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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边缘群体产生机制探析
【摘 要】城市化过程都会出现人口向经济发达城市的流动，在这个过程初期不可避免地出现城市边缘群体，由于我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制度安排，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出现有许多特有的产生机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形成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揭示我国城市边缘群体形成的独特性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城市边缘群体;产生机制;制度障碍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各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或省会城市，他们享有独特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等，其发展速度和深度远远领先于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但由于国家对人口流动的严格限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很少，少量的人口流动，往往带有政策性，如知青下乡、知青返城、边疆移民等，这种政策性人口迁移，由于政策上的协调或是由于这种移民往往是“由上而下”的人口迁移，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边缘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家陆续出台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加上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业已拉开，在政策和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城市边缘群体。本文在梳理有关边缘群体概念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该群体在制度身份、经济地位、文化水平及心理表现上与城市本地居民的差异，分析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形成机制。
二、城市边缘群体的概念界定
什么是“城市边缘群体”?目前在学术界争论纷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学科来定义它。李尚敏认为：城市边缘群体主要指那些虽然移居、生活在城市中却基本游离于城市现代文明之外的人群，他们通常聚居于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多数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人们称之为外来民工)组成，其典型代表是民工潮中“沉淀”下来的、久居城市、逢年过节才回老家看看的农民工。魏丽艳认为：“所谓边缘群体是指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从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来却未能完成非农化和城市化转变的，即未被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完全接纳而处于两种社会角色边缘的人的综合体。程为敏认为：中国的城市边缘群体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人都会处于边缘状态。只有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农民才会成为难以被当地文化同化和吸纳的边缘人。
从上述一些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城市边缘群体的主体是进城务工而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本文将城市边缘群体界定为：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欠发达地区分离出来进入相对发达地区谋生，却未能在文化、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完全融入到当地居民之中，处在尚未被当地同化和吸纳状态下的人群的集合体。这样，农民工就成了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从中西部欠发达城市分离出来到东部等发达城市中务工的、而未被发达城市同化和吸纳的工作人员也是城市边缘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影响我国城市边缘群体产生的因素
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是受到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所左右的，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差距、文化差距及不同心理表现，都促进并维持了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存在。
(一)制度因素
城市边缘群体形成的背后，是我国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起作用。王春光和郑晶晶将这些制度概括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组织制度、人口迁移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这些具体制度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开来，使其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这些制度因素中，户籍制度是核心和关键，我国的户籍不仅是公民的一种合法身份标识，也是享受一系列公民权利的依据。产生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制度因素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任何时代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未曾遇到过的，也是我国农民融入城市、摆脱边缘状态的过程中最难逾越的障碍。
(二)经济因素
形成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经济因素分为经济发展因素和经济格局因素两个方面。魏丽艳认为，城市边缘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大量出现是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李尚敏、朱同丹认为，形成边缘群体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存在着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从1955年到1985年，3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几乎在相互独立的环境中各自发展。这一时期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重点发展城市工业经济，城市经济在这30年中从解放初期的一片烂摊子发展到有较强工业基础的工业化经济，而且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村经济基础上的。巴志鹏通过研究发现，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这种一抽一补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拉开，这一方面促使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使得进城的农民无法与市民“平起平坐”而处于弱势、边缘地位。
(三)文化因素
城市现代文明与农村传统文明的巨大差异构成了边缘群体形成的文化因素。程为敏认为边缘群体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边缘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城乡两种文明的巨大差异出现在像我国这样的所有迟发展中国家。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时，大都已经形成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落后农村与现代城市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从传统农村社会进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农民很难适应和融入到城市现代文明之中，同时现代城市文明也很难接纳远远落后的农民。这种相互间的文化排斥，加剧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疏离状况，固化了城市中的边缘群体。
(四)心理因素
边缘群体对城市生活的不认同和城市居民对边缘群体的不接纳，导致边缘群体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摆脱边缘状态。我国农村经济相对城市经济虽然发展缓慢，但却一直把几亿农民维系在土地之上而不至于流离失所。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绝大多数农民已无冻饿之忧，他们在农村生活自由、舒适程度并不比城市打工生活差，他们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想多挣些钱回家盖房、娶亲，尽快地致富，等他们挣够了预期的钱后就会返回原住地，过他们熟悉的家乡生活，他们没有改变边缘状态，融入城市生活的强烈愿望。就城市居民而言，他们基于城市经济的优势地位，会产生一种群体偏见，对外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持排斥心理。这两种心理使边缘群体的存在得以维持。
四、总结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对我国当代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做以下判断：
第一，制度因素对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产生和维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人口流动是受到一系列政策影响的，从1955到1985年，30年的时间里，一系列制度安排严格限制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村与城市之间、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不是市场作用下的自由流动，而是已经政府的指令进行的政策性流动;当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大规模人员流动时，表面上看是由于市场机制调节下的自发行为，但依然是在政策松动前提下进行的，并且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将流动人口隔离在市民生活之外，维持着城市边缘群体的存在。制度因素造成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隔离和不平衡发展，也是上述所分析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形成的基础。
第二，经济因素将维持我国城市边缘群体的长期存在。我国城市出现的边缘群体不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社会现象，也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一方面是由于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会持续分隔市民与流动人口，形成两个制度安排群体;另一方面是边缘群体在城市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市民不愿从事的，并且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内容又是城市发展所必须的，如维修业、小吃餐饮业、建筑业和家政服务业等。边缘群体与市民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激烈的竞争关系。在制度隔离和经济共生的共同作用下，城市边缘群体将长期存在下去。
第三，文化和心理因素使我国城市边缘群体有较强的人员流动性。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边缘群体的主体――农民工群体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他们也很难为城市生活所接纳，在文化层面上他们有拒绝被城市文化同化的倾向，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浙江村、河南村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在城市谋生，却没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加上农民工与农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在农村有可以维持其生存的田地和居住的房屋，他们进城的目的就是挣钱，没有融入城市、在城市定居的强烈愿望。这样他们会依据不同城市中挣钱的难易程度而快速流动，会不断有达到预期目的(挣到预期的钱)的边缘群体返回家乡摆脱城市边缘的状态，也会不断有为同一目的而进城的人员形成新的城市边缘群体。
参考文献
[1] 程为敏.社会流动中的边缘群体[J].农村经济与社会， 1994(3).
[2] 李尚敏.边缘群体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江南大学学报，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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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春光.农民工在流动中的社会体制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4).
[6] 郑晶晶.社会问题之边缘群体问题初探[J].理论与探索， 2013(22).
[7] 李尚敏，朱丹同.边缘群体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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