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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形成
分析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形成
一、 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理论缺陷及
新历史主义对此二者的纠正
（一）历史主义的理论缺陷及新历史主义对它的纠正
西方的小说在18世纪产生以后，离开哲学而向历史靠拢，文学和历史比它们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联系得更紧密了，西方18世纪，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方法开始产生和发展，18世纪德国理论家赫尔德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做出重要发展，在其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和《关于促进人性的通信》中，他提出，人类社会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又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各种社会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赫尔德第一个把自己的这种理论称之为“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指研究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历史哲学方法，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英国的柏克以及现代历史哲学家柯亨、克罗齐、狄尔泰、斯宾格勒等。尽管他们在立论基础、研究视域以及逻辑命题上不尽相同，但对于历史主义基本内涵的理解上大致趋同：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
在文学观念上，这种历史主义程度不同地认为：历史是文学文本阐释的语境，是一个既外在于文本又稳定可靠的阐释基础；在文学批评中，它注重文学文本的背景语境研究，把文学看成一种历史现象，从文学文本所依托的历史背景材料（包括种族、环境、时代等）出发对文学文本进行说明；同时重视作家传记研究，把文学看作创作主体某些特殊的内在因素的投射，通过对作家的人生经历、审美情趣、个性气质和思想观念的发掘而解说文学文本。应当说，这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是人们研究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某些时期甚至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据此，人们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直到现在，社会—历史批评仍是人们认识文学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其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
但是，大多数持有历史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多未能对历史认识活动本身进行彻底反思，这使历史主义在操作过程中日益程序化，使其历史决定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实证论的局限更加突出，甚至通过极端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历史主义的对立面。在文学批评方面，这种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所引出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甚至被当成文学作品的唯一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的、实证性的，它所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我们对这一套已经烂熟于心，再也不能产生任何新鲜感了。
总之，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尽管生活于现代的人们不可能亲身去经历已经过去的历史，但历史的事实和过程可以通过客观中立的研究主体和中性透明的手段工具（语言）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然而这种历史观却成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火力的主要焦点。“新历史主义认为，这种历史观恰恰是‘非历史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体现。”[16]（P183）新历史主义认为，作为研究主体的人，要做到客观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总是具体的社会历史中的人，总是要受一定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支配，根本就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主体、人性。在这一点上，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恰恰是历史主义的，是经得起推敲的。关于主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新历史主义认为，主体是受结构的制约的，绝对不会有那种原发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主体，新历史主义不仅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且将当时美国政坛的最重要的人物——里根总统纳入了研究视野，指出“罗纳德•里根显然产生于一个更巨大、更久远的美国结构——不仅是权利结构、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且是美国式的娱乐、消遣和趣味的结构。这个结构造就了我们为自己建造的住所，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我们在电影和电视中消费的幻想作品，我们所欣赏的、特有的种种节目。”[17]（P37）既然主体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任何人不可能摆脱社会结构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对他的束缚和制约，我们又怎么能幻想有一个客观中立的主体存在呢？
对于传统历史主义的语言观，新历史主义也进行了反驳，新历史主义深受本世纪初的文艺理论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运用语言学理论去研究历史，在新历史主义看来，语言同样是社会的产物,它只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与其它事物一样，在本质上都不具有透明性，不可能成为衡量其它事物的尺度，因而语言不可能再现事物，过去之所以把“再现功能”赋予语言，是因为人们相信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能再现事物的秩序这一假设。新历史主义吸收了福柯的“话语”理论，话语（discourse）是比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更多的东西，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本文和语境等多种因素。任何话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话语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任何话语规则的背后其实都体现着话语规则制定者的权力意志，因而话语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而其主观性、虚构性却体现出来，因而传统历史主义认为语言是中性透明的手段或工具的观点就值得怀疑，要求语言能绝对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新历史主义对传统历史主义进行了反驳，从而动摇了传统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使其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打击了那种客观主义的虚假信念，从而尖锐指出：真相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可能有一部绝对真实表现过去的历史，而只能有各种关于历史的解释。概言之，客观中立的主体和中性透明的语言都是不存在的，因而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具有主观性、虚构性，和历史事实不可能是一回事。
（二）形式主义的理论缺陷及新历史主义对它的纠正
