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

“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

“三曹”生命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
有关生命意识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使人类不断地看清了宇宙存在的本来面貌，认识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真实处境，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人们越来越自觉，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人类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思考人类自身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关系的时候，生命的存在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合理、自由，历代文人从此更热衷于对其进行诗意的表现，生命之歌千百年来吟唱不断，生命意识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而其中，魏晋建安时期的“三曹”起了首开风气的作用，功不可没。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三曹”生命意识之所以产生的种种原因。笔者认为，“三曹”生命意识的产生原因有其各自地位、个性等具体情况的不同和差异，也有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等共同的因素。
就共同的时代背景的因素来讲，汉末的大动乱导致的社会惨状使对生命的思考弥漫于整个社会。“……整个魏晋南北朝，恰似一幅充满动乱、流陟、兵燹和屠戮的难民图。”[58][P207]一方面生命没有保障，人为的因素不断带来死亡，另一方面汉末疾疫流行，“建安二十二年，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59]真是天灾人祸俱全。面对满目疮痍、刀兵不已、民不聊生的社会，一般人都会不由得心中充满悲哀忧伤，更何况极富诗人气质的曹氏父子三人呢？同时，“三曹”（特别是曹操、曹植）均为志向非凡之人，又都是时代的睿智之人，他们都要有所作为。曹操渴望治乱世、创盛平，统一中国，曹丕要依靠文学“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植主要想在疆场上建功立业，达到“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永生人生境界。在效力于军中、突刃于沙场不得的情况下要“驰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不管追求如何，他们都是要大有作为之人。不管“三曹”要有什么样的建树，但有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了他们面前：时光匆匆、人寿短暂、功业未成。时间的迁逝使他们感到了生命的可贵。他们对于生命短促的悲哀除了常人对人的寿命的物理躯体生存的认同外，更主要的是在有限的岁月里要建功立业的觉悟。他们追求延年益寿虽说有渴望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多享受人生乐趣的成份，但他们追求的最主要的不是躯体的不死，而是功名勋业的不朽。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三曹”同为诗人，诗人具有高超禀赋的心灵是敏感而多思的并且都有着丰富、深沉、热烈的气质，没有充沛的激情成不了诗人。诗人多愁善感的灵魂在人生的痛苦中咀嚼、煎熬，对人生的世相百态认识当然也最深彻，这种诗人独有的气质也更激发了“三曹”的生命意识。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曹”所接受的文化影响。“三曹”诗歌内在的生命意蕴和美学意蕴是我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积淀的精髓。在生死问题上，儒家思想从一种理性的态度出发，把死看成每个人不可逃脱的必然归宿，认为“众生必死，死必归土。”[60]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儒家不谈死后，不论鬼神，认为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就能够创造出无限的超越价值，即使死了，也能不朽，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现世，引导人们在生机盎然的此岸学做圣贤，而不是去虚无缥缈的彼岸去寻求灵魂的解脱。自孔子始，历代儒家学说充分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至高地位和价值，并从“人贵于物”重人贱物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泛爱众而亲仁”，[62][P18]“仁者爱人”，[63][P595]“事人”“务民”的人本主义主张，从而形成儒家重视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以天下百姓为己任，济世救民的人生价值观和以“仁”为核心，通过自身行为和内心修养，实现忠孝礼义德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儒家追求一种在加强自身修养过程中安然处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64]的境界，认定“朝闻道，夕死可矣”，[65]这是一种既注重个人修养又强调群体和谐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儒家以“仁”为本，重人爱人，救世济民的生命价值选择和进而倡导的忧患意识，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66][P119]转化为一种忧国忧君忧民的悲患情感和入世精神普遍存在于中国文学艺术之中成为中国诗词的特种基调。《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忧心如醒，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最早咏叹出忧患悲愁之调。一部《楚辞》悲患之声不绝于耳，声声血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67]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68]一声声诉说着诗人文学家们的生命价值情怀。他们将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向了济世救民的人生选择中，个人生命价值、人生意义 与君王、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是，自我的生命价值取向与人生理想的实现之间存在着巨大而深刻的鸿沟。他们越是强烈的渴望入世参政，弘扬生命价值，他们的生命便越是遭受压抑和痛苦，这就注定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和中国社会历史的悲剧。
在对待人的生死问题上，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生死有如春夏秋冬四时运行，是自然规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儒家将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与社会国家联系起来，要求志士仁人以深重的道德责任感积极参与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立功立德立言，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实现生命的价值。道家老子“天大、地大、人亦大”的思想，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伟大的肯定。庄子“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思想，逍遥自由、适意自得的人生追求，使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和谐融洽，其超生死、超形骸、超世俗的人生态度富于生命的诗意和创造精神。但道家却认为人治的社会国家充满罪恶，道德立交全是虚假，如若将人生价值投向这样的社会和道德中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因此道家把超越社会国家、放弃世俗功利、反叛道德礼教，回复和保护自然生命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的生命意向在文学中便成为那些看透社会政治、国家君王、仁义道德的诗人的精神取向。
尽管儒、道在人生价值取向上相互排斥对立，但他们却并没有离弃对生命价值和现实人生的关注，儒、道虽各谱一曲共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对生命的肯定、热爱、投入和把握，是对生命意识的张扬。主宰中国文人精神的儒道等政治、哲学思想与文学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包含生命意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在精神。作为儒、道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儒家和道家传统的文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关注生死问题，寻求人生意义的实现。入世与出世、承担与解脱、执著与逍遥，这相反相成的矛盾促成文人的复杂心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生命运、艺术风格和民族精神有深远的影响。不少文人诗人儒道思想兼而有之，出则求功名于世，从中获取生命价值，退则自奉养生于野，借以丰富生命内涵。当他们无法实现拯世救民的生命时便转而寻求道家的生命道路。“当他们在无可奈何的现实历史境况面前面临着生命存在的威胁时，在诗的想象中翱翔，在酒的沉醉中微笑，在山水的空灵中畅游时，他们充分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那种审美化诗意化的生命意识；当他们置身于社会历史的结构种，试图改变其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时，他们则显著地体现了儒家的生命价值观。而且，这两者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是那么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成为一种人生策略，而且成为一种人生境界。”[69]因此儒道学说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仍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学注重生命本体和生命价值的思想内蕴。儒家重生命价值与生命意义，道家重生命的淳如、不被异化，追求精神的自由，恰恰形成了生命意义的两端，而两端的互补，形成了中国古代生命意识的丰富的多元文化内涵。“三曹”皆为饱学之士，对前代文化有深入的了解，深知孔子提出的“任重而道远”的责任、使命意识，积极肯定“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的人生价值。他们对其个体生命价值的设计完全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生命观。“三曹”立功济世、成就功名的生命价值意识深深地烙入其生命观之中并成为其精神生命的支柱。他们始终不改为人生、为理想而奋斗以实现其个体生命价值的道德伦理价值生命观。汉末的儒学式微并不代表这种儒学的文化积淀已失去它的传承性和影响力。儒学的根本命脉在于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已任，志在拯时救世，为万世造太平。“三曹”的功业意识和英雄意识正是他们继承儒文化的表现。“世积乱离”的汉魏之际，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汉自桓、灵二世以来，内乱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岁月里，人之本能最强烈最迫切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对生活的留恋和对生命的珍惜激发起潜藏人们心底的主体意识。因此汉末乱世，儒家逐渐从独尊的地位退却，垄断学术界的两汉经学也渐渐为玄学所取代。加上东汉政权的瓦解，思想禁锢冰释，使得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并起，既有名、法、儒的激扬奋进，砥砺用世；也有佛、道、玄的清谈品藻，游身物外，于是入世与出世，激进与颓废，积极与消极，务实与弄玄，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奇迹般地并融于一体。当然从根本上说，汉魏之际的思潮，主要还是忧伤生命的短暂不居，人们方将生命追求转向精神追求，力图通过建功立业或名垂青史以延长生命，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以道为内核以儒为外壳的时代精神。“三曹”深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儒道思想兼收并蓄。他们都有着执着的拯世救民的生命价值追求，渴望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弘扬生命价值。当理想的实现遭遇挫折和阻挠他们借助诗的翅膀翱翔，举起酒杯一醉以解千愁，追求心灵的超尘脱俗和人格的独立完整。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价值和社会人生的关注，他们并没有沉沦于生命意识的悲哀之中，而是用献身功业的悲壮战胜这种徒然的悲哀，塑造了一种崇高的人格范型，并且影响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人。尤其是曹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的建构是中国古代士人基本人格模式的雏形的形成。一方面，曹植奉行儒家理想，其人格中多功业意识、英雄意识与拯世济民、匡时救世之志，虽屡遭挫折但并未泯灭反而更为强化，这是得力于他所深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曹植的人格中亦不乏超越性的部分，已摆脱儒家纯功利的道德藩篱，而自有逍遥于无限之境、遨游于自由之乡的情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庄子思想及道家学说最具超越性。从建安后期开始，曹植便自觉向庄子靠拢，用庄子哲学来安慰受伤的心灵，以求暂时的解脱。曹植后期创作的大量游仙诗即受惠于庄子。曹植的这一融两种不同文化性格于一身的性格特点对后世二元乃至多元的人文性格的雏形的形成和我国古典文化格局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

