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文学审美观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

“三曹”文学审美观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

“三曹”文学审美观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

以上所分述的“三曹”在其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审美观中所张扬的生命意识表现的三个方面实际上只是生命意识的三个基本方面，彼此本不能分割，且三个方面在三曹身上都有所体现和反映，文中分而论之是为着叙述和讨论的便利。“三曹”的生命意识都表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存的强烈渴望和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迫而察之，由于他们的个性、地位等的差异的存在，细分后其生命意识的侧重点各有所不同，其生命意识侧重点的不同又影响到其张扬生命意识的文学审美观的不同。
相比较而言：首先，“三曹”生命意识内容的具体表现各有所侧重。曹操胸襟宽广，气度非凡，性格奔放不羁，具有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居于领袖地位，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故其生命意识倾向于意气风发、有所作为的英雄式的生命的孤独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曹丕有着深藏不露的内向型性格而又工于心计，本人又身为公子、太子、帝王，养尊处优，位高势隆，思想上趋于保守，政治上较为守成，缺乏其父的雄才大略和进取精神，故其生命意识更多的是对生命个体终极存在价值的苦思与探求。就曹植而言，他的个性几乎和曹丕的正好相反。他具有“喜形于色”的外倾型气质，性格好动，不拘小节，洒脱无羁，真率坦诚，喜好大团圆，爱热闹，好交友，耐不住寂寞。但后来客观情况使他不得不禁若寒蝉，如履薄冰，他不得不同兄弟、友人分别，这就使他内心充满了哀苦。从公元220年起他不断地遭到排挤、猜忌、打击、迫害，成为“圈牢之养物”，[55]名为王侯，实为囚徒，人身没有自由，“身轻于鸿毛”，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磨难。而他又“执迷不悟”、“不识时务”，虽文帝、明帝都对他处处设防，他却痴心不改的多次上书，屡求自试，声言“愿蒙矢石，建旗东岳”、“甘赴江湘，奋戈吴越”。这当然为统治者所不能接受，因而也就更加重了人生的悲剧色彩，终至在“衣食不继”中抑郁而去。虽历经生活磨难，但他依然壮志不改，豪气不减。因而曹植的生命意识侧重于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更多的表现为生命主体所承受的摧抑以及由此而生的壮志不伸的哀怨和对生命理想的坚持不懈。
其次，在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三曹”各有不同。曹操主要表现为一种群体关怀；而曹丕侧重于一种个体关怀，曹植则表现为一种个体关怀与群体关怀的结合。在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理解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种是群体本位和群体关怀，视群体重于个体，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一种则是立足于个体本位，视个体重于群体，把人看成“独立”的个体，将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朝向了人性自我。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人类不同于动物，要生存就要生产要创造。而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一方面具有社会性，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群体生活；另一方面其创造实践又是通过群体中的个体劳动来实现的。所以，群体与个体相反相成，是个对立统一体。任何民族、国家和社会，都是在这统一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生命意识就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儒家的生命意识认为个体的生死不过是群体得以生存的环节乃至手段，个体价值体现在群体价值中，并在群体价值中趋于无限。因而儒家重群体而轻个体，宣扬共性而压抑个性。个体必须融入群体之中才有意义，因而也就难免被群体淹没的命运。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作出牺牲的是个体的生命。这种群体本位对群体的生命延续无疑是有益的，中国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明证。中国古代有不少的文人面对国家民族危亡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国家为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其深层意蕴中预设着永恒的生存、存在信念，人们正是凭借这种信念来克服和缓解自己对死的恐惧和悲伤。个体本位的生命意识则认为个体的生命存在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个体才有生死问题，个体具有独立的目的性、自足性，因此往往过于强调个性和个人的发展。不管是群体本位还是个人本位都有其片面性。群体与个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是生命价值的两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人的生命价值得到全面的实现。曹植身上就体现出这种群体本位和个人本位相结合的理想。
再次，就生命超越的方式而言，虽然他们都继承了原始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道德伦理价值生命观，但曹操、曹丕和曹植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途径不一。三者都试图通过建立现实的、非凡盖世的丰功伟业以使其英名能够超越肉体生命短暂的自然限度，而在千秋百代的仰慕中获得精神的永生来寻求生命的“不朽”，实现生命的终极价值。然而这条路并非坦途。立德、立言并非易事，而立功更是一条艰辛之途。曹操实际干政治，干军事，并做到曹植梦寐以求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境界，以“立功”求得了“不朽”。曹植或许可以说是非凡的文学家、卓越的诗人，虽受曹操亲炙最深重，才性气格也最相近，而在政治上他却缺乏宫廷内部的权谋机变、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个人气质上，他孤高自许、激情奔纵，因而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之中败下阵来，走不上“立功”的舞台。所以曹植只是口头上谈政治，谈军事，实际上却只能做他的辞赋文章，当他的诗人，最终只能以“立言”求得了“不朽”。曹丕一心一意想当诗人，并且已经从理论上就自觉地认识到了当诗人的伟大和光荣，真诚无比地投身其间，积极训练，积极实践，却被命运选择当了皇帝。尽管曹丕也可以称做诗人，但几年皇帝当下来，其诗人角色的份量却被冤屈地大大折扣，最终以“立功”求得了不朽。