20世纪初，在俄国以雅格布森为领袖的莫斯科语言小组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诗语会”成立后，俄国形式主义也相继产生了。形式主义者认为作品的唯一代表是它的形式，作品因素的组合及其方式是它的全部意义和生命，在他们看来，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是至关重要，而作品的历史蕴涵则微不足道，因而作品与历史和时代的关联也就无须关心。“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方面的情况来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不是世界棉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只数和纺织方法。”[18]（P79）这或许是对形式主义所关心问题的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
流行于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派，是形式主义更激进的表现，新批评把本文看作与作者的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试图将批评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孤立的文本，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是一个完整的、自足运转的语言系统，作为“言语”的个别文学作品在这个“语言系统”中得以生成、运动和解释，而“本文化”，结构主义以静止、孤立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和本文，认为本文就是由简单的语言形式因素构成。而解构主义则认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彻底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联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热衷于从文本的裂隙和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
形式主义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挑战，传统历史主义过于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于注重文学与社会环境、政治的关系，把历史当成文学文本的反映对象和背景，往往结合外在因素来阐释文学文本，忽视了文本自身具有的美学价值，历史主义自身的程序化，其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和实证论使文学研究也走向了僵化，丧失了活力，变得气息奄奄。形式主义就是要回到文学的“内部研究”，将文本作为研究的中心，克服历史主义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是，形式主义过于强调对文学的形式的研究，甚至完全割裂了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政治的联系，于是也走向了极端、片面，形式主义者仅仅进行狭义的语义分析和作品内结构解读，使文学研究除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发展以外，整体研究方面出现了视界狭小，研究方法琐屑，成果十分有限的情况。
新历史主义对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清算，他们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关注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利话语的关系，试图恢复在文学研究中被形式主义批评所放逐的历史之维。“历史主义的危机是欧洲人丧失精神本原和价值关怀后非历史和反历史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颠覆历史意识、历史叙事，否定目的论、因果律、阶段说和理性启蒙，解构主体、意义、元话语的历史。这一历史标明，元哲学命题、历史知识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并遭遇到危机。在‘非历史化游戏’的边缘地带，新历史主义参破了解构主义矫枉过正而抹杀历史的做法，于是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张扬历史化、意识形态化，以破除文本中心论和语义操作论，纠正文学的偏激化，挽救正在消隐的主体和历史。”[19]（P203）新历史主义绝不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彻底的回归，它对历史的理解已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它是在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已经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新历史主义又毕竟是一种“历史主义”，不能不与以往的历史哲学、方法、文学批评观念发生联系，它旨在打通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把历史语境和文学文本、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都分别视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因而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后现代主义非历史化极端化倾向的反击。
二、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理论特征
（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氛围中兴起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更多的被当成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切入作品的角度或方式，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宗旨或有系统的理论，它的实践者很少谈理论，甚至还表现出某种“反理论”倾向。但是新历史主义毕竟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各种理论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产物，因而有必要理清一下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才能真正认清新历史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和历史二者关系的论述。
新历史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社会文化各种理论的一种拼贴，理论来源非常庞杂，是个“大杂烩”，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构成了塑造新历史主义的两极，处于其间的各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形成过程，其中有美国的文化解释学、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法国的新历史学派、新解释学、新马克思主义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有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符号及话语叙述的理论，有读者反应批评关于“意义误读”的学说和后现代主义边缘化策略等。具体说来，新历史主义主要有这样几种重要的理论来源：1.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2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3解构主义文无定论的思想（即认为文本是一系列永远互相碰撞的符号，强调“互文性”或“文本互涉”）4克利弗•吉尔兹(Cliff Geertz)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例如强调“厚重描写”）。当然，对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贡献最大的还是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解构主义的文本的不确定性观点。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思想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他的学说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向传统历史观发起了挑战。福柯试图探索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或习俗之间的关系，即所谓“话语”（discourse）。他的这种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社会机制上找出致使某种特定意义形成的规律，即指出致使形成某种知识形态的规律；也就是要考察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而产生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又是什么。