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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初期文化阐释视阈：自我抒写外部感知
沈从文创作初期文化阐释视阈：自我抒写外部感知
本章内容提要：沈从文1924—1927年北京时期所写的湘西回忆性作品属自我性抒写，由于沈从文的文化理解与文化阐释视角是汉文化立场，从外部远距离感知湘西本土文化，因而其笔下的苗、土家等少数民族是作为异族而存在，所描述出来的苗、土家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作为异文化的表现形态而呈现的。本章所分析的是该时期沈从文的湘西文化阐释外部视阈和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之间的关系。
2、1 沈从文早期创作的乡土意识与自我抒写
沈从文初至北京一、二年间，生活困顿不堪，精神极为孤寂，但他坚持写作，以一凤凰人特有的执着和坚韧支撑着。1924年起，他发表作品，这时期他的创作明显受郁达夫和鲁迅的启迪，抒写个人的苦闷及对故乡的怀念，大多属于怀旧之作。从沈从文离开家乡寓居都市的跨文化生存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特征、其作品的乡土回忆叙述的文体特征、反映生活中郁结于心的乡愁和渴望超脱的感情基调这三个方面看来，这时期沈从文创作属于乡土小说之类。但是，此期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在其整个文化反思及批判的动态发展过程来说还属于乡土情结和乡土文化理解及阐释的发轫期，因为他对乡土意识仍只停留在情绪与感觉阶段，尚未上升到用现代历史理性去审视湘西文化的“常”与“变”，故仍只是异乡异客的离愁别绪、压抑苦闷的自我抒发，是苦闷的象征。因此他写故乡人情，展示出湘西世界的温馨人情，抒写苗家人的形象及其生活。但总体来说，缺乏对湘西及苗族文化特质的历史理性的分析，是对苗族文化的外部观照、远距离感知。沈从文的此时的文学创作一方面是由于客居异乡、文化身份迷失所产生的焦虑意识和内心压抑的艺术升华，另一方面也是谋取生活的权宜之计。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林宰平曾批评沈从文早期创作，认为沈从文写那些作品主要是为了谋生，而不是推动文学革命。林的批评使沈从文顿然醒悟，使他看到了“找条谋生路并不难，难的是生计不成问题之后，怎样对待你的生命。”[22]沈从文意识到创作思想的局限性，他的省悟，标志着他的创作思想的变化和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转换。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创作初期作品大多属于自我小说，文化理解、阐释的动机局限于自我的情绪压抑与释放，文化阐释视阈停留在包括苗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表层表现形态而缺少现代社会历史理性的深度。因此，在对于包括苗文化在内的湘西文化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上只是外部感知远距离观照，把苗文化作为异者文化形态来展示，这只是沈从文该期为抒发自我而在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策略而已。
2、2 沈从文创作初期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汉文化的阐释立场和对湘西苗、土家等少数民族文化阐释的外部视阈
沈从文自小生活在古楚感性文化遗存的辰沅间，耳濡目染，谙习各种社会风土人情。而他初到北京时，客居他乡的困顿压抑与苦闷在精神上需要释放，故乡的温情慰藉了一颗孤寂的心灵，故乡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另外20年代后期北京文化界对民俗的重视更是激起了沈从文对于故乡奇风异俗的热情。所以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故乡。这个时候，他的文化理解、文化阐释的目的是抒发小我的得失衰荣，因此该时期他创作的作品中出现的是相对于都市文化的异域苗家人物形象，再现了异于现代文明的苗族的原初的生活形态，而不是深入苗族文化精神的内核。被徐志摩誉为“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的《市集》中如此描述“我们还有机会见到许多令人妒羡、赞美、惊奇，又美丽、又妩媚、又天真的青年老奶（苗小姐）和阿雅（苗妇人）”。[23]《瑞龙》也如此描述：“扛着大的南瓜到肩膊上叫卖的苗代狗满坪走着。”[24]在《私塾》中，他写苗人“用山上长滕扎缚成的浮在水面走动的筏，”苗女“头上帕子比斗还大，戴三副有饭碗口大的耳环，穿的衣服是一种野蚕茧织成的绸锦，裙子上面多按钉银泡（如普通战士盔甲），大的脚，脚踏着划鞋，或竟穿用稻草制成的草履。”沈从文如此感奋地评论：“君，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画咧！人的年龄不同，观念亦随之而异，是的确，但这种妩媚，又野蛮，别有风光的情形，我相信，直至我老了，遇着也能仍然具有童年的兴奋！忘到这筏的走动，那简直是一种梦的神迹！”[25]那些小腰白齿、胸脯高肿的苗族姑娘，瘦小的苗代狗，还有头缠长帕，手拿包金镶银烟斗的苗族“酋长”，这些作品确浸透浓郁的异域情调，体现了相对于都市文化的文化他者生存形式，对都市文化表现形态来说，耳目一新，属于“陌生化”的抒写。