与上述“三曹”生命意识的侧重点的不同相适应，“三曹”的文学审美观和文论也会有所不同。曹操注重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关注群体、生民、国事，而曹丕、曹植则倾向于提倡文学应当表现个人性情、日常生活，重个性、求华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三曹”生命意识及其文学审美观的异同，主要在于指出他们相同的一面，因为这一面体现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导精神、审美趣味与文学发展的总的趋向，而掌握这些将有助于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三曹”的生命意识都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的一种深刻心理体验和生活感受，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他们的生命意识是建立在热爱生命、特别是在有限的岁月里要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上的。通过他们的生命意识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时代的苦难、痛楚，及人对自身命运的关注与执着，同时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积极进取意识。他们的生命意识不是孤芳自赏式的自悯自怜、自伤自悼，也非悲戚于自我利禄得失的哀婉呻吟。他们的生命意识是融历史责任、现实使命、个人价值于一体的对社会、人生的哲理思考，体现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它不会让人消沉却有着催人感奋的积极意义。因此“三曹”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审美观都是对生命意识的自觉和积极的张扬，并没有堕入平庸。对生命的执着和珍爱与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不仅是人的一种生存欲望和本能，而且成为一种生命意识的理性自觉。对某些文人来说，其生命意识觉醒后所产生的现实人生观，便是抓住有限的生命尽情的享受人生，极力张扬个体生命中的物欲本性，沉溺轻歌曼舞、美酒佳肴、及时行乐亦或追求无为无名自足的生命境界与超现实的人生价值，消极避世。早在产生于汉末，被钟嵘誉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中就反映出这种思想情调：“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只求感观之享乐，不问来世，妥协与逃避使颓废感伤之情弥漫其中。建安之后的正始名士则忧世畏祸，不敢接触现实，掉入虚无的玄想之中，去追求无为无名自足的生命境界与超现实的人生价值，采取了消极避世的处世方式，放弃现实生命价值的实现，自然也失去终极关怀的热情。研读《世说新语》，我们不难感受到魏晋士人对衣、食、住、行、性的极度放纵，对个体生命参与实际社会活动来实现个人社会价值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漠。晋代士人的奢汰豪侈，已经达到了无耻的地步。“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这种寻求刺激、放纵享乐的生活态度发展到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一种畸形变态的纵欲了。西晋统一的短暂的几十年间文坛出现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所代表的也是这样一种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与追逐荣华的世俗观念，其中潘岳、石崇人格卑劣，为追逐权势、猎取荣华富贵几乎不择手段。他们都缺乏志在天下的抱负、建功立业的愿望、关怀民瘼的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怀、积极拯世救物的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涵盖的那种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厚德载物的社会理想、“以百姓为心”的责任意识以及注重道德节操的人文意识已消失殆尽，因而伴随他们理想失落和道德崩溃的也只有人生的迷茫、困惑与人格的蜕化。虽然其有突破汉儒传统生命价值观，追求独特人生品味的一面，但就总体而言，其提供给人们的主要是负面的东西。他们自以为这样才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其实质上不过是典型的自然生命意识的物欲本能的直接体现。但是，人毕竟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万物之灵”。我们不能忽视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觉能动的本质力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将人的自然属性视为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的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6]这是对于人类生命本质的非常精辟的论述。人的生命活动既表现为生物性的机能，也表现为社会性的情感和理智特性，只有从这个角度去体验和认识生命意识的觉醒，才能表现出人的生命的丰富内蕴。人毕竟是现实社会的人，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受触发于现实社会诸因素，生命意识觉醒后所重新建构的生命形态，无疑也应该以现实社会为基础。“三曹”面对自然永恒、人生无常的人生苦闷，采取了与《古诗十九首》等迥然不同的态度，能从惶惑、迷惘、贪图物质享受的误区中醒悟过来，唤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引发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拯世弘道的积极人生态度。“三曹”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后，建功立业和撰一家之言变成他们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自然要求和需要，而并非生命之外的什么尘累。这种生命价值意识激发了他们的生命力感，并使之借以反抗命运，超越生命的有限存在，超脱肉体生命的死亡带来的恐惧，通过拯世济物、立功扬名，撰文立言使个体生命获取不朽的价值。生命意识在慨叹生命有限的层面上得到了升华，进入到了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探索、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的另一更高层面。所以“三曹”所表现的生命意识比起《古诗十九首》等来，少了一些感伤、迷惘、恐惧的情调，多了一些理智的成分、现实的态度和慷慨的情怀，故其主调苍凉而刚健，悲愤而沉雄，不落入颓唐一路。
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生命意识对人格身心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人们的哲学思考、审美心境等等都会因生命意识的作用而得到调整与重塑。在生命意识这种深刻的审美体验的影响下，曹氏父子所要观照和表现的思想感情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文心雕龙•时序》以“雅好慷慨”概括这种创作思想。《明诗》篇述及建安文学的特色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曹植《前录自序》谈自己创作时也说“其所尚也，雅好慷慨”[57]建不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仅是雄豪如曹操、贵公子孙如曹植的人生理想，也成为整个建安时期士人的人生目标。“雅好慷慨”也已不再是曹植等人的个人趋尚，而是整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尚，并极自然地影响到文人们的创作。在曹氏父子和建安文人的笔底成为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主题。“三曹”诗歌迷人的艺术魅力之后是诗人对生命的强烈感受和真切体验，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和不断探索。这是我们科学把握“三曹”诗歌审美特质的关键，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建安诗风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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