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推荐
明清时期景德镇“都帮”伦理思想探析
论文摘要：明清时期“都帮”能成功控制景德镇瓷业，除了难得的机遇外，还与其思想息息相关。本文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都帮”的伦理思想。
论文关键词：都帮 景德镇 瓷业 伦理思想
“都帮”是明清时期活跃在景德镇、从事瓷器产业的都昌人的利益共同体，居景德镇三大帮派之首，它们几乎垄断了整个烧窑业与瓷器业，以至于康熙期问出现了“而今尽是都昌籍，本地窑帮有几家”(《陶阳竹枝词》)的局面。然而，都昌人并非景德镇土著，他们只是元、明、清时陆续来景德镇谋生的客籍人，且多由贫困或破产的农民组成。无论是技术、财力还是地域优势，他们都无法与有着悠久制瓷历史的景德镇土著相提并论，可是为何到了清朝，都昌人却能够反宾为主，一举成为景德镇瓷业霸主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目前，一些论文与著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作了一些解释。然而笔者注意到，这些解释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把都昌人的成功归结为历史机遇，如“三藩之乱”导致本地窑户破产，御用瓷器的民窑分摊制度使得本地窑户不堪重负而被迫“归田”等，而都昌人正是把握了这些“天赐良机”才成功立足景德镇的。然而据史料记载，明清时进入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外乡人不单是都昌人，还有鄱阳、乐平、抚州、丰城等地的农民。同样的历史机遇，为何鄱阳人乐平人没有把握住，偏是都昌人把握住了?
笔者认为，都昌人成功掌控景德镇瓷业，机遇固然重要(这对于任何来景的外地人都是相同的)，而其自身内在因素更是不可或缺的。要想发现都昌人成功掌控景德镇瓷业的秘密，除了寻找历史机遇等外部原因外，还必须对其内在因素作深入的研究。而本文则着重分析了都昌人的伦理思想。
一、吃苦节约创新进取
据石奎济分析，都昌人是在明朝出现生产关系的萌芽后才开始大规模地涌进景德镇。这些背井离乡的都昌人，大多都是破产的农民，以卖苦力为生，有手艺的就在景德镇做手艺，比如木匠、桶匠、泥工和裁缝等。没手艺的，他们就推车、挑担、撑船”。这些行业在当时应该是贫困的下层人干的，收入微薄，勉强维持生计。即便如此，这些行业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因为在景谋生的外地人，除了都昌人外，还有鄱阳、乐平、抚州等外地人。如果没有吃苦节约的精神，是很难立足的。比如，当“三藩之乱”导致本地窑户破产，御用瓷器的民窑分摊制度使得本地窑户不堪重负而被迫“归田”时，为什么没有任何资金、技术优势的都昌人能成功地接手这些“重负”并生存下来?原因固然很多，但起码有一点是必须的，即都昌人的“吃苦节约”精神。所以，石奎济认为，在景德镇发迹的都昌人都有“能吃苦”的特点。
后来形成的“都帮”继承了先辈们的这种精神。比如，景德镇“三尊大佛”之首余英泾，这位拥有万贯家财的巨富，竟然是“两件长褂穿一过，木板旧房度一生”；在生产上，要求“勤俭节约、减少浪费”；其厅堂挂有“黎明即起，洒扫清除”的条幅。“四大金刚”之首冯承就，在学徒期间“工作勤恳吃苦耐劳，对“烧窑业各行业业务精通”，成年后“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阎。再比如“十八罗汉”之首王家琨在拥有不菲财产的情况下，其妻竟然“白天亲自下厨房烧饭、养猪，晚上经常擂料到深夜”。
而创新进取的精神，亦明显地体现在都昌人及后来的“都帮”身上。明末清初时，景德镇本地人的制瓷技术是不外传的。都昌人想突破这种行规并染指瓷业必须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比如，“补窑原为本地魏姓专业，魏姓带了两个徒弟，但徒弟没学会，师傅就早逝了，技术失了传，于是都昌人就试着干起来了，进而由补窑而挛窑又挤进了满窑行渐渐地控制了满窑行”，还成功地插手“匣砖行、画作行、成型行、及至窑厂行”。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来景谋生的都昌人及“都帮”中，这种创新进取精神随处可见。正是因为这种精神，都昌人不但取代了景德镇土著而控制了制瓷业，而且促进了这个行业的长足发展。梁淼泰认为，正是制瓷技术被诸如都昌人等外籍工匠所掌握，才得以“保持了技术的稳定性这是景德控制瓷技艺长期不衰的关键”。
二、诚信经营和气生财
如何处理与客户的关系，对于商人来讲十分重要。“都帮”的成功，肯定与其经商之道有关。很遗憾的是，与“都帮”早期经商活动相关的已不多见，笔者手中的材料主要是近代的。在研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都帮”十分注重“诚信经营、和气生财”原则。
比如，“余英泾做生意最讲信誉二字。销出的瓷器，什么样的货卖什么样的价”，工人“在包装时，稍有错装的情况，都要受到他的责备”，“客商谈生意，不论生意成否，他都要热情接送”，对于“长工偶有差错，他总是好言开导，从不克扣工钱”。而白手起家的余旺青亦如此，他“遵守商业信誉”，“信守业务，具有高尚的商业”，同时能“保证产品质量”等。表面上，“都帮”由于控制着景德镇瓷业，看似产品不愁销路，而实际上，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一直存在着。比如，刚刚在制瓷业有一席之地时，如何突破其他窑户的封锁，把产品成功地销出?成功控制景德镇瓷业后，如何应对因帮内不同的窑户生产相同产品而导致的客户争取问题?很明显，对待客户的态度与产品质量就自然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三尊大佛”、“四大金刚”与“十八罗汉”也并非全是都昌人，也就是说即便到清朝晚期，“都帮”也未能一统天下，瓷业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行情还没有达到非买“都帮”瓷器不可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商家如想生存，其在处理与客户的关系时都得注意“诚信经营、和气生财”，“都帮”亦如此。