沈从文该时期的作品所采用的叙事方式、语调，以及作者的描述立场所体现出的文化身份的确引起了许多学人的关注。刘洪涛先生敏锐地把握到了沈从文的民族身份与他的文化阐释立场之间的矛盾之处：“他身上的苗族血统，但他作品却凸现了苗族作为‘他者’的存在：苗族人仿佛异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成为‘我’们观赏和感受的对象。”[26]为什么会出现“他”“我”的倒置呢？沈从文此时的文化身份究竟如何定位呢？对于沈从文的叙事背后的文化阐释者的文化身份及立场我们可以从语言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系统，既可以作元语言，也可以作隐喻手段，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还可以视作社会行动。“人类语言的存在是一个与人类生息同步的过程，与社会和文化相共，不断发展变化，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意义，在历史长河中记忆文化。信息来自差异，从声音的抑扬顿挫，到外部环境，内部心理的发展变化，都是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没有变化，没有差异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信息。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作为反映文化阶层。”[27]我们分析沈从文《在私塾》一文中写他和朋友一起去“长宁哨赶场”的情形：
“这里的场介于苗族的区域，这条河，上去便是中国最古老民族托身的地方。再沿河上去，一到乌巢河，全是苗人了。苗人酋长首领同到我们地方人交易，这场便是一个顶适中地点。他们同女儿到这场上来卖牛羊和烟草，又换盐同冰糖回去。百分人中少数是骑马，七十分走路。其余三十分则全靠坐那小船的来去。就是到如今，也总不会就变更多少。当我较大时，我就懂得要看苗官女儿长得好看的，除了这码头上，再好看没有了。”“我们可以坐到筏上去坐！一个苗酋长，对待少年体面一点的汉人，他有五十倍私塾先生和气。他的威风同他的尊严，不象一般人用到小孩子头上。只要活泼点，他会请你用他的自用烟管（不消说我们却用不着这个），还请你吃他田里公主自种的大生红薯和甘蔗，和梨，完全把你当客一般看待，顺你心所欲！若有小酋长，就可以同创这小酋长认同年老庚。”
[28]
沈从文在这里描述苗家人的生活表现形态，赞颂苗族人生活特色，其真诚热切，内心的赞赏确溢于言表，但我们可以明确他感受到他的语言所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阐释立场。他是以汉文化身份对苗族文化的表层表现形态进行远距离的观照与叙述，在民族立场上，我、他界线分明，苗汉对举而存在。这里正好反映了该时期沈从文的苗文化描述的外部视阈，而并不是苗文化内部持有者的近距离感知。
另外从沈从文作品中“苗人”一词的语言人类学视角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再次印证该时期沈从文的此时汉主流文化阐释的立场。“苗人”一词在沈从文作品中使用频率较高。从族群心理角度而言，苗族不喜被人称为苗人，甚至视之为污辱。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刻本《芷江县志》说：“苗民“且多羞称‘苗民’，自称‘峒人’，所言羞称‘苗话’，自称曰‘峒话’。”[29]我国人类学家石启贵在对湘西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之后，在他的田野民族志写作中，在分析湘西的民族冲突的原因时说：“但今之民主义尚来普及，民族岐视仍极严重。同乡共里，情感不融，因此邻居处，漠不关切。是以便成苗、汉不通婚，情理无往来。……平日言语，甚为岐视。此见丑陋物种，动辄以‘苗’为比拟。如粗碗粗筷，汉人谓之，‘苗碗苗筷’。品貌不美，汉人谓之‘苗相苗形’。不仅出于轻言，实乃有心形容。一遇纠纷，概以‘苗’为冠词。在旁苗人，有好胜者闻之，殊为愤懑，辄出而鸣不平，引起纠葛，屡见不鲜……。”[30]石启贵先生认识到了语言表达的冲突表现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民族歧视、压迫有时在日常生活语言体现出来。语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
沈从文文学作品中“苗人”一词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显示了沈从文该时期的汉民族文化主导心理，因此该时期作品创作描绘苗人生活生存形态时，他采取的是苗文化的外部视阈，从汉文化的视角去观照异族生活生存，把苗文化当作异类文化来剖析。因此作品所蕴含的民族心理或隐或显。对于沈从文此时的文化理解与阐释视角，只是他汉文化熏染的直接结果。其文化接受的根源之一在于，沈从文儿童时代所受的正统教育应为汉文化教育，包括儒家思想的浸染，“大传统”知识系统的接受。他的自传中也提到了他的私塾生涯，视孔夫子为宗师，读儒家经典《论语》、《诗经》。其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原因之二在于他的生长地——凤凰由于地处特殊的地理条件、时逢特殊的历史机缘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心态。由于凤凰是民族冲突的浪尖，作为历代政府防范和镇压少数民族的主要据点，汉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在这个地方占统治地位，其中包括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因而对于苗文化的了解，沈从文仅凭直观感性和生活的体验，缺乏跨文化、跨民族研究的参照系知识。具而言之，在沈从文的创作初期，他的文化身份、文化阐释立场是汉儒家理性文化，因而决定了他对湘西苗、土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只能是外部远距离感知与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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