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背景知识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谈文化背景知识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文化背景知识在阅读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从词汇、句式和语篇三个方面对语言中的差异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阅读理解　文化背景　差异

一
阅读是一个较复杂的认知过程，它所涉及的因素很多，一般分为语言因素和超语言因素，前者指阅读主体对英语词汇和语法知识的掌握，后者则指阅读主体的认知能力、阅读技巧和习惯、语篇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等方面的情况。
传统的外语教学往往把重点放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教学卜，因而外语阅读训练是一种逐词分析词意、逐句分析语法结构以了解句意的模式。不可否认，在外语学习的起步阶段，这种训练模式有它积极的一面。然而，在语言材料中的生词量以及句子结构的复杂度适中的情况下，仍然时有不解文意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阅读主体缺乏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
国外对阅读理解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阅读教学上反映为三种模式：(1)“自下而下”(bot－tom-up)模式：强调低级地对字词的理解以获取对全文的理解；(2)“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强调阅读主体的背景知识在理解中的作用，认为阅读是一个主体的背景知识对语篇不断选择、预测和证实的心理猜测过程；(3)“交互作用”(interactive)模式：认为阅读理解既是对语言文字的低级处理过程，又足『蒯读主体的背景知识的运用和处理过程，“图式”(schema)是阅读理解的奠基石。
图式理论(Schematheory)强调背景知识在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阅读理解研究的新方向。背景知识是已知的知识，存储于大脑中，称为“记忆图式”。在阅读时，理解语篇的关键在于正确地使用背景知识填补文中未叙述的，非连续的事实空白，使其连续，使语意丰满、连贯，同文中其它信息连成统一体，顺利完成理解过程。
在阅读外语语篇时，所缺乏背景知识主要是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阅读主体会因无法填人或错误地用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填人理解中的事实空白，而严熏影响他们对语篇的正确理解，一般表现为阅读缓慢、曲解原文、理解不全面等，尤其是不能做出准确的推断和预测。例如，在对《大学英语》第一册第五单元的学习过程中，不少学生由于缺乏对圣诞节这一西方传统节日的了解，尽管他们可以接受节前许愿这一情节，却不理解壁炉旁悬挂长袜这一做法，对文中提到“chimney”一词也感到困惑。这就是由于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所以，在研究影响阅读理解的诸多因素时，不能不注重文化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二
在我国目前一个阶段，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被人们注意，而语言和文化本来就有着渊源而密切的联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Sapir)在《语言论》中把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所做和所想的是什么”。后来的学者把文化分为“大写字母的文化”和“小写字母的文化”两类，前者包括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哲学、科技成就等集中反映人类文明礼貌的各方面；后者把文化看作一系列的特征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社会组织、相互关系等。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而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不断将自己的精髓和特征注入到语言，使语言带有文化中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特色。
某一民族的成员在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掌握本民族的语言。而不同民族所拥有的文化是不同的，他在学习其它民族语言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异于本民族的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干扰。这种干扰多由包括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的“小写字母的文化”产生。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是进行语言符号(词汇、语法等)的教学，还在于培养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语言的运用和交际能力。这一点现在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已把包括文化素养在内的交际能力列入外语能力要求中。前苏联从70年代起也大力开展文化与语言的研究，开设了一门重点在于语言单位的文化内涵研究的学科：语言国情学。通常，这种文化差异可以从词汇、句式和语篇结构上进行分析。
三
对语篇中的词语的理解是理解全篇的起点和基础。书面的词语在物质形式上实际是一些图形符号(symbo1)，语义学认为这些符号和符号的所指物(ref-erent)共同构成词语。而词语的涵义则建立在符号和所指物的对应关系上的。理解词语的过程是一个认知主体在看到符号后联想到所指物的过程。显然，符号和所指物的对应好坏直接影响着对词语的理解，一旦对应关系未建立或错误建立，主体就会错误地理解词语的涵义。然而，传统的词汇教学要求学习者简单地按生词表熟记单词拼写以及作为这个单词词意的一个或几个中文词语。这样．学习者的理解过程是由英文符号到中文符号，再由中文符号映射到实际所指事物的过程。于是，受母语中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学习者无疑会在理解过程掺入附着在这个中文词上的汉民族的文化，使外文词语错误地指向含有中文文化的所指物上。有时，两种词语的词义和它所带有的文化色彩是相同或相似的。以英语里的“f0x”与中文的“狐狸”为例，两个词除了指一种动物外都隐含“狡猾”的意思。然而，有些却大相径庭，如”dragon”与“龙”。
中国人习惯把龙视为权力、吉祥的象征，而在英语文化中，“dragon”被看作一种神秘的，邪恶的怪物。再如，“suburbaninhabitants”与“郊区居民”。中文里一般把郊区与偏僻落后相联系，“郊区居民”于是指那些社会地位不高，收入有限的人。而在欧美，由于城市中环境污染，交通拥护等问题，有钱人往往迁到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郊区居住，所以“suburbaninhab．itants”指“住在郊区的有钱人”，与中文截然不同。再如，俄语里的“白桦”有喻指“祖国”、“俄罗斯少女”的意思，而中文里的这个词却没有附着这种含义。
所以，在词汇教学中，不能简单地用字母进行单词释义，应该尽可能地使用外语并补充该词可能隐含的意思，指导学生正确理解、掌握。
四
在句式结构和语篇组织上，这种由文化造成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西方语言往往以句子的谓语动词为中心，以主谓结构为主干层层扩展句内其它成分。动词(以及名词、代词等)复杂的形式变化涵盖了句子大部分的结构信息、功能信息，甚至语义信息。以英语句子为例，谓语动词不仅表意，在形式上还表示了时态，主谓施动关系等，而且还和其它非谓语的动词在形式上严格相区别，规定非谓动词只能用相应的非限定形式，因而动词有不定式、现在分词、过去分词之分。有些语言(如德语)把这种词形上的曲折变化扩大到名词、代词上，使在句中充当不同成分的名词、代词有多达四种格式的变化。因而，西方语言大部分句子可以从形态上看出各成分之间的层次组合关系。
虽然中文句子的基本结构同大多数的两语一样是主谓(宾)结构，但最基本，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中文句子重意合而非重形合，它可凭借词序以及词语的内在意思反应句中各成分的关系与层次。而且中文句子的谓语动词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曲折变化，对时态与主、被动关系的表示往往通过加词解释或通过下文暗示如“我将要吃饭”和“我吃过饭了”；以及不分主、被动关系的句子，如“一间屋住两人”与“两人住一间屋”；甚至省略谓语“八人一桌”与“一桌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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