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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伦理剧情节设置的雷同性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开始兴盛，其蓬勃发展的态势不亚于谍战剧、宫廷剧，也出现了体现普通百姓生活的一些优秀剧目。但在一些家庭伦理剧中出现了创作上的瓶颈，叙事模式化现象严重，人物设置雷同，情节照搬照抄，其中情节设置雷同的现象已经使电视剧的发展严重滞后。好的情节设置是挖掘人物背后的人性，提升观众对生活的理解高度，引领大众艺术的行为和价值，而不是一味地讨好观众，取悦观众。为此，本文针对家庭伦理剧中的情节雷同现象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伦理;雷同;情节
1990年作为家庭伦理剧发展的一个标志，是因为《渴望》的出现。[1]而对于家庭伦理剧这一概念的界定，一般都会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入手。狭义的家庭伦理剧专指反映家庭成员之间人伦亲情和矛盾纠葛的电视剧。这类伦理剧侧重表现的是一个家庭内部喜怒哀乐的故事。[2]在本文中谈到的家庭伦理剧指的是广义的家庭伦理剧，它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爱情等人伦道德情感为主线，展开人物关系时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表现理解、宽容、仁爱等主题的电视剧。但家庭伦理剧发展至今，出现了创作上的瓶颈，叙事模式化现象严重，人物设置雷同，情节照搬照抄，其中情节设置雷同的现象已经使电视剧的发展严重滞后。
情节是什么?情节就是指那些能够表现人物性格及人物关系的事件。通俗一点讲，情节就是有因有果的事件。围绕一条线索继续下去，就构成了情节线索。如果在某一事件的设置上使事件向另一方向发展，就构成我们剧作中所熟知的情节点。众所周知，电视剧更讲究情节冲突的外在化和复杂性，起伏跌宕的冲突才有可能使故事情节更长久地延续下去。在电视剧中，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情节，冲突是情节的基础和动力，它推动情节的发展。因而，电视剧的情节设置越强烈，矛盾冲突越大，越能引发观众的窥探与好奇。现在电视剧创作的怪圈就是将这样的情节桥段来来回回地应用，“狗血”的剧情，煽情的设置，粗糙的制作，以此赢得收视率和利益。好的情节设置是挖掘人物背后的人性，提升观众对生活的理解高度，引领大众艺术的行为和价值，而不是一味地讨好观众，取悦观众，媚俗的行为只能让观众反感，甚至排斥。笔者梳理了近20年的家庭伦理剧，发现其中情节设置雷同现象严重，为此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家庭伦理剧情节设置的雷同性以及如何避免或改善情节设置的雷同。
一、婚姻关系中传宗接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碰撞与融合的情节表达
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最能体现在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中，许多的电视剧都以此作为主要情节展开叙述，尤其是老一辈传宗接代的思想更是成为情节创作的源泉。这种观念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矛盾的设置也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要想将这种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碰撞的火花展现得更好，我们不仅仅在情节线的表述上，还应该在生活细节的各个侧面，即在情节点的设置上可以更加戏剧化、生活化。在电视剧《天真遇到现实》《幸福从天而降》中，都涉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情节设置上出现了婆媳间由于生孩子问题产生的种种矛盾。媳妇能不能为夫家传宗接代的问题成了一大矛盾。这两部家庭伦理剧在情节处理上，一种解决方式是媳妇为夫家添丁的喜讯和解了婆媳矛盾，另一种解决的方式是婆婆最终以一种告慰祖先的方式来达到内心的和解。虽说在情节设置上也只能呈现出这两种解决方法，但是我们能否避开旧有的传宗接代思想和重男轻女的思想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实在是剧情的需要，那么创作者可以在情节设置上细化到思想的骨髓，比如公公婆婆家传统的旧有思想无法在儿子这一代消除，思想无法开明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点，这样创作者在情节设置上就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来叙述儿子的两难，再通过林林总总的小事展示出这种思想的弊端，或者以最终不能达到和解作为结局也未尝不是一条新的尝试。
