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
现象是人能够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的。按照是否有自然属性来分，现象可分为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 篇1
一、概说
通常而言，影视剧作的制作都要求使用标准语言。在我国，媒体主要使用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规范化的语言来进行传播的。但是当前媒介之中利用方言进行传播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到最近几年，用方言制作的影视剧也越来越多，并且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例如《手机》、《天下无贼》、《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大电影》等等。这些影视剧一经播出，便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那么究竟为什么影视方言现象愈来愈多，而且颇受欢迎呢?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语言和文化、社会语言学。
关于“方言”的概念，语言学上的方言包括两类：一是社会方言，社会中的人群由于性别、年龄、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言语集团，同一言语社团的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交际频繁，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社团的特点，平时我们说的“……腔”如“官腔”、“学生腔”等就是一种社会方言。二是地域方言，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方言”，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分支，即汉语中俗称的“话”，如“上海话”、“山东话”等等。我们所说的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也就是指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地域方言”，文中的“方言”均指“地域方言”。
二、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看影视方言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类思维的每一个成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用语言的形式肯定下来的。研究语言不能不顾文化，研究文化也不能无视语言。方言和语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通行区域上的区别。“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的感情产生种种影响。”所以地域文化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而以方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影视剧也反映出这一处的地域文化。
方言传播实际上是对地域文化的一种认同。哪一种方言(基础方言)成为“雅言”、“通语”、“四方之通语”及后来的“官话”，是由客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决定的，自然说这种话的人就具有语言的优越感，而现今影视剧作中采用方言，即是认同这个方言、认同这个地域的文化，从而让持这一方言的民众也具备优越感，所以受到本方言区人们的喜爱。韩鸿先生也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方言电视文本正成为方言区居民实现自我认同、从事意义和快感的再生产的文化资本，同时折射出地域亚文化不满自身现状、谋求重新建构自我身份、提升自我文化地位的诉求，以及地域文化在日益边缘化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策略。
那么非本方言区的观众为什么也喜欢呢?因为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听得懂普通话、会说普通话的人在理解以北方方言形式写成的影视剧本上基本不存在问题。而影视剧里的方言现象大多是北方方言，少数吴语影视剧，如《老娘舅》只能生存于说吴语的地域。从符号学来说，只要受众与媒介之间有共同的符码规则，那么采用方言抑或普通话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意义能够为受众理解，语言只是形式而已。另外影视语言的要求也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规则。其中一条就是要求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试问又有什么语言能比各地的方言更口语化、通俗化呢?
三、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影视作品的方言现象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语言感情倾向有时候可能导致提高对家乡话的价值评价。所以方言就像一条社会纽带，而这种纽带是普通话无法建立的。韩鸿先生提出，在市场化背景下的收视率逻辑中，电视作为一个文化生产场，势必以所在地区为目标市场、以区域性观众为主要定位，这时方言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可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电视视听合一的要求使方言运用成为真实性所安排的一种选择。
非方言区的观众，对于普通话文本的影视剧作，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而方言文本通过视听符号的变化让观众产生新鲜、刺激、惊奇的另类快感。根据“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是其中一种，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也可以增加审美快感。所以方言文本对其他方言区的观众产生陌生化效果，这也是方言文本产生全国影响的重要原因。
