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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两种转移模式思考
内容摘要：关于如何改变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状况，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两种不同的要素配置模型。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近乎无限供给，因而，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西奥多·舒尔茨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与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不足；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人口质量和向农村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与这两种模型相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即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这就存在着如何评价上述两种模型与两种模式的问题。关键词：要素配置模型，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福利状况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源或要素的配置状况。要确保农民的福利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优化资源或要素的配置。但是，如何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呢?阿瑟·刘易斯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输出过剩劳动力；西奥多·舒尔茨则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人口质量以及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客观地说，这两种模型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两种模式：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一、刘易斯与舒尔茨要素配置模型的比较
威廉·阿瑟·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是战后最早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教科书之一。在这部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即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论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其独特的思想观点一直被大量文献所引用。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说是以刘易斯这篇论文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为基础的。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说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将会有效抵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就会上升，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就会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效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在刘易斯看来，这是一种只有正效应而没有负效应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特点相联系，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往往表现为潜在性的剩余或隐蔽性失业。之所以称之为潜在性的或隐蔽性的失业，是因为实际上很难分清楚哪些劳动力是剩余的或失业的。虽然有些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但因为所有农业劳动力平均产出为正数，平均净产出也可能是正数。然而，这并不排除存在着下述情况的可能性：即当一定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引起总产量的减少，还有可能引起总产量增加。况且，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业劳动成本的降低，还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农村变化现实，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应当说是刘易斯模型在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但是，刘易斯的模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不仅表现在这种模型一提出，就遭到包括戴尔·乔根森在内一些学者的抨击，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比较效益趋于均衡，并没有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确认。实践向理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对农民流动或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农民流动只是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农民流动不能仅仅考虑农民流动这一因素，还要考虑伴随着农民流动，其他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的配置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状况，又会反作用于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形成一种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
如果说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舒尔茨的主要贡献则是创建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以他毕生的研究得出如下原创性的结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精辟分析，使他和刘易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创立的经济模型与舒尔茨创立的经济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相反的。如果说刘易斯强调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是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那么，舒尔茨则断言，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供给不足。1980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在上海聆听舒尔茨对这个问题的讲解。舒尔茨说，把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劳动力过剩，是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就会自觉地用提高人口质量来代替人口的数量，使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质量的提高、智力的发展，人们就会有可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拐点，即由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种态势必然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舒尔茨由此断言：农民完全有可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下，实现尽可能高的产出。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要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的宏观条件。如果现实的经济运行不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而是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妨碍诸生产要素流向农业部门，妨碍了农民的经营自由及其经济理性的实现。舒尔茨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农村土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是越来越重要的。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人才是关键性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水平及改善穷人的福利。舒尔茨还创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人均高收入与人均低收入各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技能及知识的重要性上升。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劳动力过剩；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与人口质量低相联系的社会分工不发达以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投入不足。换一种说法，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力数量过多；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质量太低。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模型，人们很难作出厚此薄彼的简单结论，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同时(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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