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

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

沈从文“抽象抒情期”的文化阐释视阈：“人类”意识及其人类本体

本章内容提要：沈从文作为二十世纪卓然独立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思想的成熟有一个过程：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再提高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他的创作思想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达成同步同构、相佐相证。在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把关爱人类的生存及其发展作为旨意，体现了强烈的“人类”意识。本章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中的“人类”意识、人类代言人的文化身份与人类本体论的创作思想进行理解和再阐释。
 历经磨难的人类走到今日，终于奏出和平与发展的主调，异质文化多元互补交相融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之间的交流互补终于成为人们的共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已被普遍接受。在这种文化共识被普遍接受的广袤背景之下，沈从文的文化思想为当下多元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问题的思考提供了参照，因此他的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愈发凸现出来。在他的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沈从文在对城市——乡村、中心——边缘、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儒家理性文化——古楚感性文化、强势文化——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等二元对立进行自觉的文化反省、批判时，他已站在“人类”的视野之下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文化间的差异不能视为不可逾越，而应视之为文化多样共存的基础，从而使文化的二元对立走向文化的交融互渗。这样，我们可以把沈从文的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阐释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先声。由于他站在跨民族文化、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甚至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沈从文的这种多元互渗整合文化观便具有一种世界性。比利时学者J•雷米在倡导文化双向对比而交流时强调“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而各种文化又包含着各自的特色。文化交流中的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导致这样一种结果：边界这个概念不再被视为一条鸿沟，而被看作是各种文化的边缘。边界成了一个中性地带，在这里，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76]在这种文化对比、互渗交融的文化接受语境之下，沈从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世界性、文化观的深邃性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识。沈从文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世界性、文化观的深邃性具体体现在他持有强烈的“人类”意识，成为了人类整体文化的代言人。作为以人类为本体进行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一个高级阶段，沈从文在他的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真正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整体突破与融合。具体地说，他在经历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后，终于提高到创作晚期的人类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

 5、1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中的
“人类”意识和人类代言人文化身份
有学者认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越自身的象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人类历史舞台的缩影。”[77]“他的湘西成了国家问题背景下的乡土中国之代表以及考察人类心理和精神问题的微观世界”[78]沈从文的创作之所以具有世界性，就其思想内涵的深度而言，在于其实现了对人及人类的执着的终极关怀，渗透着“人类”意识。“人类”意识是一种全人类性的价值观。“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就是人类为了自身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普遍形成的信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因而它具有普适性，可以为全人类共享”。[79]这种“人类”意识，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人文价值取向和基本的人文素养，但在沈从文的创作时代，它却受到了种种非难，被斥之为抽象，或加之以人性抹煞阶级性的罪名。沈从文不改变初衷，他的价值取向始终指向人，指向人类这一终极目标。他担当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这种真正使命是“高度关注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过程。”[80]这种“人类”意识从思想方向主导着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应该说，这也是沈从文契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原因之一。