四、小结
影视方言现象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反映着一个地域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同时它是联系观众的社会纽带。
使用方言进行传播的文学形式古已有之，并且历代的文学样式中都有以方言形式而存在的，这些文学样式和内容对后世也影响至深。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重要的部分“国风”，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却成为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先河；以屈原为首创作的《楚辞》，具有浓烈的楚国地方色彩，屈原却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鼻祖。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如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老舍的戏剧《茶馆》、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都大量采用方言、土话、俚语等，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和非文学青年。也正是这些以方言形式的文学的存在，为后世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
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 篇2
扶贫题材剧《山海情》制作了方言原声版和普通话配音版两个版本，从收视反馈来看，方言原声版凭借独特的感染力，收获了更多好评。尽管该剧已在各大卫视频道收官，但观众对方言对白的讨论仍然余热未熄。在过去一年里，随着包括国庆档冠军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战争题材电影《八佰》《金刚川》等电影的上映，方言与影视作品的融合有了更为纵深的探索。
语言作为电影艺术表达的重要范畴，成为主题表达、人物形象塑造、影片艺术审美构建的重要载体。以方言为切入点，探讨影视艺术语汇体系的流变及其发生机制与文化成因，或可为影视跨学科研究、影视对白领域生成与发展研究等提供新的思维与路径。
方言影视作品在主流文化叙事下的突围
长期以来，普通话以中心话语的形式进入影视领域，在长久实践中构建相对稳定的话语范式，形成了以国家意识为外部因素、民族文化沟通为内部因素的格局，二者相互调和生成的动态语言系统，为全国范围内语言体制化的建构提供了方向和标准。
在讨论方言影视剧的突围之前，需要看到普通话和方言的间离与融合。就语言的发展来看，明显的特征是普通话不断吸收方言词汇，很多方言被纳入修改版《现代汉语词典》，某些方言的表达在传播中被大众熟知并认可，以普通话的用法固定下来，学者邵敬敏曾用“普用方言词”的概念来描述此类词汇。笔者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影视剧以可视化公共传媒的方式参与传播环节并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转化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者在语用与语法上的共性，也为方言在影视中的合理使用提供理论支撑。
在界定之初，普通话与方言就拥有对立身份，并在随之而来的文学现代化潮流中强化了这种认知。现代汉语交际语言中经典文本的合法席位长期由普通话占据，导致了方言文化的失语。于是，电影界使用普通话作为话语范本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普通话成为主流影视语言，而方言被逐渐忽视和边缘化。
受地域偏见和语言歧视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在与主流文化叙事的突围中，方言包括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将目光投向了视听媒体领域，以声音的方式构建传播符号，进入可视化公共传媒，寻求话语构建方式，并通过方言审美的塑造推动语言认可和认同的进程，实现对主流文化的改写与突围。
本土化叙事话语与自我身份的构建
八十年代以后，影视艺术领域看到了以本土化叙事语言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开始主动尝试选择方言。以张艺谋、贾樟柯等为代表的导演群体大胆探索方言的使用，将其引入影片体式，并以此构建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方言以边缘话语的身份寻求突破口，视听媒体则以声音的形式提供传播符号与新型话语构建方式，由此，方言通过自身审美与文化构建进入可视化公共领域，推广本土化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现实主义题材与底层叙事中，小人物经常以方言出境，这在电影叙事与语用效果上大大增强了观众的认同感，带有地域色彩的方言也更富表现力，进而推动构建电影审美价值。
本土化叙事话语与自我身份的构建，还与第六代电影导演民间立场下的底层叙事与望乡情结相关联。第六代导演将贩夫走卒、小偷妓女、无业青年等边缘人物融入影片叙事，以纪实风格展现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感，从寻求贴近生活表达的艺术理念出发，发掘高度统一与规范化的时代背景下普通群众的生活状况，以方言言说的形式解构庙堂之高的权威与理性表达，进而解构个人与集体的边界。由此，方言的使用与“底层叙事”和“乡土意识”相互支撑，构建起第六代导演电影风格的纪实美学体系。
作为本土孕育的语言文化，方言营造的话语空间与影片叙事构建的影像一脉相承，展现出方言背后包含的地缘关系与乡土叙事。本土化的淳朴画面将语言表现与电影叙事逻辑中的寻根性特质联系在一起，成为导演寻求故乡叙事、纾解望乡情结的自然表达。随着青年电影人的成长、当下寻根文化的深化与群体记忆的追寻，大量以方言表达地域特色和原始生活风貌的影片还将在电影势力中继续培育和衍生。
影视艺术与方言文化互为表里的推促
