真活泼的,为了见到心爱的人而不顾礼节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她”的形象在“我”的注视中彻底“女性化”,外部特征被着意突出。对女性肉体之美的渲染充分展现了“我”的男性视角,对脚和鞋子的关注体现出“我”对“她”的性的想象。叙述者以男性的眼光打量女性,以男性的喜好要求女性:“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有一点媚意。身量不高!处处都那么柔软,走路非常的轻巧。”这几乎成为了老舍笔下所有理想伴侣的共同特征,由此可见《微神》中的“她”所具有的原型意义。
二、以叙事手段建构“爱情幻象”
除了用前景化的方式实现对梦境表层的审美表达,文本中深层的隐含男性霸权的叙事策略也体现了对女性的想象性书写,以此构建了一个基于梦境的“爱情幻象”。叙述声音通过特定的叙述视角,借助于特定的叙述者,体现一定的语气、价值观和感情倾向,是作家借助隐含作者实现自己审美理想的重要叙述手段。我们可以将《微神》中的“我”等同于叙述者,也等同于作品中的“隐含作者”,此处的“隐含作者”与实际作者的关系并不是分裂的,老舍借“我”之口,表达作家本人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也透露了男性对女性的忠贞和爱情的想象。后者显然是我们此处论述的重点。
为了更好地展开分析,我们首先将《微神》分为五个段落:第一段:春天的花园;第二段:梦的前方;第三段:“我”的回忆;第四段:与“她”的对话;第五段:尾声,回到现实。
小说全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我”在春天的花园里欣赏风景,进入梦境,在梦中回忆起初恋,讲述了“我”与“她”的爱情故事,之后走出回忆,在梦境中与“她”相遇,听“她”从自己的视角回忆往事,最后梦境逝去,回到现实。《微神》在结构上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以往以时间或因果逻辑为序进行的线性叙事,而是自觉打乱了叙事的时序,将现实、梦境,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融合交织,极具艺术张力。
“我”在第三部分中以第一人称回顾性的视角叙述了从初恋到幻灭的经历,一直以有限的人物视角带领读者进入回忆中的世界。这时的“我”一方面有作为当时体验主体的临场感,因而刻画出了许多心理细节,比如当时的“我”因没有听闻“她”结婚的消息而感到快慰;另一方面,“我”也有着作为回忆主体的价值判断,叙述者刻意运用了概略叙述的手法,重点描述回忆中的几个场景,其间则以简练的语言一笔带过,但这种省略其实包含了“我”为自己间接造成“她”的悲剧命运的事实的开脱。启蒙语境下,男性常以拯救者自居,却存在着“知”与“行”不一的状况:一边为女性解放摇旗呐喊,一边对女性的困境袖手旁观,女性仅仅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存在,她们的命运并不会因为男性知识分子的觉醒而发生根本的改善。《微神》中的“我”便是借这种看似详略得当的叙事策略来掩饰自己在两性关系上的无所作为。例如,“在外国的几年中,我无从打听她的消息。直接通信是不可能的。间接的探问,又不好意思。只好在梦里相会了”。几年的时间,被浓缩在短短一两句话之内,显示出无足轻重的意味。再如,“我们都二十二岁了,可是‘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一个专以力气自雄的恶虎,站在我们中间”。一个受过新式教育,鼓吹恋爱自由的青年在传统婚姻和伦理面前望而却步,以外在的社会因素巧妙掩饰自身内在的软弱,试图为自己的行为确立合法性。
小说中的“我”在没有给“她”任何许诺甚至没有确认二人两情相悦的情况下,仍然凭空幻想着“她”对自己情深意切。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小说的第四部分达到顶点。“我”与“她”的对话,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第一人称内视角的边界,而入侵了全知视角的领域。假借“她”的主人公的眼光展示“我”不在场时的事件,而实际上这完全是出于“我”的想象,因为“她”早已逝去,所谓的沦落为娼妓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心路历程更是无从考证。“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知的叙述者,并且能够进入“她”的内心,揣测“她”的心理,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的梦境中,梦境成为“我”实现视角越界从而肆意幻想的逻辑起点。这种视角的转换,是“我”自觉填补叙述中的空白点的外显。现实中的“我”与“她”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再次会面并没有使二人的关系得到进展,也无从谈及往事,所以从“我”有限的视角中无法解释“她”沦为暗娼的起因经过,但梦境赋予了叙述者想象的可能性和全知的权力,“我”可以借由当事人“她”之口讲述不为人知的经历。比如下面这段对话,就是“我”对“她”的忠贞不渝的一种补偿性的想象,体现了“我”的男性主观意志:
“始终你没忘了我,那么?”我握紧了她的手。
“被别人吻的时候,我心中看着你!”
