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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李贺个人生命价值实现的选择
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李贺个人生命价值实现的选择
人的生命毋容置疑是客观的，缺陷是生命不可摆脱的一部分，人的一生存在着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不圆满，并且人的生命终究是要归于结束的。死是生命的必然结果，在死亡这个巨大的背景下人生本身就是一大悲剧，这是人的宿命和困境。
人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每个人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时空都有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成为其时空意识的基本内容。时空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宇宙的体认，对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因此它既是一种宇宙意识，也是一种生命意识。李贺在死亡背景的笼罩下一直受着病魔的纠缠，除此之外他仍经受着诸多生命的不圆满。
李贺出自宗室但承受不到李唐王朝的恩泽，“宗孙不调为谁怜”。他祖籍在陇西，偏居生活在昌谷，自然环境的美却与破落的家境不够协调。李贺写到：“我在山上舍，一亩蒿跷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这是李贺在《送韦仁实兄弟入关》中对朋友自述愁苦时的诗句。蒿跷，即贫瘠多石。意思是说，家里田土少而且贫薄，又是租种别人的，每年收割以后一边舂稻，一边听着催租吏的逼迫之声，骂声、吵闹声和舂稻之声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见他家道的贫寒，生活困窘。
李贺家乡所在的河南，当时是深受藩镇割据之害的地方，征城夺地的割据战争造成大批农民破产逃亡，“转死沟壑”。李贺的《公无出门》写到，“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断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兰客。帝遣乘轩灾自息，玉星点剑黄金轭。我虽跨马不得还，历阳湖波大如山。毒虯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鲍焦一世披草眠，颜回廿九鬓毛斑。颜回非血衰，鲍焦不违天；天畏遭衔啮，所以致之然。分明犹惧公不信，公看呵壁书问天。” 徐文长说,此篇写“四方上下俱不可往”。大大小小的藩镇成为吞食人民的毒蛇、恶狗……，而且他们的割据贪心为“毒虯相视振金环，狻猊猰貐吐馋涎。”像一条条披着金色花皮的毒蛇凶相毕露；像吞食人的种种怪兽，口滴馋涎。社会环境是如此的险恶，个体生命又是要承受多大的不圆满，这不圆满更像一个大大的寒洞，冷却、吸噬着脆弱的生命。
李贺敏锐的内心捕捉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脆弱，他深深体会到生命无法摆脱客观时空的牵制。他的灵魂受着深沉的压迫，无法像逍遥的李白、纵横的韩愈那样将灵魂摆脱一切羁绊，形成一种潇洒、雄浑的宇宙包容意识。李贺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的限制和当时黑暗险恶的社会环境阻隔，他强烈的主体精神向外得不到扩张延展，于是开始不断内敛。这样，他特别关注个体的生存状况，不懈地探求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自我存在的价值。
自我存在的价值实现正是对生命不圆满的一个弥补，李贺有着强烈的自我存在感，但他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却是一条狭窄的道路。李贺生活的时代中唐虽然和初唐、盛唐一样奉行的是开放的融合的意识形态，即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但到了李贺所在的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中唐王朝衰微的国力己经没有了容纳多种意识形态共存的气度。三种意识思想观念中，只有儒家思想是绝对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安史之乱”之后，人们都开始反思这场大动乱的根源。他们仿佛和战国的士人一样，面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横行，中央集权的式微，“尊王”、“忠君”的观念淡薄，他们想尽办法试图重建社会秩序。在李贺身处的贞元、元和年间，很欣赏提携过李贺的先辈韩愈和柳宗元等一群官员和文人，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开始打击危害国家经济的释、道两家，反对藩镇割据。并且在意识形态上使不占主流的儒家学说回归到正统地位。他们着眼于大的社会秩序，重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定位与调适合作，而不太重视个体存在状态的自由与真实。李贺身处当时社会环境中深受影响：“他们习惯于以‘共性’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不太习惯于以‘个性’为不容置疑的依据”。那个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价值的评判，仍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或功业成就为基准的，人如果不赢得社会舆论的赞扬或政治权力的认可，不取得家、家族的尊重，很难被认为是实现了‘人’的价值。这就是说儒家学说认为“对个体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评价依据仍然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道德、价值以及意义的实现。李贺生命中强烈的皇族意识是他短短一生中的重要支撑。虽然他科场遭垢，虽然他官场冷落，虽然他沉病早衰，虽然他贫寒潦倒，但他这一生仍然对这个他热爱的王朝不减忧思和期望，同时也努力实现着儒家学说认可的“共性”价值体现。
李贺深受儒家生死观的影响，他需要建立起自己活着的意义。儒家生死观中有三种方式可以使个体生命永垂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立德”需要有一种宽广的胸襟来达成有如宇宙自然一样宽广的道德人格，而李贺抑郁的性格是不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立功”则需要一个人健康的体魄和强健的精神来支撑，李贺自幼孱弱的身躯和不充实的意志力都显示其做不到“立功”，纵使他曾经有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心愿。李贺唯一可以重新实现生命价值的只剩下了“立言”。“立言”相比较于“立德”、“立功”而言，更具有一种独立性和自由性。因为“立言”立的正是个人的独特思想，这样就可以不必完全依从于一种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避免个性的全部泯灭。这对有文字天赋、有情感触动的李贺来说绝对是适合的。于是他转向有儒家精神中最具“个性”的“立言”来求得生命价值实现。李贺将他所有的怨愤化为一种动力，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希望“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他的个体生命价值能够被认可和能够永垂不朽:“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咏怀二首》)。他一方面不愿意屈服于时间，另一方面又不放弃社会性的自我价值实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令他无比煎熬。他一面明知“呕心沥血”为诗有损健康，“旧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诅是南山期”(《咏怀其二》)，一面却忍不住以此消磨本就现存不多的生命，“字字句句欲传世”(周益公《平园续稿》)。
李贺希望以此实现儒家学说认可的“共性”生命价值，证明自己曾真切的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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