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化：汉语文学语言的疏离与生长

时间：2024-10-24 14:22:21 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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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化：汉语文学语言的疏离与生长

　　“欧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至今仍在对现代汉语的应用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由于对其负面义涵的过度关注与阐释，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断裂论”以及90年代的“失语症”等带有文化纯净主义色彩的焦虑的屏蔽，“欧化”一词的正面词义被一再掏空，最终成了一个贬义词。随之而来，新文学之初的这一重要语言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化方面的合理性与价值，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有必要对“欧化”进行去蔽性的重读。

欧化：汉语文学语言的疏离与生长

　　一、汉语文学语言的“欧化”

　　本文的主要目标并不在对“欧化”一词的溯源性考证，但需要指出的是，“欧化”的概念在产生之初并不局限于文学，其内容主要包括“有形欧化即欧洲物质文明之输入”和“无形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张星烺在《欧化东渐史》一书中对欧化的媒介和内容作了全面论述，但由于该书写于上世纪30年代，涉及的内容较广，所以对文学语言的欧化现象未能作具体探讨。至于“欧化”的定义，张先生认为，即指在中国文化上留下的欧洲人创造的文明痕迹，而不管这种痕迹或影响的深浅好坏：“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①1921年，《小说月报》上有文章认为文学界存在各种各样的“欧化”，比如“英化”、“法化”、“俄化”、“意化”，甚至还会出现“日化”②，这是对“欧化”内涵的国别性拓展。

　　从影响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欧化”有时也被表述为“西化”或“外化”，很多人把中国文学接受的种种外来影响也称为西化，比如余光中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主要是“西化”③。又如张世保的《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一书，也将中国现代文化的变化称为“西化”④。由于人们习惯于将汉语受外来影响的结果称为“欧化”，故本文采取“欧化”这种习惯性称谓来涵指“西化”或“外化”。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欧化”包括了思想、价值观念、审美习俗、艺术风格、表现对象及语言形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欧化”最显著的表征却首先体现在语言的层面。只要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欧化”的首要内容就是语言文字的“欧化”，确切地讲，是白话文的“欧化”。而关于白话文欧化的具体内容，胡适认为：“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⑤按傅斯年的说法，欧化的白话文“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⑥“欧化白话文”也好，“欧化国语”也罢，都规定出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空间。

　　至于提倡汉语欧化的主要理据，胡适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文学界的一种共识：欧化的语言更细密，更能传达现代人复杂的、曲折的思想感情。或者说，“欧化”与现代人思想感情的变化紧密相关：“文字是思想底痕迹(中间只经过了一层语言的暗译)：有怎样的思想，才产生怎样的文字，才必须用怎样的文字来表现它。我们现在的思想，既比较以前的复杂而精密(至少，总是已不同了)(老实说，多半也是外化的)，是否依然能用久未改进距离适切表现的程度很远(太多单词)的旧式符号?”⑦文学内容的改变内在地要求语言媒介的改变，变化了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审美体验肯定有“旧式符号”(文言及普通白话文等)难以表达到位的地方，于是，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更具先进性的“欧化语言”便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从这一点上来讲，这种历史的选择意味着对汉语文学语言传统的大胆疏离。

　　二、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推动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汉文学语言的“欧化”进程是由哪些历史因素推动的呢?

　　毫无疑问，汉民族文化地位的边缘化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根本原因。而关键是，什么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更为直接的历史原因呢?

　　周策纵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翻译活动是“用新的翻译技巧介绍现代西方文学。……作品被译成一种语法和风格都受原来欧洲语音影响的中文”⑧。欧化译文使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新句式、新修辞、新文法等进入中国文学语言，进而改变了汉语文学语言的传统本色，这就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直接历史原因之一：文学译介活动。

　　从晚清开始，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开展，借鉴外来语言和文法去表达新思想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欧化古文”以及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人们从翻译文学中吸收的外国词汇、句法或文法等，都有欧化的影子。在疏离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下，很多人坚信从翻译得来的新字词和新语法由于不同于文言古语，因此既能更好地表达从西方输入的精深思想，又能弥补新文学疏离传统后在语言表达上的诸多空白，进而使从翻译中生成的欧化汉语成为拓展日常白话文表现功能的有效途径。

