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从日本现代文学与陶艺论中国陶艺的发展论文

简析从日本现代文学与陶艺论中国陶艺的发展论文

　　近年来，日本的陶艺制品势如破竹地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在日常生活用品领域让中国百姓应接不暇，更是给一直以陶瓷鼻祖自居的中国带来文化方面的冲击。从高端化到平民化、细陶制品到粗陶制品，日本陶艺无论是在艺术审美上，还是在日常实用功能上，都占据着领先位置。现代中国制陶艺术不仅需要研究和传承古代辉煌和精湛的技艺，更需要保持警惕并注重创新。中国陶艺主流地位丧失，除了科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对比中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可以发现文学作为传承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是影响两国陶艺不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中日陶瓷艺术发展现状对比

　　几年前，在中国大陆的沃尔玛、欧尚、大润发等大型超市里，碗碟类用具展台上主要展出的是中国本土制造的瓷器。而最近两年，日本陶艺制品的展示面积在不断增加，且日产陶瓷的价格有时是中国的3至4倍，却依旧受到众多国人的喜爱。包括笔者在内，消费者多会被日产陶瓷的绚丽多姿、古朴大方或自然典雅等风格和造型所吸引。相比于中国生产的传统陶艺制品，日本的陶艺制品似乎更符合现代消费者的审美及消费需求。

　　国际市场上，中国陶瓷的销售则更不乐观，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侯弘直言，他在北美陶瓷市场几乎找不到中国产的日用瓷，反而有很多顾客购买高质量的日产陶瓷。而相比日产瓷器的精美和高档，北美市场上的国瓷则多是“国内常见的‘老三样’，粗瓷大碗，形状不一、印花模糊，的确不招人爱。”不仅如此，在其他欧美国家，日产陶瓷器不论是质量、市场还是声誉，几乎全面赶超中国产的陶瓷，中国古代陶瓷的美誉几近要被定格在历史上。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技艺、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等方面分析了中国陶瓷技艺以及市场衰弱的原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郑宁在《日本陶艺》一书中分析日本陶瓷文化的形成的六大因素：一是岛国的根基意识、二是自然环境的依托、三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四是传统美学观念的延伸、五是民族心理因素的表露、六是独特文化形式的展现。其中，第四、五、六点的合力作用导致日本的很多陶瓷制作技艺以文化承载的形式出现在很多日本知名作家的笔下，成为一种独特的文艺结合现象。笔者在阅读日本近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发现，陶艺与传统的茶艺相结合，作为日本重要的文化符号被提出并作为一种文化认同被强调，日本的陶艺以文化承载的方式，在文学的推动下获得了更深远的发展。

　　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可以看作中日两国陶瓷技艺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分水岭。日本的在国力上的领先曾激励了众多我国的文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之文明开化大声疾呼，但如陶艺这类相对微小的传统艺术门类多被忽略。现当代中日两国的主流文学对传统陶瓷技艺的不同态度是导致陶艺发展不同走向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现当代文学对陶艺的不同书写和作用

　　中日两国现当代文学对各自的陶艺书写呈现截然不同的状态，也对两国陶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日本现当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与日本民族注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主张一脉相承，并在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中突出了对相关陶艺的书写，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陶艺的普及和发展。而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西学之路使很多传统文化被否定和遗忘，中国现当代文学普遍缺乏对传统技艺的认同和书写，不仅没有认识到中国陶艺发展面临的危机，更制约了中国陶艺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中日近现代文学对陶艺不同书写的原因主要受到民族文化心理和传统文化认同的共同作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其小说《千纸鹤》的全篇有着浓厚的日本传统文化及艺术氛围，表达了作者对日本以茶道为载体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小说以茶会开篇，行文的有多次茶会中穿插着大量与日本茶文化有关的陶艺描写：“菊治喝完茶，欣赏了一下茶碗。这是一只黑色的织部茶碗[桃山时代（1573—1600年）在美农地方由古田织部指导所烧制的陶器茶碗，织部茶碗由此得名。]正面的白釉处还是用黑釉描绘了嫩蕨菜的图案。”“茶盘里放着两只筒状茶碗：一只赤乐与一只黑乐〔指乐氏烧制的赤、黑釉两种陶茶碗。相传是长次郎于天正年间（1573—1592年）所创，由丰臣秀吉赐乐氏印，传至今日〕。”此外，“志野彩陶”“母亲的口红”等部分，还有大量的关于志野陶罐的描写，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陶艺不仅使其情节逼真可感，而且普及了茶艺文化和陶艺知识，勾起读者对陶艺的求知欲和认同感。川端康成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深刻地体现在小说里，在发展和弘扬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宣传了日本陶瓷艺术。