由于资料的缺乏，笔者未能查到明末清初时“都帮”的经商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都昌人如果不能够做到“诚信”与“和气”的话，断不可能形成“都帮”，更不可能控制景德镇瓷业。
三、见义疏财积德行善
由于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都帮”严重影响了景德镇土著的利益，以至于出现了诸如“都乐械斗”的恶劣事件。作为外乡人的“都帮”，必须正视与土著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影响都昌人能否顺利在景德镇立足与发展。正是基于此，“都帮”采取了非常谨慎的做法，即除非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而被迫积极斗争，否则以安抚为主，让景德镇土著从内心接受“都帮”，不再对其生产活动实施破坏。这种安抚主要表现为慈善活动。
比如，都昌会馆“设置义渡”、“为死难者施舍棺具”、“举办本镇民众卫生事业”、“赈济灾民”、“办学校、兴”等。都昌会馆下设“福缘社”，专门从事救济，举办公益事业。再比如，冯承就对“镇内所有公益事业，他都乐意资助，带头募捐办学、修路、修桥、修沟”，“公益事业，能慷慨解囊，尤其就荒灾连年时期，更为同情乡民”。余旺柏“见贫困者为之衣食棺葬，无所惜。镇创办小学及公局会社，必首捐巨金”。冯宗旺“慷慨好施与，有朋之有急难，以及地方公益等事，有请于君者，立应之无难色”。
说到底，“都帮”与本地人的矛盾就是利益冲突。要化解矛盾，在利益上作出一定的牺牲是非常必要的。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疏财”与“行善”在“都帮”中是非常普遍的行为，而都昌会馆“福缘社”的设立，则使这种善举上升为“都帮”集体意志。“都帮”的成功靠的不是慈善事业，但缺少了慈善事业，“都帮”把控景德镇瓷业几百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四、帮派利益至上
明末清初来景的都昌人多数是破产农民，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与本地人相提并论。可是若干年后，却能成功地控制景德镇瓷业，这与其强烈的帮派利益至上意识密切相关，而帮派利益至上的重要体现就是都昌会馆等利益共同体的建立。
这种利益共同体一直伴随着来景谋生的都昌人，万历年间都昌籍人在民窑业中已取得优势，并自成一帮，清朝出现了金兰社，后来演变成都昌会馆。都昌会馆建立时，直接表明其宗旨就是“为了防范异乡或行外的欺凌，并为同乡同行的狭隘利益服务”。具体说就是“敦睦乡谊避免同乡竞争，保证获利……沟通商业信息，交流商业经验……调解矛盾，仲裁商业纠纷”。后来，几乎每次会馆的重建，都要强调这个宗旨。蕴含其中的“同乡亲情”表明都昌人找到了共同点，并因此而成功地团结在一起。任何在景的都昌人，必须依附于都昌会馆才能够有所发展。反过来，任何损害这个集体利益的行为，都会导致“都帮”群起攻之，比如，金兰社地盘官司、1927年都乐械斗等等。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都帮”显示了强烈的宗派利益至上意识，而这种宗派利益至上意识往往使得各种冲突多以“都帮”的胜利而告终。“都帮”这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虽然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性，但是其中的团结精神，或许正是都昌帮能立足景德镇镇的原因之一。
明清时期陆续来景的都昌人及后来的“都帮”，多数是没有知识的农民及其后代，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创业史立传，而近代之前关于他们在景德镇生活创业的记录也非常少，更不用说去关注他们的思想了。但是，笔者在查阅与“都帮”相关的时始终感觉到，要想搞清楚“都帮”能在景德镇成功创业并生存的原因，离开其上的优势，单纯去作任何其他的解释难以让人信服。基于此，在材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笔者撰写此文粗略地阐述了“都帮”的伦理思想，也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明清时期景德镇“都帮”伦理思想探析】相关文章：
关于墨子伦理思想探析03-05
关于我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探析03-16
新时期档案的管理现状及对策探析03-06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探析03-05
三国时期华核的史学批评观探析03-25
质朴简介的艺术式样 典雅含蓄的建筑装饰-浅论明清时期徽03-02
探析隋唐时期仲景方在脾胃病证中的运用03-19
新时期高校财务预算治理优化探析03-22