　　在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年代，翻译引进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文化界最基本的“自我解救”的路径。由于翻译文学的语言既不同于外语原作的语言，又不同于译入语国的语言，因此，汉语“欧化”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翻译文学语言的本相。“任何认真从事过翻译的人，都清楚知道翻译时‘译文腔’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把外语(主要是欧洲语)作品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译文腔’便是‘欧化’，也就是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外语的句式和句法，这是因为中西语文在语式句法等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缘故，译者过于讲究直译，‘欧化’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现。”⑨同样，在一个对传统文学充满疏离感的激进年代，人们普遍对外来文学青睐有加，于是，欧化的译语成为了一种时尚，迅速影响了新文学的语言操作，“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⑩。

　　当然，并非所有的翻译活动都指向汉语文学语言的“欧化”，比如清末马君武、苏曼殊等人采用“归化”(古典诗歌语言形态)的译法使所有译诗在语言和文体形式上都蒙上了一层“中国”色彩，但这种翻译未能给白话诗歌的实验提供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因此也就未能成为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方向的宰制性力量。

　　真正给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发展注入活力的恰恰是后来被人诟病的“直译”：“五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译迅速成为文学翻译的主流。英语文学的汉译者们开始注重对原文语言、文化、文学成分的保留，译文中的欧化成分开始增多，陌生的文化意象也频频出现，甚至出现了死译、硬译等现象，译文中异质性成分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 {11}直译的风格首先直接导致了汉语译文的“欧化”，而作为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中介，这种“欧化”的汉语译文又成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乐于模仿的语言形态，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新文学书写的语言模本，这样的文学环境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营造了“欧化”的温床。所以，直译式的译文风格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最直接的技术性原因。

　　此外，新文学界的合力倡导是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另一个直接推力。

　　新文学发轫以后，由于刻意疏离传统的文学语言，而新的文学语言形态又不可能从天而降，为了尽快创制能够取代传统文学语言的新文学语言，大多数的新文学先驱都把眼光投向了具有操作性、见效快的汉语欧化译语，极力主张向译文语言学习并大力倡导文学语言的“欧化”。鲁迅对通过翻译来创建欧化的汉语文学语言并以此丰富民族文学语言的观点显然持肯定态度，他在与梁实秋、瞿秋白等人的讨论中阐明了关于翻译语言、句法对于民族文学语言建构的积极意义。此外，他对文学语言“欧化”初始的生涩也视为常态。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从古今中外寻找依据，认为日本翻译欧美的文学，唐代翻译佛经以及元朝翻译上谕等都出现了一些“生造”的文法、句法和词法，用久了就自然了{12}。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针对瞿秋白翻译语言应该“白话化”的观点，鲁迅认为翻译给知识分子看的文章宁可信而不顺;即使是普通的群众，偶尔也应该加一些新的字眼和语法，这样的话，群众的语言才会丰富起来{13}。鲁迅把欧化译语看成了丰富汉文学语言的主要路径，不赞成瞿秋白用纯粹白话或方言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设想，因为这样的译语不利于中国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鲁迅主张要“洋气”，要“保持异国情调”，才能改进中国文学语言，输入新的表现方法{14}。

　　除了鲁迅以及前文提及的胡适、傅斯年外，沈雁冰、郑振铎等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在《小说月报》上展开的一场 “关于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中，当时新文学界的主将如茅盾、郑振铎等均表示赞同语体文的欧化。

　　三、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文化义涵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欧化”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当这种批评发展到“断裂论”、“失语症”阶段后，学界对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质疑实际上已上升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的质疑，这显然是把文学(语言)发展中必然有的“变声”现象(一种发展的、生长的常态)误释成了“失语”{15}。客观地讲，汉语文学语言在“欧化”之初，由于经验的缺乏和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的确出现了不同语言转换时所难免的生涩与尴尬，但把这种语言转型磨合期正常出现的技术性问题放大到对“欧化”的整体打压显然有欠公允。为此，有必要对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文化义涵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评估：