　　陶瓷不论是在现代的日本还是中国，在小到喝水吃饭，大到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作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其小说《红高粱》中描写到的老酒坊，装酒用的酒坛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陶器用品，“他把酒坛子按到瓮里，酒咕嘟咕嘟灌进坛。提坛出瓮时，坛上的酒滴滴答答落入瓮内。父亲改变了主意，他把坛里的酒倒进瓮里。”而中国古代精品瓷器走俏的上层路线决定了其不会出现在山东民间的小酒坊里。中国精品陶瓷与百姓生活脱轨，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对传统工艺强烈的民族认同、缺乏书写传统技艺的意识，很多传统技艺只能在少量的从业者之间和专门书籍中得到传承，这些也是造成现阶段中国陶瓷国际竞争力偏弱的重要原因。在物质和文明日益泛化的20世纪现代化大浪潮中，中国陶艺虽然开始偏重平民化路线，却未能以质量为坚守实现良好的过渡，以至于出现中国陶瓷粗制滥造较多和市场总体低迷的困境。通过中日两国文学内容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相对缺乏对本国陶艺的认同和书写，没有意识到中国陶艺的困境，更没有为包括陶艺在内的传统技艺承担起文学本身应该担负的责任。

　　三、中国艺术的继承和创新需要文学相助

　　从日本文学对陶艺的书写可以发现：文学对包括陶艺在内的众多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本陶艺的平民路线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我国的精品陶瓷也能够走平民路线，创作出普通百姓可以消费并喜闻乐见的陶艺作品，而不是《红高粱》里样式粗糙的大酒坛子，其发展的空间是不是会有所拓展？让百姓真正了解，欣赏和喜欢的陶艺作品，必然会为当下中国陶艺的传承带来另一番景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陶艺应坚持面向平民阶层的发展方向，同时把好质量关，学习日本陶艺最核心的竞争力即其制作精良的产品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这里需要承担的就是连接传统和现代，连接大众和精品的纽带作用，一方面传播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另一方面为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和创新打下基础。

　　首先，中国现当代文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增强对传统优秀文化的认同和传承意识。在传统和精华不断遗失的当下，中国文学应树立起对传统的认同意识。只有真正地将陶艺当作一种文化和艺术，并真正地热爱中国的陶瓷艺术，陶瓷艺人才能像日本的陶瓷艺人那样将自己的技艺提升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做到让每一件作品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文学也是一样的，需要在对陶瓷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基础知识的普及。其次，对专业的制陶技艺的描写并不应该是文学创作的重点，文学表达的重点多在于对审美体验的描述。文学作品不能为了宣传而创作，而应该在行文时在关于陶艺的部分注重向读者传达相关的审美感受。如同川端康成的《千纸鹤》那样，并不仅是就技艺写技艺，而是将陶艺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审美效果共同服务于小说的叙述和情节。同时作者笔下的一段段匪夷所思的情爱故事拥有了更多的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生活感，也更加容易深入人心。最后，文学对陶艺等传统技艺的描写，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再现这些技艺，另一方面需要作者采用正确的写作策略，让艺术为文学服务，而不是抓了艺术，丢了文学。文学的巨大力量不仅在于可以上通下达，还在于现代社会条件下文学表达实现方式的多样化。电视、电影、互联网新媒体等都是重要的文学表达途径，并对引导大众趣味和认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如果当下时代的主流作家能够拥有重视传统的意识，并将其认同付诸于文学创作中，一定能够极大地发扬传统的陶艺文化、促进人们对中国陶瓷艺术的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推动中国陶瓷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现代化之路。提倡文学对传统陶艺等的重视，最终是为了促进我国制陶技术和陶艺市场向良性方向发展。

　　结语

　　在对日本陶艺的飞速发展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的原因进行研究与对比后，人们可以看到中国陶艺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对传统继承不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一方面需要学习的是日本古陶的“师法自然”“自性真空”的纯真、朴实风格，另一方面需要学习日本在陶瓷制造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中日文学对陶瓷艺术不同程度的书写再次证明了“文艺不分家”的重要性。中国文学在恰当处应加强对包括陶艺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描写，并以文学的形式建言献策。文化和艺术的复兴不是一日之事，只有一代代中国人从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努力，这一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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