结语
虽然因个体情况的不同，“三曹”生命意识的特征和表现形态、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的理解、生命超越的方式、文学审美观等各有差异，但却都是我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积淀的精髓，受触发于魏晋苦难的社会现实，其中既有对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深沉慨叹，更有对人格理想、功业抱负的执着追求，都始终没有放弃对生命价值和社会人生的关注，因此可以成为我们经由传统文化的反思而认识自身心灵世界的基本途径之一。文学真实地体现时代的人文精神，展示出人类灵魂最深处的感悟与发现，因此而赢得了自身存在的品格。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弥久深远。对于传统文化的观照和解读，我们的态度当然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实际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既然我们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那么，我们就到了充分地唤醒人的生命意识、关注生命存在、观照生命本身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肯定人的自身价值、开发人的生命潜能、增强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生命境界，让生命之光把世界和自身照得更明亮更耀眼。在人类步入21世纪之时，面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生存意义和人格价值的人文思考，回眸历史，在与历史的对话与沟通中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是很有必要的。研究“三曹”的生命意识及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要把我们现代人的生命意识加以呼唤，从中进一步发掘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的生命潜能和生命活力，而这一点并未引起众多研究者注意，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此外，笔者在文章中曾提到：尽管生命意识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现象，但处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在不同的个体那里的“生命意识”的内涵、特征和表现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如中西方尽管都存在着生命意识，但生命意识的具体内涵、特征和表现形态及其在各自的人文精神领域中所居位置却迥然不同。对中西方生命意识的比较，实质上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这些差异实际就是对两种不同文化本质的探寻。反过来说，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中西生命意识及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的风貌的迥异。显然比较分析中西生命意识及表现生命意识的作品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对于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只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在笔者对此文的理论构想中不可能进行展开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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