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证方结合研究的思路

有关病证方结合研究的思路

摘要：目的探讨病证方结合研究的思路。方法通过研究病证结合与方证相应的历史，分析辨病治疗、辨症治疗与辨证论治各自的优劣，总结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里程，提出病证方结合研究的基本思路。结果复制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以方测证、方证相应的研究方法和为病证方结合的临床诊疗标准提供参考是病证方结合研究的主要思路。结论通过病证结合复制动物模型、通过以方测证的应用，可以把中医学中的病、证、方、药密切结合起来。有助于中医药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和提高临床的辨证治疗水平。

关键词： 病证方 结合 思路

　　病与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获得对疾病的认识，形成各自不相同的分类标准，自成体系；病与证不同的分类体系，又形成了辨证论治与辨病治疗的临床诊疗模式。通过对中医证与西医病的结合研究，系统观察及探讨不同西医疾病的中医病机及演化规律，异病同治的理化指标变化规律，建立有针对性的病证结合的证候诊疗生物学指标体系，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临床的良好切入点。将方剂与证候相结合进行研究，架起理法与方药的桥梁，探求方剂与证候间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有利于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与临床疗效。开展病证方结合研究，有助于丰富与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与诊疗方法，对证候的客观化、数据化，对揭示经典方剂的作用机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病证结合与方证相应的历史

　　中医历史有对病治疗、对症治疗与辨证论治之理论发展过程，病与证在中医理论中均有应用。早期以对病、对症治疗为主。《黄帝内经》［1］以病名讨论的专篇体现了疾病诊断的应用情况，而《素问· 至真要大论篇》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蕴含了辨证论治之意，而”病机十九条”则为辨证提供执简驭繁的法则。在辨病与辨证的基础上，《黄帝内经》萌发了病证结合的思想，如《素问· 痹论篇》先辨痹病，后辨其病因；《素问· 痿论篇》将脏腑辨证寓于辨病之中；《素问．厥论篇》将经脉分证寓于厥病的辨病之中；《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建立了以病为纲、按病论述、据病立法、病分各类、逐类设证、因证制方、按方用药的体例系统模式。病、证分类体系至少在东汉以前均被中医采用，甚至可以说，病的分类体系应用得更广泛，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病证结合亦同时萌芽。

　　辨病治疗、辨症治疗与辨证论治［2］各有优劣。辨症治疗存在不足，而辨病治疗往往采用的“以病试方，以方探病”的经验用方模式，存在盲目性。且因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被认识到的疾病种类有限，对大多数疾病的认识不足，不能把握其发展、演变规律与结构功能变化特征，难以满足临床对未知疾病诊疗需求。东汉以后，虽然辨病诊治模式及经验积累仍延续着，但辨证论治便于掌握应用并能取得疗效，为更多的医生所接受并得到推广，且辨证模式采用了类比方法，符合比类取象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利于辨证模式的发展。因此，以证为基础的疾病分类体系与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受到重视并不断发展，对病治疗逐渐落入于次要地位。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医学［3］传入中国，两种医学模式互相碰撞，又诞生了西医病与中医证的病证结合模式，中西医汇通及衷中参西等均属此类。如张锡纯在谈到对霍乱的诊治时说“用显微镜审查此病之菌，系弯曲杆菌，……即为霍乱无疑也，至于细审此病之凉热百不失一，当参霍乱方及霍乱治法篇，自能临证无误”［4］，体现了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施治疾病的病症结合临床模式。目前西医诊病、中医辨证的治病模式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不少学者将病证结合归之为西医辨病（诊断）、中医辨证（论治），并肯定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病证结合模式。

　　方与证［5～7］联用构成了一个新的名词，方证是应用某一方的临床指征或依据，特指某方剂所针对的病机（理法）所表现出的证候。方证是中医几千年来临床实践的结晶，反映了方剂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张仲景据神农学派和《汤液经法》》的主要内容，按照方剂组成和适应证，设立了《伤寒论》的方证体系，该方证体系的特征是病下系证，证下系方，方随证出，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一体。《千金翼方· 卷９ 序文》“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需有检讨，仓卒易知”首次提出了方证一词。清代对方证进一步发挥，柯琴列伤寒论桂枝、麻黄、柴胡、黄连等方（汤）证３０ 种，统辖仲景百余方治，此举使汤证之法确立于世。徐大椿经多年研究，不类经而类方，从流溯源，将仲景１１３ 方进一步归类于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１２ 类，各类主证中，先出主方，随以论中用此方之证列于方后，成为以方类证，证从方治的一派学说。方证学说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江户时期古方派医家吉益洞蓍《内聚方》就是在孙思邈“方证相应”的启发下形成的；日本伤寒学派常以方证相对派自居。以方测证是方证相应的应用，以方测证，方证相应是以“有是证用是方，用是方而治是证”为原则，强调了方剂对证候治疗的针对性，提高临床辨证论治水平及疗效。以方测证与其它辨证方法有明显的思维差异，是一种从方证到理法的逆向辨证方式，而其它辨证方法都是以理法分析为前提，进而达到遣方用药的临床实践目的。

　　中西医结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诊疗上还都是泾渭分明，很难进行融合。而通过对中医证与西医病的结合研究，系统观察及探讨不同西医疾病的中医病机及演化规律，异病同治的理化指标变化规律，是中西医结合研究与临床的良好切入点。但目前的病证结合研究主要集中在临床研究方面，而临床研究又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病例的选择、影响因素的控制等等，使病证结合研究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进展。因此，复制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进行病证结合研究就很有必要。通过复制既具有西医病的特点，又体现中医理论特色的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制定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再应用相应的方剂进行以方测证，对所建动物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病证的生物学基础，同时还可以探讨方剂的作用机理。
　　2 病证方结合研究的思路
　　２．１ 复制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近几十年来，在中医实验动物模型的研究与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至今中医动物模型已涉及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等二十余种证型［8］的研究方法、思路及各种检测指标等，已建立了百余种证的动物模型。证的模型曾为中医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证的动物模型研究亦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地，其中最主要的难题是：采用单纯现代医学疾病动物模型进行中医药研究难以体现中医药的理论特色，而现有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研究长期停留于造模阶段，难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实际应用，更缺少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系统研究，这就是中医科研动物模型的研究困境。

　　我们认为在进行中医应用基础研究时应先侧重进行病证结合模型的研究。一个证通常包括多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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