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童年经验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

浅析童年经验对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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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分析了童年经验对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影响。童年经验包括“不愉快”和“愉快”两大类，认为“不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出现“父辈缺失”：“愉快”的童年使萧红作品中反复出现祖孙书写的特点。

　　关键词：童年经验；文学创作；萧红

　　“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1]作家一般将童年经验以回忆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加入文本之中。然而，作家的文学作品中记载的童年经验已经不是它原本的经历和最初的状态，而是作家在经历世事、体会人生之后，加入自身的体验、记忆和感触的重构与再创造。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所谓的最早童年记忆中，我们所保留的并不是真正的记忆痕迹而却是后来对它的修改。”[2]这种修改受到了各种心理力量的影响。

　　一、“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父辈缺失

　　“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它将会形成一种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形成一种心理定势，甚至会给主体造成心理暗示。在萧红“不愉快”的童年记忆中：祖母不喜欢她，甚至用针刺过她的手。亲生母亲姜玉兰对她总是漠不关心，继母对她更是十分恶劣。而她的父亲张廷举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更是以严厉、不近人情形象出现。萧红童年时期曾经被脾气暴躁的父亲呵斥、狠踹过。当然，这些童年记忆也多次作为生活原型被写到作品中。

　　萧红作为大家族里的头生女，平时大人们对她是万般骄纵溺爱，才养成了她任性与顽淘的性格。在萧红六岁那年，祖母去世了。她独自游离于在全家异常悲伤的情绪之外，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之中。“祖母已经死了，人们都到龙王庙上去报过庙回来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3]小说《呼兰河传》是通过儿童视角叙述的一部童年回忆录。在萧红对童年经验记述时以“我”的想象、记忆为中心来宣泄情感。在对童年的回忆和追溯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提取与再现，而是在“选择性记忆”的基础之上加以重组。对于一个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的父亲来讲，在如此情形下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头顶缸帽大喊大叫地闯进屋来，肯定会怒不可遏地将其踢翻。“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4]这次事件作为“不愉快”的童年经验影响萧红对其父亲的态度。之后由于父亲张廷举工作繁忙常常离家在外地供职，与父亲相处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父女之间的感情很空洞，没有温度。萧红长大之后，因为抗婚使得家族蒙羞，父亲一气之下将其开除族籍。这意味着萧红与封建家庭的“被脱离”与“被决裂”，进一步加剧了萧红与其父亲的之间关系的恶化。

　　对于萧红而言从小缺失父爱的现实状态或多或少地折射到其文学创作中。她在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极力回避和强烈躲闪。从这种言说忌讳中可以看出萧红对她父亲的惧怕与憎恨。在《哑老人》、《汾河的圆月》、《莲花池》等作品中“父亲死了”；在《夜风》、《离去》、《山下》等作品中“父亲缺位”。在萧红作品中父亲形象几乎都属于一个简单的形象化符号，进而表现为家庭结构建构模式为“父辈的缺失”。

　　海明威曾说过：“不愉快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对萧红而言这种“不愉快”的童年经验的确对她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作为文学创作原型，影响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父辈缺失模式。