沈从文的创作思想走向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是一致的。沈从文的文化理解及阐释的视阈是从湘西本土文化到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提升，文化身份由特定民族到中华民族身份的确立，与其文化身份、文化阐释视阈转换同步的创作思想也在进一步走向升华；他逐步突破了自己的华族视野，走向“人类”意识的自觉，成为“人类”的代言人。沈从文具有强烈的“人类”意识，以“人类”的代言人作为其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身份，他始终坚持以人的方式理解人的存在，去关爱芸芸众生中人类的情爱、意识、理想所表达出的各种生命形式、生存的本真状态和终极价值。因此沈从文对人类怀有“不可言说的温暖”、“洞彻心肺”的同情，还有他钟情于人类未来理想之境所持有的坚韧不拔的生命理念。而沈从文的“人类”意识正实现了对湘西本土、中华民族国家的群体、阶级的超越，把人看作是“类”的存在，这是一种“世界主义意识”。文史学家发现，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进化论为主的人类学思想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培育出了空前的“世界主义意识”。在鲁迅、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着手编辑的“世界文学大系”收集、翻译、研究多国神话、童话小说的背后，可以看到受进化论影响而孕育出的世界一体的观念的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等新领域在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的广泛拓展，都有助于鼓舞这个信念：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比之将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种族或民族来判断，是一种更进步、更明智的思想方法，这是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普遍信念，并且在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中也反映了出来。[81]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的学问”，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逐步从早期的关注原始文化走向关注后来的现代人的生存，又从关注现代人的生存走向关注现代人的灵魂世界，这就是人类学本身的历史进展与深层向度。两相比较，沈从文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及其创作思想的转换是和人类学学科本身进展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人类学宽阔视阈普遍拓展的文化接受环境下，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已经超越了湘西文化本土立场，走向了对国家民族文化甚至全人类整体文化的反思、批判与重建。

5、2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中的生命和艺术之思
沈从文在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所写的一系列哲思散文中，到处流淌着对人的生命的沉思。一般认为，他的人生观的核心内容就是生命观。沈从文是将人生的生活形式界定为生活与生命的二元对立和互补。在人的生活层面，文化精神的特征是自在自发；而处在更高层面的生命是自为的，走向自由自觉的，以理性观照自我、他人与社会，超脱于生活，走向人的全面自由，实现自我存在的真正的价值。再进一步而言，沈从文认为，个体的生命只有在和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关联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生命的最高性质——人的神性。具有神性，是人性最本真的理想境界。神性作为生命的最高表现层次，在对生命体验时，是燃烧的激情、激荡的灵魂；在艺术精神的归聚时，则指向人类的理想之境的生存意义。沈从文洞悉了现代文明和传统理性对人的生命本真态的扼杀，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和传统儒家理性文化是实现不了对于人的生命的关怀的，相反，还可能激发人的生存和世界的存在的各种矛盾。“当前是全人类的命运都交给‘伟人’与‘宿命’的古怪时代，是个爵士音乐流行的时代，是美丑换题的时代，是个用简单空洞口号支配一切的时代，思想家不是袖手缄口，就是为伟人贡谀，替宿命辩护……”[82]心忧天下，关爱人类，使沈从文充满了焦虑意识，由人生百相、人类生存实景而生痛苦，由痛苦而走向哲学式的玄思默想。沈从文确已漫步到了世界的边缘，在边缘处对人类的生存图景进行感悟。在边缘处，他看到了人性的堕落，尤其是知识分子因为人性的堕落而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为天下忧、为百姓代言、立言”的职责，知识分子在功名利禄前节节败退不自守，终于沉论：“倦于思索，怯于疑否，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的一种阿谀不自重风。”[83]面对世人中作人的兴趣或理想的减少，面对着猥琐粗俗现象的无法逃离，面对着平凡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得失衰荣，面对着“无剪裁的人生”，面对理想在现实面前所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沈从文从沉痛中奋起，于玄思默想无声处惊雷一声：“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究竟和目的动物不同，还需要尊重。”[84]
面对生命异化失去本真态的人生百相，沈从文把艺术作为生命走向自然和谐本真的最佳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穿透人的生活表层形式直达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质的思考。“人倒很多。到处可以碰头。样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俨然都生活在一种无信心、无目的、无理想情形中。脸部各种官能因不曾好好运用，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在这种人群中散步，我总不觉要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人都有一点生存兴趣哭起来、笑起来？似乎需要一个‘神’，一种‘神话’。有个‘明天’威胁他，‘引诱’他。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来创造神与神话。”[85]对沈从文来说，发展中的生命的变化、矛盾、毁灭都是常态，而生命本身不能凝固。生命如何走向永恒，“惟转化为文学，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86]沈从文在这里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艺术使生命永恒。沈从文是将艺术视同一种生命存在。在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命发展得以永恒。他认为，凡是人类对于生命青春的歌颂，向上的理想，追求生命完美的努力，以及一切文化出于劳动的认识，种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材料、各种形式，产生创造的东西，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认可、证实，甚至得到鼓舞。因此，“凡有健康生命所在处，和个体和群体生存一样，都必然有伟大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反映生命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表现在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和分析上。”[87]
