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论文
2001年11月18日至20日，“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主办者为上海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
在研讨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纷纷就相关议题发表见解，并展开热烈讨论。
王晓明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出发，在发言中率先提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意在重新恢复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思想的互动关系，以应答社会和文化现实，特别是融于其间的重大精神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显示出与研究者所处的当代社会政治、文化或精神现实的直接联系，使它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其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控制；二是对研究者所处的当下重大的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敏感，对尚未被主流接纳的思想萌芽的呼应，以及与当代最活跃的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但进入90年代后，当学界开始检讨80年代的“激进主义”、呼吁建立学术规范时，现代文学研究界也相应地提出要安守本位，不应过执“当代性”而背离“学术性”。受这一主流倾向的影响，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在搜罗细节、体现学术规范等方面颇为可观的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感却日渐淡薄。该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愈益疏远后一种“当代性”，愈益“专业化”、“学科化”的现象?
以上思考，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向上的回应、争论和探讨。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规范”与“思想锋芒”、“艺术敏感”的关系?
夏中义从学术积累和传承的角度出发，强调建立学术规范原是为了精神和思想价值的强化，而非淡出，且不应将“思想”狭义地理解为仅仅是对社会现实和公共问题的应答。
陈思和更呼吁要回归专业研究领域，强化文学研究的“岗位意识”，在具体研究中带入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他看来，80年代的那批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正是以这种审美的、精神的层面，间接地、却又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回应了许多重大问题，从而复兴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
钱理群则对当下学术的生存环境和学院派研究的利弊作了清理。在学术界所面临的体制化和商业化这两大危机面前，他既赞成提倡学术规范，因为真正的学院派研究有利于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他又警示出其陷阱所在，即或者是沦为智力游戏、惯于对材料作技术性操作而丧失学术生命力，或者形成限制和压抑性机制而导致学术霸权的出现。
其次、如何分析和理解“全球化”趋势，进而拓展真正的“全球视野”?
关于“全球化”自身所蕴含的某种悖论，不少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有所意识。一方面，各地域特有的文化符码正逐渐被某种“标准文化”所整合，致使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认同普遍陷入困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和压力，也在不断地提醒并强化着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民族、地域、宗教、性别、阶级、语言等问题的深度理解，从而有可能以更复杂的眼光、更理智的态度面对这一切。
李欧梵对全球化所许诺的自由、平等及文化的多样性等前景表示怀疑，他指出，在无法阻挡的全球化趋势中，所谓“多元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吸收和取代现象已经无所不在，这往往也得到了民族国家力量的支持，并在进入“一体化”的同时表现出微妙的地域性差异。
包亚明进一步阐明，某些地域性现象不仅可以与全球化链条相关联，而且成为全球化渗透到地区性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手段，不应将它们对立起来作二元论的理解。
王晓明认为，所谓全球化，抽象说来是指原本互相隔绝的地区逐渐联为一体的进程，而从具体来看就是指各地区如何联结起来的方式问题。因此，他提出：既然人类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联结为一个整体，那么能否在目前情况下，共同来争取一个不同于西方主导模式的、相对较为合理而公正的联结方式?
第三、如何发掘和处理“本土经验”，藉此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
就此问题，不少学者提请人们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1949年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问题。
蔡翔指出，中国在1949年后的.历史和文化并没有脱离现代想象，此间，文学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倘能全面考察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想象方式，就有可能提取出某些经验，成为我们新的想象资源。
钱理群也强调，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文化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又拥有多种不同的实践模式。如果寻找本土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最主要、也最特别的中国经验。
与此相关，薛毅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认为对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批判，应该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之中。重新定义“文学”现代性，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以西方的标准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进程，而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
第四、如何理解和把握“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
为使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重现生气和活力，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当引起新思路，扩大学科领域，调整研究视野，而“文化研究”在此给人以很多启发。
罗岗首先廓清了目前对文化研究的种种误解，指出将文化研究当作与国际接轨的学术新潮，甚至视之为用学术拥抱流行文化的最佳藉口，这恰恰有悖于文化研究的精神。与其将文化研究当作一套固定的理论家法和知识谱系，不如视之为某种批判的实践精神、开阔的理论视野、灵活的分析方法和权宜的介入策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和活力。
倪伟进一步分析了“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其它优势，诸如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能够精细地剖析社会生活的肌理，等等。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应当确立这样一个目标，即研究意义是如何在文学这个场域中生产出来的，这个动态的意义生产过程当然会牵涉进许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文学生产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实践之间由许多中介环节衔接而成的复杂的互动过程，正应是现代文学研究着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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