他认为话语是权力与知识的交汇之处，话语实践体现着权力关系。基于此，他通过话语研究考察“知识”的产生条件和产生过程，并缘此拆除了迄今为止对于西方文明传统的一整套“历史叙述”，他将“断裂”和“差异”两个极具颠覆性的概念打入传统历史观念，断定历史是一种对于千差万别的话语活动的呈现。人们所获得的某种统一性、连续性的历史叙述或历史“知识”，实际上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话语规则选择、排斥并将差异和裂隙抹平以后的结果，必须洞穿历史的这种深层本质才能看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与权力和利害紧密相关的“非客观性”。“‘断层’和‘差异’这些概念一旦嵌入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就不复存在了。‘历史’不再被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从‘历史’到‘历史修撰’，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原先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被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取代了，放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历史既是文本，它也就应该受制于文本阐释的所有规则。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其影响虽然首先表现在历史学领域，但它很快就从文化思想史蔓延到了文学史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中。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萌生崛起的。”[20]
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直接影响着新历史主义者历史观的形成，当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当成一种话语叙述或文本时，历史叙述本身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任何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从而和历史代表客观真实，文学代表虚构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历史作为话语实践和文学文本一样具有虚构性，不再只是历史高于文学，文学必须向历史靠拢，而是将历史和文学等量齐观，历史也要向文学靠拢，最终走向新历史主义的文史相通、文史互济，“文史合一”。
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似乎新历史主义和形式论的解构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实际上，处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新历史主义已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新历史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的批判，不断把自身推向边界，最后也就超出了为自己所划定的囚牢。这个囚牢的边界有两道，一是本文与意义之间的阻隔，二是本文与其外部现实或历史的篱障。这样，在70年代后期之后结构主义那里，在德里达已经随着‘飘动的能指’滑向了自己最后的边界——向现实的实践滑去，特别是福柯更突破了“共时态”的禁锢，通过《性史》、《知识考古学》明显地向‘历史’的考察倾斜。”[21]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可见一般。
（二）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特征
如前所述，新历史主义是各种理论思潮的“拼贴”，新历史主义不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对各种理论学说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来源显得十分庞杂，同时也使它具有一种开阔的视野，而这对突破形式主义狭隘的研究视野是非常有效的。“新历史主义批评不循规蹈矩，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各学科的界线，因此也有人泛称其为‘跨学科研究’”[22]（P18）这种“跨学科研究”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能够吸收各种理论的长处，“这就最终导致了新历史主义的语言观和历史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型，阐释学的文本开放性，后结构主义的‘游戏’和‘非中心化’，福柯的话语与权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再生产等理论的综合或‘拼贴’，一个缺乏统一性支撑的理论碎片的‘拼贴’。”[23]当然，新历史主义者也认识到对批评实践进行理论系统总结的重要性，并且在批评实践中加强了理论总结的力度，这使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形态逐渐完善起来。
新历史主义是开放的、多元的，它受到阐释——接受美学的影响反对将文本的意义封闭在客体对象之中，它认为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与读者动态交流的不确定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不是静止、孤立、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文本产生之后，它就不再受作者的控制，各个时代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阐释具有主体性，文本自身有“历史性”。由此，对文本意义的探寻，从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走向诸中心，由阐释的一元论和绝对主义走向多元论。新历史主义继承了解构主义反对永恒意义和恒定结构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否认任何内在结构和中心，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无任何终极的确定的意义。这样，新历史主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就使一些本来相互矛盾的理论得以共存。19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界中的历史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并存，但是到了20世纪，形式主义则似乎统治了西方文坛，对各种形式主义来说，文本是独立的、自主的，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这样作者就被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新历史主义者重新关注主体、历史，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自我的形成：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完成了作家主体的定位，另一位新历史主义者蒙特鲁斯在其《文化的诗学与政治学》中指出：“文化诗学”的趣味和技巧既是历史主义的，又是形式主义的。这样，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就共存于新历史主义中，从而使得新历史主义具有一种兼容并蓄的包容性。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宗旨或有系统的理论，这使新历史主义具有“实践性”，新历史主义最初是一种阐释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本历史内涵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者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文本和历史事实以及其它文化文本进行并置阅读,往往能挖掘出新的历史内涵，他们最终是在实践中完善和充实了自己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不够系统的。
新历史主义具有一种文化的政治学属性，使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新历史主义带有明显的政治化批评的特征，它在思想文化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指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新历史主义还具有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性，文学在文化中具有颠覆和抗争性作用，文化颠覆就是一种文化通过策略向主导意识形态挑战，进而去重写文化史。