可见，沈从文是由人生生存之事实走向对生存之要义的抽象思考的，而其文学创作是其思考的载体。我们知道，艺术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人作为文艺的本体，是因为人是世界的本体，人一方面创造了物质和精神世界，又生存于其创造的世界之中，而在人所造的精神世界中，艺术的地位不可替代，因为艺术更能完整全面地承担起文化承载之功能，更能深刻地反映我们的存在之根，生命之本。“艺术作品是一种在人类面前展示人类是什么的方式，因而在人类的思想中我们就可以找到艺术作品的普遍需求。”[88]沈从文把文艺视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表达形式，他认为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之事。“他有思索，他要表现”，“他的不断写作，是俨然非写作不可，就为的是从工作的完成中就已得到生命重造的快乐。”[89]他的文学创作都是从生命出发，从生命具象走向生命抽象哲思。欲写人，首先得理解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首先必从生命所表现的各种形式出发，从意绪、爱好、感情等生命现象中揭示异化生命生存态，走向生命本真态。一般认为，生命现象伴随人的生命过程，而人作为世界主体的意绪情怀往往独立于客观文化而内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之中，不易物化于文化客体之内，所以不可能从文化对象中把握到。因此生命意义须从生命现象中把握，从而由点及线、由线而面，从总体上去理解人，揭示和敞开人的存在结构，将人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走向清醒的自我意识的存在。沈从文把情感这种生命表现现象与人生社会的偶然联系起来，“情感原出于一种生命的象征，离奇处是它在人生偶然中的结合，以及结合后的完整而离奇形式，它的存在实无固定性，亦少再现性。”[90]他认为社会缺少本真的情感诸如悲悯、真诚的爱等，反而多用理性来扼杀丰富的人性，导致仇恨与战争。“人间缺少的是一种广大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而当前个人过多的，却是企图用抽象重铸抽象，那种无结果的冒险。社会过多的，却是企图用事实重造事实，那种无情感的世故。情感凝固，冤毒缠绕，以及由之而生的切齿憎恨和相互仇杀。”[91]因此沈从文把“察明人类狂妄和愚昧”[92]当作最伟大的事业和积极的工作。
总之，沈从文是把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活动当作本体来进行抽象哲思、文化阐释的核心的。他不断地在审视自己的人生生存，更在追寻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的真正价值。这与卡西尔关于“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是生存状况的生存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93]的论断不谋而合。
5、3  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中的人类本体论之思
沈从文创作晚期云南“抽象抒情”期（1938—1946年）,他的文化理解前见走向变化，他的文化阐释视阈从华族文化整体意识转向“人类”意识。因此其文化阐释身份也从华族代言人走向为全人类立言。他立足于人的生命生存及其发展，对生命的各种具象进行抽象的哲思。这期间他的创作与理论实践上都以人的生命存在为起点，以人类为本体进行抽象抒情，关爱人类成为这个艺术家、哲人的生命的最后归宿。沈从文用文学创作承担了以人类本体为旨归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的任务。人类本体论要对人的本体存在和基本特质，对人相关的世界作出科学的解释说明。人是什么，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与周围世界是什么关系？等。这里包含了人类本体论的一系列人生观、世界观和历史观。在人类本体论看来，人是宇宙间最高的生命存在形式，全部人类活动就是永远运动和创造着的，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人这种生命存在物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他具有自由自觉的意识和意志，无论是感性活动还是理性活动，无论是思考还是实践，都渗透着这种自由自觉的意识和意志；即使人身心所存在的那无意识、不自觉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总是成为自由自觉的意志和意识的基础和潜在力量，并和它结合在一起，投入人的生命创造活动。自由自觉的意识和意志，使人成为宇宙间发出最强光辉的生命体，人靠着这种光辉照射出宇宙间与人相关的事物的意义和价值。[94]
人类本体论强调从生命的基本感觉而不是逻辑推理出发来考察人的现象。沈从文的关爱人的生命存在的思想高度是和人类本体论达到一致的，二者共同的实质在于从人的生命的某一现象出发来理解人的全部本质。“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人的行为之外，就没有其他途径了。”[95]而认识人首先得从人的个体的生命出发。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毫无疑问首先是一个生物学的个体，有着一切自然生命所共有的特征，他只能存在于自我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具有自我选择、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映的功能。但是人作为生命发展的最高形式，又有不同于一般自然生命的地方，这就在于他有意识，包括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能力，才使得人有可能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同时当作自己的对象来加以认识和考察，来探索它的意义，评判它的价值。这样，就使得人在自己生活的物质世界之外有了自己意义的世界。“意义作为我们领悟生命的方式而显示出它自己的作用的。[96]而人的活动的每一“单个”时刻都应从其整体与个体的共时向度和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历时向度中，从个体与人类的关系中去把握，得出其意义。从整体的共时和历时向度的关联看来，人的自然生命虽是短暂的，但是历史的创造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延续，个体的贡献可以在人类中得到保留，这样精神生命可以永恒。所以对个人来说，生存意义比生存本身更为重要。我们说沈从文伟大不朽，是因为他为人、为人类立言而走向永恒，“即将生命的理想从肉体分离，用一种坚固材料和更完美形式保留下来。生命个体虽不免死亡，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可望百年长青。”[97]沈从文把关爱人类生命生存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基础。沈从文常念及自己对人类的爱：“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类，解释得比任何人庄严与透入些！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象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浮着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98]