　　二、“愉快”的童年经验――祖孙书写

　　“愉快”的童年经验伴随作家的成长，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们会将这种愉快和美好重组与延展，进而形成文学作品中的亮点。萧红初到香港面对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的写作佳境时，可她却只看到寂寞与忧郁。漂泊异乡的心灵无处安居，乡愁郁积心头形成了一种眷恋故乡的心理定向，回忆“愉快”的童年成为萧红在生命尽头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萧红出生在一个生活优裕的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得到家族长辈的喜爱与娇惯。祖父母为其取名为荣华，希望她日后能荣华富贵。祖父张维帧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对她无限的娇惯与溺爱。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写出了她与祖父相处的点滴记忆。“我生的时候，祖父已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岁，祖父就死了。”[5]这段细腻的重复式语言并不是简单地对年龄的交代，而是反复叙说着自己的情感与思恋，体现了祖父在萧红生命中的重要性，并且成为她“愉快”的童年经验里的中心人物。“愉快”的童年经验除了源于祖父对她的宠爱还有自家那座童话般的后花园。这座后花园面积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里面不仅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还种着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等。这座贮存童年愉快经验和记忆的城堡，被萧红津津乐道反复描绘，从她的笔尖透露出童年无限乐趣以及字里行间那一老一小的祖孙情深。“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带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6]萧红对祖父的依恋与祖父对萧红的宠爱使得祖孙互为对方愉快的源泉。孤独的老人与失落的孩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背景下，外在环境与知识分子内心的状态都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人们从“铁屋子”中觉醒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大家族文化，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童年时期关于亲情的温暖记忆又让他们难以与其决裂。在面对大家族的“束缚”与“囚禁”时，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逃离家”。在离“家”之后，孤独的体验远远超过了“家”对其现实的束缚，寻找精神慰藉与灵魂寄托成了知识分子们无意识的行为。在日落西山的大家族之下，在父辈强权之下体会不到半点温情，但却在祖辈那里寻找到大家庭的温暖与依恋。正是这来自祖辈的“愉快”童年经验使得萧红在离家思念故乡的时候，不仅仅对空间地域的回忆，更是从心理上难以忘怀的人和情。从心理层面来讲萧红采用“祖孙书写”的叙述手法体现出了她的情感归宿与寄托。

　　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通过对其不断地重组和修改，进而得到新的内容。这些“不愉快”抑或是“愉快”的童年经验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创作。萧红的作品弱化父子关系，凸显的祖孙之情。这种“父辈缺失”与“祖孙书写”模式深刻地再现了萧红的精神世界的复杂与丰富，也呈现出独特的情感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3).

　　[2]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4][5][6] 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

　　【拓展内容】

　　文学家名人故事：萧红与恩师鲁迅的情谊

　　萧红，1911年6月2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一个地主家庭。萧红本姓张，名乃莹，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萧红是其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生死场》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6月12日，萧红离开哈尔滨，同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9月，在青岛她写完了旨在宣扬“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然而周围的朋友相继被捕，他们只好又流亡到上海。1934年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在上海终于见到了文坛大师鲁迅先生。萧红眼中的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出奇的平和并充满善意，他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须，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他们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鲁迅先生喜欢萧红、萧军的纯朴爽直，而且萧红与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一见如故，甚至淘气的满嘴上海话的海婴，也很快和萧红混熟了。这次见面后，鲁迅为了给二萧在上海铺展一条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又于12月29日以庆祝胡风的儿子满月为名，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二萧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紫作为二萧的向导，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后来又支持他们三人结成“奴隶社”，出版“奴隶丛书”。

　　从此，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与鲁迅之间的情谊日益加深，这对其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1935年12月，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的成名作《生死场》，就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鲁迅先生还亲自为《生死场》一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的出版，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她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与鼓励下，萧红很快步入了上海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这期间萧红写的作品大多都经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萧红是鲁迅精心培养起来的作家。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而且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特别予以关怀和帮助。鲁迅时刻关心着萧红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的相识，就是鲁迅介绍的。

　　鲁迅先生的人格风范、美学思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次，萧红到鲁迅家里做客，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当萧红要走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做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来，一方面排解纷杂的思想因素，一方面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萧红的一种鼓励，萧红看到鲁迅先生吃了许多，心里非常高兴。

　　1936年夏，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在极度苦闷的心情指使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鲁迅爱怜地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一次相聚，竟成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永诀。

　　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为此，她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

　　回国后，萧红怀着巨大的悲痛，拜谒了鲁迅先生墓，写下了令人泪下的《拜墓》一诗。她用很多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她对鲁迅先生的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鲁迅的深深怀念、崇敬与感激之情。她用细腻、清新的笔调，为读者刻画出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先生的形象。让读者看到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她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在萧红笔下，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和蔼宽厚的老人；他不仅是中国文化界的思想领袖，他还是一个美满家庭的家长，一个尊重妻子的好丈夫，一个了解儿子的好父亲，一个辛勤培植晚辈作家的情义深重的、慈祥宽厚的长者。

　　与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她对鲁迅先生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与感激之情。鲁迅先生的早逝，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悲痛，甚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恩师鲁迅先生。1942年1月22日，弥留之际的萧红一再拜托守候在她床前的挚友骆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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