三、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的提出
（一）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特征，明白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对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及其“文史合一”观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是新历史主义“文史合一”观形成的关键。
在其重要著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海登•怀特认为，“每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它包括一定数量的“素材”和对这些素材作出解释的理论概念，它还必须具备表现这一切的一个叙述结构，也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起来象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24]但是除了这个叙述结构之外，怀特认为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以下，还存在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他认为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在本质上是诗性的，并且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特性，所谓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也就是说，历史从根本上不能脱离想象这个因素，而说历史具有语言构成物的特性，也就是说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总而言之，历史在本质上具有想象性和虚构性，这一点和文学非常类似。
我们认为，怀特的这一观点深受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因为在福柯看来，历史是一种文本，一种话语，作为一种话语写作的历史叙述，必须遵守话语写作的规则，而话语写作的规则是如何制定的呢？福柯认为，这种规则绝对不是随意制定的，话语规则的制定被权力所左右，是权力关系各方面“协和”（negotiation）之后的产物，因而历史叙述实际上被权力暗中控制、操纵，体现着话语规则制定者的权力意志，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历史叙述所记述的“历史”，其“客观性”就必然会大打折扣，它只是一种体现了话语规则制定者主观意志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叙述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意识形态的旋涡，以前作为科学形态之一的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客观性在此受到了怀疑，而作为语言构成物所具有的虚构性、想象性特征却被突现了出来。
在此基础上，怀特更进一步，系统地提出了历史话语在进行自我解释时所采用的策略，即：形式论证、情节设置和意识形态意义。在每一种解释策略中，又有四种相对应的方法可供历史学家选择：供形式论证选择的是形式主义、有机主义、机械主义和语境论，供情节设置选择的是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等原型；供意识形态选择的是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
怀特进而认为，历史话语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其实早在叙述前就已经先行选定了所需要的某一种或几种“先类型的情节结构”（pregeneric plot structure）,换言之，历史话语也离不开“情节设置”，与文学话语一样，历史话语所采用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浪漫传奇、喜剧、悲剧和反讽等这样一些叙述程序。
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话语转喻论》中，海登•怀特终于提出了将文学和历史等量齐观的重要观点，从而走向了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的历史叙述论。首先，怀特指出历史话语之所以不同于科学的叙述，而更倾向于文学叙述，在于历史叙述的修辞化倾向，怀特从维柯那里借用了四个关键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以说明历史叙述向文学叙述转化的特征；其次，怀特彻底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樊篱，将文学和历史等量齐观，合二为一，他认为：“历史作为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大同小异。因为‘事实’不等于‘真实’，而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依存于那个观念构造物。”[25]（P122-123）这样，海登•怀特就由此认为历史叙述与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因为历史叙述的客体虽然是过去的事件，但是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事件的过程中，总是要在事件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使其纳入一种前因后果的框架之中，这样，事件就不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了各种联系，因而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就成了贯串在一起的故事，也就是说，历史叙述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通过这种情节编织，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在历史文本中，历史事件只是整个故事的一种因素。在历史叙述中，“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6]（P22）既然历史叙述和文学创作都是在编织故事，那么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想象性、虚构性和情感性的因素在历史叙述中也都会出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从而使历史和文学走向同一。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代表“真实”，而文学代表“虚构”，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到了新历史主义这里，文学和历史的传统樊篱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我们来探究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理论，确实可以发现其中的合理因素，文学和历史确实具有极大的交融性、互渗性、相似性，不然我们何以理解不同的史家治同一时期的历史会呈现相当程度的相异性呢？这是由于史家的主观因素指导下编织历史事件的方式也不同的缘故。据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封闭之门已经打开，我们到底将生活在真实中还是将生活在虚构之中呢？
（二）蒙特洛斯对新历史主义的界定：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美国学者詹姆逊曾指出：“依照阿尔都塞‘不在场的缘由’的说法也好，拉康的‘真相’的说法也好，历史都不是一个文本（text），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不过，我们又可以附带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或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先文本化的形式，我们才能接触历史。”[27]（P70）在这里，詹姆逊一方面承认“历史是非叙述的、非再现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都只能是具体的、文本化的历史，而不是过去了的事实，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回到过去，现代人对过去了的历史不可能亲历亲为。既然非叙述性的历史已不可能得到，新历史主义就将历史等同于文本，或者说历史只存在于文本之中，在这里，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这使它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新历史主义毕竟又是一种历史主义，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任何文本都具有历史性，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文学文本也不例外，新历史主义也因此而区别于后结构主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蒙特洛斯对新历史主义提出了一种颇为对称的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我们有必要通过对这一界说的分析来认识新历史主义的“文史合一”观是如何形成的。