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无论是谁占了上风，都不能说明是谁主宰现代社会的观念，形成独大的局面。后现代社会的包容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正是在一种新的语境中错综复杂存在着的。因而电视剧的创作也是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但后现代社会的娱乐化、利益化致使一部分粗制滥造的电视剧登上荧屏，虽然也饱受诟病，但却没有实际的措施予以制止。
二、以婆媳矛盾为主的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引发的情节相似性
家庭伦理剧又可以按照其主要表现的题材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表现当代夫妻婚姻关系的，如《新结婚时代》《中国式离婚》《半路夫妻》《前妻回家》《马文的战争》《闪婚》《裸婚》《牵手》等;二是表现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如《咱爸咱妈》《家有九凤》《儿女冤家》《浪漫的事》等;三是表现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亲情树》《大姐》等;四是“婆媳剧”及其变种“女婿剧”，如《媳妇是怎样炼成的》《当婆婆遇上妈》《婆婆来了》《丈母娘来了》《新女婿时代》等。这些电视剧尤其是在表现婆媳矛盾时，往往由不同的价值观导致冲突，有的体现在勤俭节约的美德上，婆媳的各自表现令矛盾加深。现在的家庭伦理剧都集中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表现“80后”的家庭伦理剧也蔚然成风。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在消费观念、审美诉求、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与老年人不同。时代的不同、成长环境的不同都直接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观念上的差异，表现在婆媳关系的问题上，就更加夸张地显现出来。《双面胶》这部作品展现了一个上海媳妇和一个东北婆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涉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生活习惯、地域差异、消费方式、知识背景等，从对日常生活状态近乎白描式的表现中，揭示出当下社会家庭中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与冲突。《媳妇的美好时代》关注新时代婆媳关系，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展现了媳妇与两个婆婆的复杂关系，重在换位思考解决婆媳之间的矛盾。《婆婆来了》依然是农村的婆婆和城市长大的媳妇之间的各种摩擦，依然不能逃脱生活习惯、地区差异、知识背景的各种迥异现状而导致的婆媳矛盾。
三、外遇问题、“小三”现象引发情节的雷同性
《牵手》一炮打响了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小三”问题，婚姻中的外遇问题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为敏感的话题。尖锐的话题、滥情的表达都增强了情节的表现力。无论是怀揣爱情无意中成为的小三，还是直接让爱情做主想上位的小三，抑或是贪图金钱受制于现实压力的小三，这些人物形象都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不能公开示人，她们背负道德舆论的压力，活在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现在的电视剧创作针对小三的敏感话题进行创作，有的创作者甚至无视道德的底线，直接揭示了小三内心的苦闷与爱情的彷徨，有悖于正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理所应当受到批驳的人物形象反而受到了同情，这一类电视剧尤其是《蜗居》表现得最为明显。情节是有因有果的事件，小三因为自己的私欲和爱情全然不顾道德与良心，来伤害别人的家庭与婚姻，必然应受到该有的“回报”。如《保卫爱情》中李强的秘书彭小娟，在发现自己有了男主角的骨肉之后，立刻就冲到了女主角谢玉兰的面前与其摊牌，希望实现自己的“上位”，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她的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又如《让爱做主》中，设置的两位第三者都在此列，其中的娄嘉仪，在与耿林正式发生不正当关系后，做出了一系列逼迫其离婚、到耿妻刘云的单位闹事等行为。而另一位第三者曹诗睿，则在情人王书去世以后，想以孩子为要挟，向情人的妻子摊牌，令其承担自己出国留学的费用。然而对于“夺爱”型的第三者而言，她们欲望的实现都只是一时的，因为从其最终结果来看，她们往往受到某种“恶有恶报”的惩罚，或是失去孩子，或是她们所希望倚仗的男性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回归家庭而结束了与她们的不正当关系，使她们落入“人财两空”的境地。