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成都近代最早报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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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成都近代最早报刊的发展

　　摘要　本文概述了清末成都报刊的发展，分析了清末报刊呈现出的诸多特点，
　　关键词　清末　成都　报刊
　　
　　清末，成都，作为典型的腹地城市，地处内陆，交通不便，思想文化相对落后，近代化起步也相对较晚，较之沿海开埠通商城市报业的发展晚了半个世纪。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是1898年宋育仁创办的《蜀学报》，它于1898年5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创刊，同年8月停刊，共出13期。馆设尊经书院，由蜀学会主办。总理宋育仁，协理吴之英，总纂廖平。初为半月刊，第4期起改为旬刊。此外，另出《丛书报》一种，为该报附刊。显然，《蜀学报》主要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而创办，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风气。
　　《蜀学报》的创办更大的意义则在于拉开了成都近代报刊史的帷幕。从1898年的《蜀学报》到1911年底在监狱中创办的《游艺报》，其间共跨越14年，成都报业经历了初创启蒙的漫长过程。据统计，14年间共有48份报刊在成都出版，平均每年3.5份。
　　如果排除前后更名和增出等相关性报刊，实际在成都出版的报刊为38份，按年份分布如下：
　　从1898年的《蜀报》起直到1910年，成都报刊业都基本上处于一个缓慢的启蒙阶段，计13年共创办了22份，其中还有4份是旧报刊改名。1911年成都报刊业突然崛起，一年之内出版了26份报刊，这一数量堪可比北京、广州等地。而且再加以仔细分析，我们发现除去创办具体月份不详的5份报刊外，于1911年6月前出版的报刊共4份，6月以后出版的报刊数量则高达16份，另外还有《蜀江》报也于12月复刊。之所以在1911年，成都报刊业出现了迅速的增长，约略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1911年成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从6月起，保路运动进入了一个相对紧张激烈的阶段。群众性的运动推动了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保路运动的领导机关保路同志会非常重视报刊的舆论宣传，积极利用报刊宣传“破约保路”。保路同志会成立后，考虑到“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收罗宏富，印证明确。于是邓慕鲁、朱云石之杂志(《蜀风杂志》)，池汝谦之《西顾报》，江叙伦之白话报，应时而起焉”。在保路运动期间，仅仅保路同志会就先后创办了5份报刊。
　　其次，保路运动突破“和平保路”的范畴之后，社会动荡，政局迭变，时局混乱。各个社会势力群体都急需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寻找到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取得舆论的支持与信任。成都报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办报性质也开始从启蒙民智向政党宣传工具的角色过渡。在1911年12月一个月之间，创办的报刊就多达6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军政部门组织创办。

　　纵观清末的成都报刊，主要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这一时期的报刊处在初发期。对主办者而言，缺乏办报的经验。办报往往缺乏理性的考虑，多体现出文人办报的特点。报刊创办者基本都具备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但多注重刊物开通风气，鼓吹思想的方面，而较为忽视刊物的经营管理，缺乏长期经营的长远意识。许多报刊仅存在一、两期便因种种原因停刊，如《中医杂志》仅出1期，《算学报》总共仅出两期，几乎没有一家民营报刊能有较大影响力：相对读者而言，读者刚刚处于一个对新事物的接触了解的过程之中。直到1911年保路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民众参与与民众动员运动中，报刊在保路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才逐渐为普通民众所接受。以至于有人讲：“四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这争路风潮时代”。
　　其二，这一时期成都报刊办刊时间长短不一，大部分刊物存在时间不长，各报层次参差不齐。这一时期，存在时间较长的报刊寥寥可数。14年间，只有《启蒙通俗报》、《四川官报》、《成都日报》、《四川学报》持续时间在5年之上，而且这几份报刊在持续的几年之中大都变换过报名，经过多次改良。如《通俗启蒙报》，1904年出改良本，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1910年改为《通俗报》，1911年又改为《通俗日报》，同年闰六月再改为《通俗新报》。报名的不停变换，版本及内容的不断改良既是满足人们需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显然也是报刊内外矛盾冲突的结果，反映出初创时期报刊生存状况的残酷现实。
　　第三，民营报刊举步维艰，官营报刊则相对稳定。持续时间在5年之上的4份报刊中，只有《启蒙通俗报》是纯粹的民营报刊，其余报刊都与官方相涉，由官方操办的3份报刊较之其他民营报刊真可谓财大气粗、资本雄厚。《四川官报》由总督锡良直接奏请开办，《成都日报》是“地方官府的言论机关”，《四川学报》则由四川学务处直接负责。这3份官办报刊一是经费有足够的保障。二来可以向下级单位大量摊派，有较为稳定的销量。因此，在民众对报刊缺乏认识、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政治统治的需要与强大的官方资本是这些官方报刊能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就民营报刊言，阅读对象的单一与狭小，办报理念与运作方式的稚嫩，新的公共领域发育不够成熟，这些都是造成民营报刊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其四，与东部沿海城市报刊相比，西部成都的报刊启动从一开始就与外国人无涉。中国的报刊事业最初主要是由外国人启动的，这种情况以广州尤为典型，而成都早期的报刊启动则是在办报已成风气的维新时期，最初的《蜀学报》创办显然是受到清末维新思想的影响。《蜀学报章程》称：“《时务》、《求是》各报既已畅行，蜀中更立此报者，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邻省，故与各报体例略有不同”；“首恭录谕折，次论撰，次近事，及分纂官、士、农、工、商五门成就”；“取有关实用，可以考镜得失。不分中外”。从《章程》中可以看出，《蜀学报》主要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意在昌明蜀学，开通风气。事实上，《蜀学报》不论是在办报思想，还是体例上都深受《渝报》的影响，以至有人认为它就是《渝报》在成都的继续。在成都最早出现的由外国人主办的报刊是1907年由华西差会顾问部负责的《华西传教士新闻》(The West ChinaMissionary News)，这份报刊最早于1899年2月在重庆创刊，1900年8月左右迁至上海出版，半年之后再返回重庆，直到1907年1月才迁至成都出版。与沿海口岸城市相较，外国人在成都创办的报刊数量极为有限，整个清末仅有《华西传教士新闻》与《华西教会报》在成都出版过，而且这两份报刊都是以刊载传教士与教会内容为主，很少涉及地方事务。这种与沿海城市构成的巨大的差别，或多或少地证明了罗志田先生所说的西学东渐的“不同步”现象。缺少有力的外国报刊的竞争与西方的压力，在客观上有助于成都本土报刊的常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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