“可是你许别人吻你?”我并没有一点妒意。
“爱在心里,唇不会闲着,谁教你不来吻我呢?”
在“我”的心目中,即使“她”迫于生活,出卖了肉体,因为“肉体往往比爱少些忍耐力,爱的花不都是梅花”,“她”也不再是以前那个用印有梅花的信笺给我写信的少女,但“她”始终是记挂着“我”的,甚至因此而被爱“她”的男人抛弃,甘愿沦为男人的玩物,直到最后耗尽肉体,都不忘记对“我”的爱。此时对“她”的刻画,变得生硬单薄,不合常理。启蒙时代常被知识分子谈及的“灵”与“肉”分离的痛苦,在女性身上似乎并不存在,“她”可以为生活,为了给父亲买烟抽,轻而易举地打破伦理和贞洁观的束缚,简单地将身体用作谋生工具,这样的情节设置暗含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叙述者一方面用“她”的第一人称叙事,加入心理的描写,试图缩小叙事距离,让读者产生对“她”的深切同情;但另一方面,“她”并未真正获得自我言说的权利,所谓的心理描写也不过是出于男性的想象。女性人物塑造呈现出客体化、表象化、物化的描写特征,不具备心理实质,也没有心理或性格的塑造空间,主要体现的还是“我”的意志。“被别人吻的时候,我心中看着你”,这是怎样的一种自信的控制欲,即使相隔千里,甚至生死相隔,“我”也要“她”时时刻刻在心中想着“我”。
我们从对《微神》的叙事策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不同于表层叙事的潜在话语,揭示隐藏在梦境叙事中“爱情幻象”的实质,进而对老舍所代表的20世纪初现代男性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意识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
三、封建与现代并存的矛盾性别心理
中国“五四”时期的女权运动是与人的解放、中西文化的碰撞相伴而生的,从属于“五四”时期整体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妇女的解放、个性的张扬与“五四”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启蒙知识分子以女权运动为革故鼎新的突破口,试图为一直受到压迫、在历史中缄默的弱势群体代言。“妇女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一起成为了“人的发现”的重要内涵。率先倡导女性解放的男性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在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自觉反思儒家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把妇女解放问题视作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呈现出现代性与封建性并存的特点,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儒家话语体系也难以于旦夕间土崩瓦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男性霸权传统的浸染,“第一性”的优越感使他们没有将男女平等内化为一种人文价值尺度,而是一直扮演着启蒙者、拯救者的角色,因而这样的女权运动并没有使女性摆脱“被言说”和被视为“他者”的命运。
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中,封建与现代并存的性别观在男性启蒙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启蒙者们面临着新式情感和旧式婚姻伦理之间的艰难选择,他们猛烈地批判了传统的节烈观,提出女性应当有“经济的解放和性的解放”⑤,女性应当走出家庭,在社会中扮演新的角色;同时,又通过替女性发声,赞美女性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歌颂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无私奉献的精神,试图建立起一种看似顺应反封建的思潮,实则依旧从属于男性、与传统妇德相类似的女性行为和道德规范。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⑥,老舍和其他作者笔下以风尘女子身份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的女性则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既脱离了传统家庭和婚恋形式的束缚,她们的职业与命运又与封建男权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是矛盾的集合体,现代知识分子作品中“理想”的有情有义的风尘女子形象实际上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才子士人对风尘女子的期待。这样复杂矛盾的性别心理从现实生活进入了文本层面,在文学创作上体现为表面上的代妇人言和实际潜在的男性视角。老舍的作品体现了同时代知识分子在两性关系认识上的普遍困惑。
通过对老舍爱情小说《微神》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新旧交替时期,复杂而矛盾的社会心理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的投影,这也有利于我们解读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老舍,其男性霸权意识与女权意识交织的矛盾性别心理。
注释:
① 老舍:《微神》,《微神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② 老舍:《微神序》,《微神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④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8页。
⑤ 周作人:《北沟沿通信》,《周作人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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