《婚姻保卫战》既表现了现代社会婚姻中人们对于婚姻的捍卫与保护，也折射出转型期社会婚姻的信任危机，暴露出种种伦理道德问题。《牵手》《蜗居》《中国式离婚》《婚姻保卫战》《大丈夫》《来来往往》《让爱做主》《离婚律师》等电视剧中的“小三”现象、外遇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创作者没有站在女性的视角来直接批判男性的贪婪与自私、虚伪与道貌岸然，而以男性本位的宽容心态为男性的出轨甚至抛弃妻子找到借口。在创作中就应该让这些角色受到良心的谴责，恶有恶报的情节设置虽有一些幼稚但却有大快人心的心理诉求。电视剧的功能之一确实需要教化人的心灵，而不是模糊人们的道德，使舆论不具有批判性，只有进行深入的批判和重塑现代社会的道德底线，观众才能在现实生活和艺术中找到真、善、美。
伦理道德与新价值观念的碰撞与重构，仍然要回到人类传统的人文关怀、人伦亲情与道德的回归，这是创作者应持有的一种姿态，更是引导观众的价值回归，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才能让新的伦理秩序慢慢建立。新的“小三”伦理情感是建立在对原有家庭的伤害和亵渎上的吗?我相信，无论是什么样的创作都应该回归到人本性的真、善、美。
四、区域性差异引发的家庭矛盾
中国家庭伦理剧创作一直存在区域性差异，这也更能创造矛盾和冲突，导致在情节设置上有许多雷同。不同城市间的生活习惯和历史痕迹导致的观念上的差异，南方和北方在组成家庭后的不同遭遇及由城市和农村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产生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这些都从大的情节表现上造成了一定的相似性。比如《双城生活》着重表现了上海、北京大都市生活中的家庭婚姻状况。《新结婚时代》讲述了农村出身的何建国和城市中顾小西的婚姻生活，城乡和家庭教育背景的差异，令他们的婚姻生活出现摩擦和分歧。现在社会流行的凤凰男留在大城市生活的电视剧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背景、亲属关系、受教育环境直接导致的双方家长的矛盾冲突。这种大情节的设置正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造成的社会现象。
家庭伦理剧在情节设置上都在关注普通百姓的普通生活，讲述百姓的日常琐碎的生活，让观众更好地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同时给予观众审美愉悦和消遣放松。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创作姿态，传统的人伦亲情与道德伦理的回归，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作为大众化的传播媒体，电视毫无疑问为大众构建了一个最为广泛的公共空间。在观看活动中观众自发地议论、褒贬、争辩，为此，使电视成为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民间思想论坛。而电视剧作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节目形式，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人们交流思想、商讨解决困境的最佳方案、探讨伦理尺度与人物命运关系的公共话语空间。“观众乐于谈论电视剧的情节发展、褒贬各类人物的行为动机，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家人纳入到故事的各种关系中进行对比。”[3]但是家庭伦理剧却遭遇到困惑，情节雷同现象严重，为此笔者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个人的对策性建议。
第一，创作者的创作态度。急功近利的创作姿态要不得，首先创作者需要对自己的人物负责，对自己创作的情节、结构负责，出现雷同现象极力避免，并从中创新。
第二，制作者对于剧情模式化现象的改进。制作者不能一味地向市场靠拢，而不顾观众的审美疲劳，制作者“把关人”的角色一定要严苛。
第三，审查制度的确立。对于电视剧情节设置的雷同性，审查环节中要给予修改的空间和时间。
总之，通过对电视剧情节雷同现象的探讨及改进，能对当前家庭伦理剧的创作和发展起到现实的实践意义，也是此文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戴清.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3.
[2] 邵燕.中国家庭伦理剧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3] 中国电视剧的伦理诉求与收视心理[A].曲春景，等.中美电视剧比较研究[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53.
[4] 李志川.家庭伦理剧的兴盛与困惑[N].文艺报，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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