　　其一，“欧化”促成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正如鲁迅所言，汉语“欧化”“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这就是说，汉语“欧化”具有某种必然性。既然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进程，我们就无法回避必然改变的文化语境。当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新情感、新体验等成为汉语文学书写难以绕过的内容时，其语言的转型必然会如约而至。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诉求，并不是一帮人臆想天开的游戏。正像周扬后来反思的那样：“新的字汇和语法，新的技巧和体裁之输入，并不就是‘欧化主义’的多事，而正是中国实际生活的需要。”{16}包括关于“断裂论”、“失语症”的思考也都是以“欧化”的汉语表达出来的，这恰好反证了汉语“欧化”的实用性、合法性和历史功绩。

　　其二，“欧化”增强了汉语的生命力。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正是翻译文学带来的汉语“欧化”，使我们增多了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机会，“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表明，生物学中的‘杂合优势’，在文化领域其实也是存在的。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吸收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中国文化今天必然会面对更多的危机”{17}。汉语“欧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实践，吻合了世界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发展、生长的规律。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都有一个向外融会(外化)的过程，璀璨的古罗马文化曾被“古希腊化”，英格兰文化则经历过“盎格鲁-撒克逊化”、“凯尔特化”、“古罗马化”和“罗曼化”等等。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形成也不只有中原雅音这样一个单一的声部，而是由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许多地域性文化的不断“化入”构成的，加上西夷、北狄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等的“外化”，中华文化传统才成了一部丰富壮丽的交响乐。既然中国文化的“西夷化”、“北狄化”、“佛化”是合法的，同样，也就没有理由怀疑汉语“欧化”的历史正当性。

　　其三，“欧化”提升了汉语的表现力。如前所述，“欧化”汉语能更好地完成对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新情感、新体验的精细表达，使其与文言文、普通白话及方言相比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传统汉语是一种有效的延伸和补充，这是“欧化”提升汉语表现力的显著标志。胡适曾说：“初期的白话作家，有些是受过西洋语言文字的训练的，他们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虽然欧化的成分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的好。”{18}实际上，“欧化”作家的良好成绩说明“欧化”汉语对读者具有特殊的传播学价值，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了“欧化”汉语的表达优势和交流优势。

　　其四，“欧化”展开了汉语的多样性。除了提升汉语的表现力外，汉语“欧化”的另一个相关成果是：汉语文学语言在文言、普通白话、方言之外又有了新的选择机会，这就使得写作者在面临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体裁进行文学书写时可以随时选择、调整合适的语言形态来操作，展开了文学语言媒介上的多样性：既可以是完全的“欧化”，也可以是文白夹杂，还可以是各种语言形态融为一体，如鲁迅的《呐喊》、钱钟书的《围城》就显示出了这种语言操作方式的优势——语言的多样性产生出了审美趣味上的丰富性。

　　其五，“欧化”引发了传统文化的价值重识。实际上，正是有了汉语的“欧化”以后，才真正有了人们对古代汉语的关注与清醒认知。没有现代，也就无所谓古典。汉语的“欧化”作为一面镜子，推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字、文学、文化及价值观念等的全面反思，在可能引发传统虚无主义情绪的同时，也可能引发对传统文化的谨慎重识，进而推动像“整理国故”这样的对传统既有扬又有弃的学术思考。

　　注释：

　　① 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② 胡天月：《语体文欧化讨论》(四)，《小说月报》第12卷第12号，1921年12月10日。

　　③ 参见余光中先生所写的《论中文之西化》、《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白而不化的白话文》等文章，其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

　　④ 参见张世保著《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⑩{18}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4、24、24页。

　　⑥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选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23页。

　　⑦ C·P：《外化的句和新用的字》，《文学》第96号，1923年11月12日。

　　⑧ [美?演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394页。

　　⑨ 王宏志：《“欧化”：“五四”时期有关翻译语言的讨论》，《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谢天振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11}{17} 韩子满：《文学翻译杂合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2}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