近年来，独立电影与类型电影对地域文化表达的关注与追求成为新趋势，从语言构建与方言表达中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成为有效的途径。近年来，国家针对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出台了相关政策，许多导演在创作中做出尝试，无论是出于影片表达的需要，还是自觉地传承与推广方言，这些实践进一步推动了方言在影视艺术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方言本身具有边缘属性，这就使得其在讲述和表现主流以外的群体时更显真实和立体。当小众语言表达的艺术获得社会认同，小众就变成了大众，这是影视与方言互为表里的推促。如何在市场化语境与群体心理中获得认同，如何以语言为切口将地域文化打入公共传媒领域，如何推动本土化叙事与自我身份体认的价值形塑，成为方言影视作品的研究方向。
方言展示了原生态面貌，它绘制与传达了一种粗糙却具本色的原始状态。当这种气质与多元化语境下更具包容的文化机制相遇，其发生与流行便具有了氛围和话语空间。在方言日渐式微的今天，镜头语言诠释和表达其交流价值之下的深层内核。在大众观影浪潮与市场化运作制度之下，电影由消费品向文化产品转型，方言创作是其中重要的探索方向，或许值得各界给予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浅谈影视作品中的方言现象 篇3
方言有强烈的生命力,蕴涵着生活气息。方言鲜活的草根气息穿插于影视作品中,生动地传达出不同水土孕育出的人物的鲜明性格、习俗和风情,所以具有个性化色彩。影视作品中的方言,在将人物塑造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也体现出丰富的地域文化。本文探讨方言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及其文化价值,同时关注方言在影视作品中的影响。
近几年,影视作品中的方言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关注。这些影视作品,或采用某种方言,或以某种方言为主,或杂用各种方言,或某些角色用方言作对白,出尽了风头,方言正被强势地植入我们的生活。
方言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
方言的使用能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辅助角色塑造。首先,能制造喜剧效果。一种方言对其他方言区的观众是陌生的,有新鲜、好奇、有趣的感觉,从而能制造出喜剧效果。小品最先挖掘出了方言的喜剧功能并成功运用,例如《超生游击队》到《卖拐》系列等……艺术是相通的,影视作品则借鉴舞台表演的成功,在商业化、娱乐化的驱使下,自然也要引进能制造喜剧效果的方言。
其次,贴近大众,更能创设真实的“生活化”效果。方言更贴近生活,是还原真实的重要手段。表现特定地域时,只有用方言才有彰显原汁原味的感觉,由此也能使影视作品更具有个性。同时,很多导演起用大量本色和非职业演员甚至采用偷拍方式,注重生活化表演。有的影视作品大量使用当地演员和群众演员,这些“演员”在镜头前用方言演戏的自如性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普通话表演。方言让观者觉得亲近、自然,有逼真感。
方言的使用能够较好地切入受众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凸显地域文化。语言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交流工具,在影视作品中是不可或缺的。语言同样是体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能比动作传达更为复杂而深刻、更为强烈而丰富的思想和情感。
方言作为“一方之言”,包含着民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积淀等多元地域文化信息,具有深厚的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当地民间思想的朴素表现形式。方言在其流传的地域和人群中,比任何一种外地传来的语言包括国家推行的普通话都更具有活力、更具有生命力。影视作品中使用方言使观者容易找到返璞归真的感觉,受众的思维阐发与人物语言表述趋于同步,从而在作品中获得对其本土文化强烈的依附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影片《疯狂的石头》的成功除了紧凑奇特的剧情外,与四川方言的应用也是分不开的。方言的运用使得整个影片的语言更加贴近生活,还展现了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当电影镜头越来越贴近当代社会特定地域内的小人物生活时,方言以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让观众觉得银幕上的小人物生动、亲近、自然。当电影中的小人物们操着各自不同的地方语言诉说着他们的生活时,方言那鲜活的草根气息穿插于影片中,为草根一族代言,生动地传达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
方言是现实生活的影射。方言是一个地区文化最鲜活的体现,甚至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缩影。如果能熟练地使用方言,传达出方言那种生动的生活智慧和独特的语言韵味,则极易让作品产生浓郁的生活气息。
现代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表现的有声艺术,使得方言作为特定地域文化鲜活的特征变为可感知的对象。方言是还原真实场景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像是自己身边就曾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故事。2007年内地热播剧目《武林外传》,选取了中国特有的武侠作为题材。作品以武林江湖为外皮,故事内核却是当代现实问题的投射,是一部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的新外传。《武林外传》最吸引观众的是台词,它大胆紧随当下中国内地所有流行文化的发展走向,剧情中涵盖了对当今流行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解构和嘲讽。故事中的人物时而唱起乐坛潮人天后的熟悉曲目,时而英语词汇和各地方言穿插出现,时而还会来一段央视栏目《开心辞典》的智力问答,更有网络流行语言或环保话题出现。
