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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思想
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鉴略.三皇纪》：“袭叶为衣裳”；《物原·衣原第十一》：“有巢氏[1]始衣皮”；人类最早用树叶、动物毛皮做成衣服，服饰文化史可以看作由此发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古代服饰审美思想，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也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一、中国古人的服饰审美意识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精髓，是儒、道两大家都认可并采纳的哲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深远的本质之源，这种观念产生了一个独特的设计观，即把各种艺术品都看作整个大自然的产物，从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去看待工艺品的设计，服饰亦不例外。这种设计观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学著作《考工记》中就已记载，《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意识到，任何工艺设计的生产都不是孤立的人的行为，而是在自然界这个大系统中各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天时乃季节气候条件，地气则指地理条件，材有美为工艺材料的性能条件，而工有巧，则指制作工艺条件。对服装而言，则指服装的着装季节，着装环境，及衣料的质地和剪裁手法，只有这四者和谐统一，才有精妙设计。
《周易》中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了人与自然的交融性，即人不仅是自然产物，人的一切活动从道德修养到功利实践，都必须遵循自然的启示，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且自然中也透着人的因素。自然本身往往具有社会道德的启迪意义，在这里人与自然间往往不存在绝对隔离的鸿沟，二者互相影响渗透，人与自然遵循统一的法则，天地自然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又包含了与人事有关的伦理道德，表现在审美情感上就是偏感性的。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即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不论道、儒都主张精神与肉体兼并，美与善合壁，而服装正是体现人和物之间的审美和谐和自然表现形式的外化，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夫己外饰，盖自然”（《厚道》语）“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语），魏晋时期竹林七贤放荡不羁的形骸，重神理而遗形骸，所以表现在服装上往往不拘礼法，不论形迹，常常袒胸露脐衣着十分随便。《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尝着袒服而乘鹿车，纵酒放荡”。
二、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服装的审美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七雄争霸，各自为政，造成了百家争鸣学术论战，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墨、法等各学派，从而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服饰美学思想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主张。如儒家倡“约之以礼”，墨家倡“节用”，“食之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法家韩非子否定天命鬼神的同时，提倡服装要崇尚自然，反对修饰。《淮南子览冥训》载“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记录了当时论争纷纭，各国自治的特殊时期的真实情况。
魏晋时期是最富个性审美意识的朝代：“褒之博带”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普遍服饰，其中尤以文人雅士居多。魏晋时期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最为混乱的年代，但在精神上却是极自由解放，最热情的年代。文人意欲进贤又怯于官海沉浮，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酒乐之外，便在服饰上寻找宣泄，以傲世为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魏晋时期，倡谈玄学之风，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强调返本归真，一任自然。最有名的竹林七贤，主张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抨击虚伪的儒家名教，还以蔑视朝廷，不入仕途为潇洒超脱之举”。表现在装束上则是袒胸露臂，披发跣足，以示不拘礼法。《魏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首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身记》写：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文人群效之尚清谈，不拘礼教，行为放荡，这种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摆脱了汉代儒教的礼法束缚，人们都直接欣赏人格个性的美，尊重个人价值。《世说新语》中关于“斐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己人”的记载，生动了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意识。