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任何文本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性，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的产物，因此阐释者应该探索“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28]（P6）同时，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活动，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历史性，都只有通过历史才能发生。文本拥有时间意义和时间内容，它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而使自身成为一个动态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因而文本的不断被重写和重构是一种必须和必然，也就是说，文本的产生及对文本的解读都是一种历史活动，具有历史性，各个时代都有可能对同一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
“历史的文本性”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只有凭借保存下来的文本，人们才有可能了解过去，文本并不是客观而被动地反映历史的外在现实，而是通过保存和涂抹的选择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这个过程因为受到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可能是客观真实的；二是指当文本转换成文献并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依据时，它将再次充当阐释的媒介。
我们注意到，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正是针对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和传统历史主义文论而提出来的。强调“文本的历史性”，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割裂文学与历史语境关系的做法的纠正，而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则体现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观，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挑战。“文本的历史性”将形式主义在文学研究中放逐历史的偏颇的做法纠正过来，强调文本对历史、文化、权力、制度、文化机器的依赖关系，美学重新高扬起政治性和批判性大旗，文学并不具有那种优越于其它文化实践的地位，正如斯坦利•费什论述的“人们实行的整个体制是一种权力或关系的循环，它的存在贯穿整个体制，而不是固定在一个互相关联的交合点上，实行权力的人和被实行权力的人都包含在权力关系之中，他们本身就是权力的构成，而不是简单的主动和被动的关系。”[29]（P80）当权力被理解为“社会存在的形式”后，各种话语生产就都不再是超然的了，它们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文学亦然，它再次跌入意识形态的旋涡，干预和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流通和确立，本文是“力量的场所，是意见纷争的利益变更的地方，是正统力量于反对势力相冲突的场合。”[30]（P148）既然话语生产的结果——本文，是各种势力相互冲突的场所，是历史事实本身，那么，本文就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一种虚构物，而应该具有真实性的内涵，文学文本具有历史性，在虚构中有真实的因素。海登•怀特一方面消解了历史通过本文在认识上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却也把这种可知性给了文学文本，甚至认为文学文本可以增加历史本身的透明度，从而在文学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建立起接近“反映”的认知关系，形成了“表述真实世界时的虚构因素和表述公开宣称是虚构的世界时的真实因素。”[31]（P237）因而，文学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当作历史文本来看待。
“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当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的历史性时，历史在他们这里已大大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观，首先，“历史”不是单数的“history”,而是复数的“histories”。其次，“历史”不只是已经过往、已经完成的东西，它是一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反过来，当代人的实践活动也在发展着“历史”，阐释“历史”，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再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很难在研究中“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所有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都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表述”，当今的研究者对历史文本的诠释，也是一种“表述”，是一种“表述”的“表述”，而“表述”与“真实”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阐述过的，“表述”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受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主体运用同样是社会历史产物的非透明性工具——语言所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因而表述就不可能和真实完全相吻合。总而言之，“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一词包含有两个意义：一是过去的事件；二是对过去事件的叙述，后结构主义明确地表明历史是一种语言、一种叙述，它永远是被叙述的。因此，决不存在纯粹形式的过去，存在的只能是对过去的叙述，故而历史的第一个含义是站不住的。”[32]也就是说，在新历史主义这里，“历史”不再被当作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从“历史”到“历史叙述”，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历史”的“文本性”被突出，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历史”。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将历史等同于文本，使历史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同文学的关系。首先，历史和文学一样，都只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话语实践，这两种实践的产物都是语言叙述，它们谁也不比谁优越，谁也不比谁更具有透明性和真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过去那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从而将历史代表真实，文学代表虚构的传统界限打破；另一方面，历史等同于本文，就必须和文学文本一样，遵守本文的阐释原则。这样，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一样，都是历史视界和现实视界的融合，对历史的理解就必须暗含在现今的权力关系之中。历史等同于本文，在于强调历史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具有虚构性，强调旧历史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历史”的非现实性，因而历史和文学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历史叙述具有虚构性，事件深深藏在‘故事’中；而本文则具有历史性，在虚构中有真实的因素。”[33]文学和历史最终走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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