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电子时代艺术的异化

探析电子时代艺术的异化

摘要：立足于艺术复制的手段、文化工业的新兴、大众传媒的兴盛等现象，运用异化理论，试图分析逐渐异化了的当代艺术的危机，借此来观照艺术与技术之间二元消长的关系。

关键词：异化　超真实　文化工业　大众传媒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的第一版序中提到:“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 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以延伸一样。”
在当代社会，数字化正在从技术和意识层面不断的异化着身处其间的我们，它们在不断提高我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的控制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思想行为的方式，以至于连我们自己都开始迷惑，越来越高端的数字化工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电脑、网络的普及，到底是被我们物尽其用了还是最终导致了“人为物役”的局面。
　　1艺术对象世界的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就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并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一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直接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了异化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之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此而形成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
在后现代主义大师波德里亚的思想中反复在强调一点，即由生产主宰的现代性时期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由拟象和新形式的科技、文化、社会所构成的后现代时期。这种以人被丰富的物包围为特征的消费中心论的社会，消费品成了记号，人们对物品的消费不再是真实需求，消费品成了符号的能指系统，商品作为符号，不再具有真实的所指，能指系统空前活跃。这一情况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使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拟象的时代，拟象不再是对一个领域、或者指涉性存在、本质的模拟，他以模拟来产生真实。拟象不是将不存在变成存在，假变成真，而是“破坏真实的任何对照，将真实吸收到自身之中”。
在我们以往的观念中，艺术是艺术家呈现给我们的源于真实却又高于真实的东西，是艺术家特殊的主观思维的展示，在过去，艺术家在自己的潜在创作意识中是渴望被理解被接受的，可以这样讲，在传统的艺术创作中，从公元前4世纪一前6世纪这段时间开始，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学说，影响以及制约了差不多二十多世纪的西方文艺的发展道路，直至公元19世纪末，“摹仿”几乎一直都是西方文艺界的主线。艺术家总是希望借助我们熟悉的现实作为摹本，通过创造一系列的艺术形象，以期在艺术的熏陶下受众的精神可以得到“净化”。可是现在，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取代了艺术创作中作家主体意识的注人，艺术及艺术家本身的神圣性或精英性也因为大量技术手段的涌人而被颠覆。
“复制”成为当代环境下艺术异化的开端，这既是一个数量的概念，又是一个手段的名称。正如本雅明在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在“机械复制时代”中，虽然时空对艺术品的限制得以解决，但原作的“本真性”或“韵味”受到损害甚至消失了。后现代时期的机器是“复制的机器而不是生产的机器”，它对于我们的美学再现能力，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过程的美学体现往往倾向于更为舒适地滑回到内容的主题再现中—回到关于复制过程的叙述中去。
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被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拟象”充斥。“真实不仅成了可以被复制的东西，而且总是已经被复制出来的东西:“超真实”，于是我们生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整个世界都趋近于一种超真实。“真实不再是一些现成之物，而是人为的生产出来的真实，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而是变得比真实更真实了”，就好比“广告或时尚电视剧宣传的理想服饰;计算机书册中提供的理想计算机技术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模型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超真实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夷平了……类象开始构造现实”。
此时艺术所模仿的世界，在高科技的手段下逐渐消退了真实性而变成了“超真实”。
　　2艺术创作的异化
高端的技术手段不仅仅异化着我们熟悉的艺术的对象世界，而且还使现在的艺术创作异化为一种生产，并催生出一种叫“文化工业”的现象。

人们常用“爆炸”一词形容电子传播媒介体系提供的信息数量。或许可以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只有在电子时代才名至实归。在某些历史时期，文化生产是日常现实的一个“他者”—文化生产意味了指向日常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维度。雷蒙德·威廉斯就认为，19世纪某一个时期的“文化”或者“艺术”曾经扮演市场以及工业文明的对立面;文化或者艺术被尊为物欲横流的人世的“人性”守护神。但在如今以信息“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文化生产终于汇人了工业生产的逻辑，遵循工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循环轨迹，成为日常性社会生产的一个有机部分。如同工业生产一样，文化生产终于和商品、利润互相认同了。事实上，恰恰是商品和利润维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庞大开支，维持了电子时代不断扩大的符号制作规模。
这正如阿多诺所描述的，技术因素的介人，加剧了文化的，办业化，创作已不再是个人的自主的行为，而是依赖几上业技术、市场导向的大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以文化生产为标志，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现代传播媒介为手段，一步步地趋向物化，直至沦为纯粹的商品，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它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义，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利润的文化商品，在以往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及其生产、接受的过程都收归物质生产领域，艺术家的创作是为了赚取金钱，而传统大众的闲暇时间也变为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具有浓厚而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它是一种使控制变得更密不透风，使统治秩序变得更坚固的“社会水泥”。文化自身的韵味消失殆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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