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褒之博带”是一种内在精神的释放，是一种个性标准，厌华服，而重自然，而唐朝的服饰则是对美的释放，对美的大胆追求，其服饰色彩之华丽，重装饰，女子衣装之开放是历代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人也为之惊叹不已，望尘莫及。周诗：“惯束罗裙半露胸”，即似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装束中最为大胆的一种，足见唐人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出现追随时尚的潮流，其石榴裙流行时间最长，可见《燕京五月歌》中“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条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儿女染红裙。”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中国织绣史上的名作，官家女子竟相效仿，致使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充分显示了当时时尚的感召力之大。服饰风格是与现实分不开的，唐朝经济繁荣，手工艺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博采众长，建立国度之多，堪称中国古代的“巴黎”。
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审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审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现、客观，重神形转移到后期的重表现主观、意韵、阴柔之美，体现了魏晋六朝审美意识的沉淀。唐代前期转向后期的历史过程中，人们社会意识和精神状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原来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激情，渐渐被老成持重，忧患重重的顾虑所取代，先前那种能动的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感受渐渐地转变为被动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从而使审美中那种大刀阔斧，真率奔放的阳刚之气不得不让位于细腻含蓄朦胧的阴柔之韵”，(引自《六朝美学》)此种审美倾向的转变，是与当时唐朝由盛转衰的经济和举国上下兴颂佛法这一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宋朝时，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而明代是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朝代，服饰华丽异常，重装饰。这是因为明朝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意识趋于专制，趋向于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追求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因此，明朝在服装上盛行绣吉祥图案。此外，明代中期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手工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使其服饰从质料到色彩到图案追求艳丽，形成了奢华的风气，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西洋文化逐渐东渐，留学生脱长袍马褂，换西装革履，也都与当时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密切联系。
中国服饰的演变之路
在中国，远在几万年前的原始时代，人们以兽骨为针，把几块兽皮连接起来，做成可以御寒的粗陋衣服。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居住的洞穴里就发现了缝制兽皮的骨针。大约到了五六千年以前的黄帝时代，出现了农业和纺织，人们开始用麻布缝制衣服。商周时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衣下裳”，“裳”就是裙。上衣的衣领开向右边，和今天纽扣或拉链在中间的大多数衣服不同。古人的裁剪缝制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无法像今天的服饰那样做到腰部、臀部等的立体裁剪。所以，当时的衣服都很宽大，于是人们就在腰部束一条宽边的腰带。
此外，肚围前再下垂一条“蔽膝”，也叫做“被”，用来遮蔽膝盖。这是古代华夏族服饰的基本特点。衣服的颜色则多为“上玄下黄”，就是上面是黑色的，下面是黄色的。黑色表示天亮以前的颜色，黄色表示土地的颜色。因为在人们的心里，天和地是两个至高无上的神，可见当时的服饰是中国人对天地崇拜的表现。春秋战国的衣服，是直筒式的长衫，把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这种衣服叫“深衣”。西周时宗法制度形成，贵族的服饰形成尊卑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着装都不同。最为高贵的服饰叫做冕服，是皇帝和大官上朝时穿着的。
战国后期，西域少数民族的服饰“胡服”在中原流行起来。“胡服”和华夏族宽大的衣服不同，上身为筒袖窄上衣，下身为裤，腰间系皮带，这种服饰便于少数民族骑射。而汉族人也觉得穿起来活动方便，所以它便在中原流行起来。这是中国服饰史上第一次有意义的革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绿袍，一般庶人穿白袍。汉朝的衣服主要有袍、直身的单衣、襦和裙。汉代织绣工业很发达，有钱人家都穿绫罗绸缎织成的漂亮的衣服，一般人鄱家则穿粗布的短衣长裤。汉朝妇女的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大量西域的少数民族搬到中原居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袖裤均窄，汉族人穿着时则依据自己的习惯把袖裤加宽。同时，当少数民族的服饰因为便于生活起居而在汉族百姓中间成为时尚时，少数民族的帝王贵族却钟爱起汉族统治者的冠冕朝服，因为它的繁复、宽大体现了王者的风范。隋唐时期是中国服饰发展的盛期。那时的首都长安是个国际大都市，云集着大批外国和少数民族商人、使臣、留学生，所以服饰吸收了不少外来影响。