方言的使用表达出多元社会背景下民众对于文化多元的内心诉求。长期以来,影视作品中几乎呈现出一个纯普通话的世界,观众也被政治味浓厚的“高雅”意义的纯普通话世界所淹没。
全球化的今天,在多元的文化语境的背后,文化也出现了向后现代文化变迁的潮流。人们不希望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严肃、高雅的,而是愿意作品更多元化,注意不同的受众。人们更希望影视作品能为大家提供欢快、轻松、开放的内容。作品中的方言,给人们带来独特、轻松感受的同时,也顺应了人们对文化多元的内心诉求,很自然地为这部分受众所接受。
方言在影视作品中的影响
方言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影响是不同的,影视作品不是舞台表演,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方言影视的影响无论好坏都是不容忽视的。近年来,包括情景喜剧杰作《武林外传》在内的众多影视作品热衷于使用方言,以制造喜剧效果、真实效果,打造作品的地域色彩和个性魅力。然而,方言剧的盛行,干扰了普通话的推广,伤害了部分观众,也影响了演职员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能力,存在着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影视作品还是慎用方言为好。现将负面影响简单分析如下:
其一,不便于人们交流沟通,对普通话的普及产生不利影响。每个地区特定的语言、文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文明的一部分都是值得后人尊重和保护的。方言的继承、保留作为传统文化,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也有力地证明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方言的地域性又使得它不能够推广,尤其是不可能像推广普通话那样推而广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但在1956年就开始推广普通话:语言的交流在当时尤为重要。跨世纪的2001年,国家又正式施行《通用语言文字法》,当下的人类社会交往更加频繁,语言的隔阂已成为人际沟通、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推广普通话显得更为重要。而影视作品中的方言则逆流而上,不但不利于推广普通话,而且容易造成一种语言中的“从众”心理,在社会上产生不良文化影响,特别是对未成年人学习普通话极为不利。而且影视作品中的方言即使把受众“限定”为方言区的某些人群,也会使得影视作品成为“小众化”传播,同样不利于作品的推广。
其二,容易引发特定地区歧视。长期以来,中国的影视作品秉承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念,作品在传统经典艺术中确立的艺术至上的审美价值观,使中国影视作品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艺术,一向强调作品的宣传教化功能,追求高雅的艺术品格。这在给予中国影视作品以丰富的文化艺术滋养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恰恰忽视了作品最大的受众,削弱了影视作品中的流行文化以及它们应有的自由、轻松的天性和审美。
但当下热播的影视作品中,特别是情景类喜剧作品则弥补了以上提到的遗憾。然而这类作品,又往往流行用方言塑造角色,它们在使人物鲜活的同时却容易让人物走向“脸谱化”的歧途甚至引发社会问题。例如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的反面人物,无论是无赖的丐帮帮主小米、偷税漏税的怡红楼老板娘,都使用了河南方言:郭德纲在电影《落叶归根》中扮演说河南话的劫匪……把“坏人”的方言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特定省份,观影时固然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效果,可在制造喜剧效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部分人。“心酸的微笑”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一系列河南农民工在外的遭遇,以及那部著名的《河南人惹了谁?》……影视作品中的方言使用,或多或少都会激起社会河流的涟漪,由此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这是影视主创们所始料不及的。
其三,方言的使用并不便于影视作品的推广。方言毕竟有地域的局限性,影视作品被人们称为“第九门艺术形式”,但它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前八门艺术,这其中视听功能功不可没。但如果影视作品中使用大量方言并且达到依赖字幕才能让人看懂,那么它的艺术性就会大打折扣,让人犹如倒回默片时代;同时如果依赖方言的喜剧功能,那么演员的表演能力、编剧的创作能力也会被掩盖,甚至下滑,而且常此以往,观众的新鲜感会降低,最终导致审美疲劳;如果依赖方言来增强作品的地域性、真实感和亲和力,展现作品的个性和独特魅力,那么艺术创作就彻头彻尾地误入了“歧途”,更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总之,方言是一种表达形式上的丰富,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创作观念的多元化。方言的使用使得影视作品更具有个性化色彩,也为银屏上影视作品中的角色创造出了亲密和距离,特定社会群体的现实生活表达着不同的文化特性及政治信仰。但是方言并不是一剂“特效药”,方言影视作品的地域局限性是我们所不能逃避的现实。影视方言是当代中国影视作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色组成部分。所以,方言的使用只有充分尊重受众的选择,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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