人类在面对自身身与心、人与外部世界的分离的事实时，在面对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人的根基虚无化而环顾左右无所依恃时，寻求心灵的慰藉及精神的家园，往往走上艺术审美之途或宗教之途。沈从文走向审美之途，通过艺术去恢复、发展人的感性生命力，通过艺术审美使骚功不安的灵魂说得以安宁，沈从文的文学是为人类的。沈从文这时超越了其个人意识的局限，而深入到了集体的无意识领域之中，其艺术创作不再是作为个人抒写小我之一时得失哀乐，而是作为人类的灵魂在对全体人类说话，这时“每个诗人都为千万人道出了心声，为其时代意识观的变化说出了预言。”[99]沈从文认为，“一个好的作品照例会使人类得以在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感性如何相互为缘……。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需在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肉体基本的欲望，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向一个更崇高的理想上去发展。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就是人类最艰难最伟大的工作。”[100]基于此，沈从文把文学创作作为提升人的生存状态，解救人类自身敝病的自我赎救之途。艺术是人的一种生命生存和提升方式，“文艺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本体的活动，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为了人——为了提高人自身，为了完善人自身，为了实现人的价值，为了使人得到高度自由和充分发展，为了使人更加审美化，更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大写的人。”[101]
一般认为，文艺的这种以人走向全面自由为导向的功能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的文化超越的功能之所在。一些文化元素在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约束力，如伦理、道德、政治、习俗等；另一些文化元素则在人们的想象力和自由意志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文学就是其中的异常活跃的分子。文学创作主体根据自己的文化理解，依据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超越现实文化，给文化输入新的信息。在文学世界里，于精神这个层面上，可从堕落处催人上进，从腐朽中化为神奇，从颓废处激化斗志，可营造一审美乌托邦。文学的这种文化超前性，给文化注入美的信息，和其他文化元素交换能量，并且在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导致现实文化的变革。这是沈从文审美乌托邦营造的真正意义所在，他这种人为的乌托邦世界正是为了一现实美好世界的真正出现。因此他作为文化理解和文化闸释手段的文学创作就具有了人类学性的高度，这是一个艺术家实现人类终极关怀的必然之途。沈从文的文化闸释视阈中的“人类”意识和在此基础上的对人的生命生存的哲思，正是在为人类寻找一精神园，是“梦断桃源”后的“桃源重构”[102]。这种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虽为空想，但只有这种对人类生命生存本真态的建构，才能导引人类上下求索，催人奋进，努力走向生命本真生存态的生活。因此，艺术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描述事物，而是要激发人类的情感；它们并非只是传递观念或思想，而是要促使人们去行动。”[103]沈从文创作及其作品的的人类学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104]按照沈从文的对人的理解和思索来对应我们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我们人类能够获取怎样为人的、怎样关爱自己的信息，这是沈从文对于人类的贡献，这也是沈从文创作思想的人类性的高度之所在。因此，我们可以补充成为：“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照我为人，可成其为‘人’。”如此说来，沈从文的确是永远的。

结 束 语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现象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沈从文的解读，必须把他置放在中国乃至世界二十世纪前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沈从文是独特的，是因为他的独特的文化生活经历所形成的特别的文化思想。沈从文的独特的文化接受背景、独特的文化理解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文化阐释视阈。他独特的跨文化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文化阐释的选择和变化的独特性，而这种文化阐释视阈的选择及其转换的过程正是沈从文文化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沈从文文化接受背景的凸现和其思想的表达正是以文化阐释视阈的选择来完成的，因此，对沈从文文化阐释视阈的研究可以成为沈从文文化接受背景研究和思想研究的中介。对于他的文化思想的研究，本论文仅仅只是一条途径。本论文是对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其中的阶段性的划分只是根据他的文化生活经历及其文学创作思想的变化特征的一种大致区分。而笔者的主观意图只是想把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作为理解他的文化思想的一个窗口，一个中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常有力不从心之感，一方面是由于学识浅陋又孤陋寡闻，因而常持主观之见；二方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对沈从文的文化思想的前后过程进行仔细的梳理，从他的文学作品到他的日常书信，我深感我的阅读是很匆忙的，缺少深度的思考。我特别感到了我的视野的狭窄，未能在和沈从文同时代的作家的横向对比中去展示他的独特性。诸多遗憾，只能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去一一弥补了。对沈从文文化思想的研究的路还很长很长，但我想在各位师尊的指导下努力地走下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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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5][10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P11．P1．P156．
[94][101]参见杜书瀛．论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J]．文艺理论研究，1989，（3）
[96]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P58．
[99]容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工人出版社，1987．P253．
[102]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文学评论，2000，（4）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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