隋代女子穿窄身的圆领或交领短衣，再配上高腰拖地的长裙，腰上还系着两条飘带。唐代的女装主要是衫、裙和披肩。妇女们习惯将衫的下摆束在裙腰里面，裙子自胸部以下一直拖到地面，这样显得身材修长。衣服的领子比较低，前胸外露，再配上一条随风飘盈的披肩。这样的穿着，在今天还是很时髦吧。服装的颜色方面，皇帝穿黄袍衫，老百姓只能穿白色的衣服。
宋代的妇女们流行缠脚，她们用长长的布裹住脚，不让它长大，这种小脚叫做“三寸金莲”。脚上的鞋子则流行三角形的小鞋。这种缠脚之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明代的贵族妇女多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则平日常穿短衫/朝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颜色方面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大的颜色。男装方面，读书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一般平民穿短衣。明朝的官服在袍服上绣花纹，以区别官品。这个花纹称为“补子”。文官用鸟，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等；武官用兽，一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等。
清朝是满族人统治中国的时代，百姓中有满汉两种着装，统治者极力推行满族服饰打扮。满族妇女一般都穿长度到脚的宽长袍，外面再罩一件“坎肩”，也叫“马甲”。因为满族人又叫做“旗人”，所以她们的袍子就叫做“旗袍”。但是这和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女装代表的“旗袍”并不相同，当时的旗袍是宽宽大大的，后来才变得有腰身，又经过了很多改良，再加入西方女裙的设计影响，才成为今天的“旗袍”。汉族妇女的穿着则多沿袭明朝款式，上身穿袄、衫，下身着裙、裤。
男装方面，长袍马褂是清朝男子常穿的服饰，满族和汉族都穿。马褂是穿在长袍外面的短褂子，长度到腰际，本来是北方人在骑马时穿的，满人统一中国后，渐渐在全国流行起来。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叫做“中山装”的男装，并普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山装诞生于1923年，其创始人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它的造型方方正正，衣服上有四个大贴袋，曾被称为中国的“国服”，是中国近代服装的代表。它的创制成了近代中国服饰史上的一大变革，20世纪80年代中山装开始淡出男装舞台。
中国服饰文化的基本特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也日益发展，向着广度和深度展开。比如古书就有很多关于服饰观念起源的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易经系辞下》)显然，自然界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景色，不但直接给予了当时人们审美感受，也启发了当时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采(同彩)彰，施于五色作服。”(《虞书益稷》)这些记载说明，中华民族的服饰从一开始就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制作服饰的材料取之于自然，裁制的款式、选用的色彩、装饰的纹样等等也都与人们不断观察自然，利用自然有关。服饰在满足人们使用目的的同时，也产生了同大自然一样多姿多彩的美学效果。这种以自然为美的服饰追求，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效果的各个方面。
中华民族的服饰
从最初受鸟兽冠角的启发而出现的男冠女髻，到风靡宋、明、清三个朝代的“花冠”、“凤冠”;从被古代女子视为美容佳品的“胭脂”，到被文人墨客赞美不已的“石榴裙”、“百鸟裙”、“孔雀裘”等等，都无不反映出中国古代先民开发自然、利用自然来美化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以自然为美的服饰时尚。这种情况与古希腊那种使服装紧紧地贴在皮肤和肢体上，使人看到人体，以表现人体美、特别是以曲线美为特征的服饰穿着效果形成鲜明对照，表现了东西方服饰迥然不同的审美心态和民族观念。尽管古希腊在服饰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以自然物质为美的情况，但是，从总体来看，表现人体之美，在其服饰美学观念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东西方服饰迥然不同
而中国古代则始终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和物质形态作为美化服饰的根本源泉，以自然界的美来点染、修饰和完善服饰，进而达到间接美化人体的作用。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服饰的自然美，是与社会伦理观念紧密相联的，服饰的形制、色彩、纹样、质地尽管都取之于自然，然而这些并不是完全都能随人而用，而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来决定的，强调自然美与人的精神面貌的和谐统一。自然美主要是为人的社会观念服务的。“君臣， 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种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威仪”，与注重自然美的服饰传统相结合，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服饰既井然有序又色彩纷呈的独特风格。
中国古代服饰的自然美
用色彩来美化服装，原本出自人们对于自然万物的喜爱之情。但是，在中国古代伦理文化氛围中，色彩从来就是与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显示尊卑贵贱的标志。比如黄色只有帝王的服饰才能使用；红、紫、绿、绯等暖色多用于王公贵族的官服，而平民百姓则只能以冷色或麻布的本色为衣，这种区分显然有悖于服饰的根本意义。然而，如果剔除掉封建等级制度中的糟粕，从服饰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难发现，以社会伦理标准利用自然美化服饰的做法，反映了中国古代既以自然为用，更注意自然对人具有“正德”这样一种精神的意义，即将自然规律与人伦规律相统一，这就是典型的天人合一哲学观念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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